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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
我说：“他们也这样说了。”
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
“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
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他们则是气乎乎地瞪着我。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好几次我吓得浑身打抖不敢出声。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耐心地告诉我，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我就问她：“会不会弄错呢？”“绝对不会。”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我彻底放心了，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
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互相看了好一会，最后是张青海说：“你先回家吧。”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我走过去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他红着脸对我说：
“你犯错误了，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
成年人的权威，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去向国庆求助时，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下午的时候，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劬*看到了我，他一脸奇怪地问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干什么？本来我是来上课的，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你站起来。”我慌忙站起来。他让我走出去，我就走了出去，一直走到操场中央，我四下望望，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犹豫了片刻后，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重新来到教室里，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老师，我要走到哪里去？”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
“你上午在哪里？”我扭过头去，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我才恍然大悟。我问：“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
他满意地点点头。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仔细听着他们的讲叙，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我是他领养的，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也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我却是充满了委屈，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没有人会相信我，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我接受了双重折磨。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一听到我的脚步，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她十分严肃地问我：
“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你要说实话。”
整整一天了，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写的。”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尖利地喊叫王立强，对他说：
“肯定不是他写的，我敢保证。他刚来我们家时，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然后她面向我，“我相信你。”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他说：
“小孩又不懂事，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秀英显得很生气，她指责王立强：
“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
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轻声对我说：“别哭了，别哭了，你快去擦玻璃吧。”
在家中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又呆了整整一天。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也一样放学回家，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进攻。
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向我讲叙了这样一个孩子，和我一样的年龄，也和我一样聪明（我意外地得到了赞扬），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不再气势汹汹，开始讲故事了，我凝神细听。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并且认了错。
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
“你猜，他受到批评了吗？”
我点了点头。“不。”她说。“他反而受到了表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就这样引诱我，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两个达到了目的的成年人总算舒了一口气，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椅子上，古怪地看着我。他们既没有称赞我，也不责骂。后来是张青海对我说：
“你去上课吧。”我走出了小屋子，穿过阳光闪烁的操场，心里空荡荡地走向了教室。我看到教室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来向我张望，我感到自己开始脸红了。可能是三天以后，那天我很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走进教室时我吓一跳，张青海独自一人坐在讲台后面，讲台上放着他的讲义。他看到我立刻招了招手，我走到了他身旁，他轻声问我：“你知道林老师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她呢？她甜美的嗓音在那间小屋子里责骂恫吓过我，也是她说过我聪明。我点点头。
张青海微微一笑，神秘地告诉我：
“她被关起来了。她家里是地主，她一直隐瞒着，后来派人去调查才知道的。*蔽*吃了一惊。林老师被关起来了？前几天她还和张青海一起审问我，那么义正词严，那么滔滔不绝。现在她被关起来了。张青海低头看他的讲义去了，我走到了教室外面，望着对面那间小屋子，心里反复想着林老师被关起来，这令人吃惊的事。那时有几个同学走了进去，我听到张青海又在轻声告诉他们这些了。老师的微笑让我害怕，在那间小屋子里，林老师和他显得那么同心同德，现在他却是这样的神态。
回到南门应该说，我对王立强和李秀英有着至今难以淡漠的记忆。我十二岁回到南门，十八岁又离开了南门。我曾经多次打算回到生活了五年的孙荡去看看，我不知道失去了王立强以后，李秀英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至今。
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我七岁那年，王立强决定让我独自去茶馆打开水。他说：“我不告诉你茶馆在哪里，你怎么去呢？”这个问题让我想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欢快地说：“我去问别人。”王立强发出了和我一样欢快的笑声。当我提着两只热水瓶准备出门时，他蹲了下来，努力缩短他的身高，以求和我平等。他一遍一遍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就将热水瓶扔掉。我当时十分惊讶，那两个热水瓶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昂贵的物品，他却让我扔掉。“为什么要扔掉？”他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摔倒在地的话，瓶里的开水就会烫伤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口袋里放了两分钱，提着两个热水瓶骄傲地走了出去。我沿着那条石板铺成的街道走去，用极其响亮的声音向旁人打听，茶馆在什么地方。我不管此后的打听是否多余，依然尖声细气喊叫着。我小小的诡计一下子就得逞了，路旁的成年人都吃惊地看着我。我走入茶馆时，用更加响亮的声音将钱递过去，收钱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她捂着胸口说：“吓死我啦。”她的模样让我格格笑出声来，而她则迅速转换成了惊奇。当我提着两瓶水走出去时，她在后面提心吊胆地说：
“你提不动的。”我怎么会扔掉热水瓶呢？他们对我的怀疑，只会增加我的自得。王立强在我离家时的嘱咐，在路上变成了希望。希望在想象里为我描绘了这样的情形，当我将两瓶开水提回家时，王立强是那样的欣喜若狂，他高声喊叫李秀英，那个床上的女人也走过来了，他们两人由衷地赞叹我。
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我咬紧牙关提着那两瓶开水往家走去。我时刻鼓励着自己，不要扔掉，不要扔掉。中间我只是休息了一次。可我回到家中以后，王立强令我失望地没有流露一丝的吃惊，仿佛他早就知道我能提回家中似的接过了水瓶。看着他蹲下去的背影，我用最后的希望提醒他：
“我只休息了一次。”他站起来微笑了一下，似乎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彻底沮丧了，一个人走到一边。心想：我还以为他会赞扬我呢？
我曾经愚蠢地插在王立强和李秀英的夜晚之间，为此我挨揍了。强壮的王立强和虚弱的李秀英，他们的夜晚是令人不安的夜晚。我刚来他们家时，每隔几天我上床睡觉后，便会听到李秀英的哀求和呻吟之声。那时我总是极其恐惧，可是翌日清晨我又听到了他们温和地说话，一问一答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地来到我的耳中。
有一天晚上，我已经脱了衣服上床睡觉，在床上有气无力躺了一天的李秀英，那时突然尖利地喊叫着我，要我过去。我穿着短裤衩，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哆嗦地推开了他们的房门，正在脱衣服的王立强满脸涨红地将门踢上，怒气冲冲地要我滚回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我又不敢走开，李秀英正在里面拚命喊叫我。我只能又冷又怕地站在门口，浑身打抖。后来可能是李秀英从床上被窝里跳了出来，这个穿潮湿一点内衣就会发烧的女人，那时候不顾一切了。我听到王立强在里面低声喊道：“你不要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