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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就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十五章
在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深秋季节里，泛滥成灾的秋水终于消退。满坡的高粱红得发了黑，遍地的芦苇白得发了黄。清晨的太阳照亮了被第一层淡薄的白霜覆益着的广漠原野，十七团的大队人马静悄悄地开拔了。他们牵着成群的骡马、蹦蹦跳跳地越过了残破不全的蛟龙河桥，消逝在河北的大堤外边，再也见不到踪影。
十七团大队人马撤走后，原十七团团长鲁立人就地转业，当上了新成立的高东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上官盼弟被任命为大栏区区长，哑巴被任命为区小队队长。哑巴率着区小队，将司马库家的桌椅板凳、坛坛罐罐分送到村中百姓家，但白天分下去的东西，晚上便全部送回到司马家大门口。哑巴带着人，把一张雕花大木床抬到我家院子里。母亲说：“我不要，不要，抬回去！”
哑巴却说：“脱！脱！”
母亲对正在缝补袜子的上官盼弟区长说：“盼弟，你给我把那床弄回去。”
盼弟区长说：“娘，这是时代潮流，你不要抗拒！”
母亲说：“盼弟，司马库是你的二姐夫，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在我这儿养着，等他回来，他会怎么想！”
母亲的话让上官盼弟陷入沉思。她放下破袜子，背上短枪，匆匆跑出门。跟踪而去的司马粮回来对我们说：“五姨跑到县政府去了”司马粮还说，一乘双人小轿，抬来了一个大人物，十八个背着长短枪的士兵护卫着他。鲁县长见了他，就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恭敬。据说，这个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专家，曾经在潍北地区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
哑巴带着一些人，把那张大床抬了回去。
母亲松了一口气。
司马粮说：“姥姥，咱跑吧，我觉着要出大事。”
母亲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粮儿，放心吧，就算天老爷带着天兵天将下了凡，也不会把咱们这些孤儿寡妇怎么样。”
大人物始终末露面，司马家大门口站着双枪门岗，背着盒子炮的县区干部穿梭般出入。那天我们放羊归来时，正碰着哑巴的区小队和几个县、区干部押解着棺材铺掌柜黄天福、卖炉包的赵六、开油坊的许宝、香油店掌柜金独奶子、私塾先生秦二等一干人在大街上行走。被押的人一个个缩肩弓背，神情不安。赵六拧着脖子说：“弟兄们，这是为了啥？你们欠我的包子钱一笔勾销行不行？”
一个撇着五莲山口音、嘴里镶着铜牙的干部抬手便扇了赵六一巴掌，厉声骂道：“妈拉个巴子！谁欠你的包子钱？你的钱是哪儿来的？”
被押解的人再也不敢说话，都灰溜溜地低了头。
夜里，冻雨窸窣。 一条人影翻过我家墙头。母亲低沉地问道：“谁？”
那人急行几步，跪在我家甬路上，说：“弟妹，救命吧！”
母亲说：“是大掌柜的？”
司马亭道：“是我，弟妹，救救我吧，明天他们要开大会枪毙我，看在我们多年乡亲的份上，救我一条狗命吧！”
母亲沉吟几声，拉开房门。司马亭闪身进来。
他的身体在黑暗中哆嗦着，说：“弟妹，弄点东西给我吃吧，我快要饿死了。”
母亲递给他一个饼子，他接过去狼吞虎咽。母亲叹息着。司马亭说：“嗨，都怨老二，和鲁立人结下了怨仇，其实，我们还是要紧的亲戚呢。”
母亲道：“别说了，啥也别说了，你就躲在这里吧，孬好我也是他的丈母娘。”
神秘的大人物终于露面了，他坐在席棚中央，左手把玩着一块紫红色的砚台，右手玩弄看一支毛笔。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块雕刻着龙风图案的大砚台。
大人物尖溜溜的下巴，瘦长的鼻梁，戴—副黑边眼镜，两只黑色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闪烁着。他那玩笔砚的手指又细又长，白森森的，像章鱼的腕足。
这天，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镇的最穷人代表，黑压压一片，站满了司马家半个打谷场。人群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岗哨都由县大队和区小队队员担任。
大人物的十八个保镖，站在台了上，一个个面孔如铁，杀气逼入，好像传说中的十八罗汉。台下鸦雀无声，孩子们懂点人事的便不敢哭泣。不懂人事的刚一哭泣便被奶子堵住嘴。我们围绕着母亲而坐。与周围惶惶不安的村民相比，母亲表现出惊人的镇静。她专心致志地在裸露的小腿上搓着纳鞋底用的细麻绳，洁白的麻丝儿在她腿肚子一侧吐噜吐噜地旋转着，在她的腿肚的另一侧，随着她手掌的搓动，结构均匀的麻绳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这天刮着阴冷的东北风，蛟龙河里冰凉潮湿的水气袭上来，使坐在场上的百姓嘴唇青紫。
大会正式开始前，场外一阵骚乱。哑巴和区小队的几个队员把黄天福、赵六等十几个人押到了场外边。被押的人都被五花大绑，脖子后边插着纸牌，纸牌上写着黑字，黑字上划着红叉。百姓们见到那些人，都慌忙低了头，连一个敢议论的也没有。
大人物稳稳当当地坐着，他那两只黑眼睛一遍一遍地扫视着台下的百姓。人们把头扎在双腿之间，生怕被大人物看到自己的脸。在大人物的威严下，母亲竟然大搓麻绳，显得格外注目，我分明感到，大人物阴鸷的眼睛在母亲的脸上做了长时间的停留。
鲁立人头上缠着一条红带子，唾沫横飞地发表了一通演说。他得了头痛病，吃药无效，只好用缠红带子的方式来减轻痛苦。他讲完话，到大人物身边请示。
大人物慢吞吞地站起来。鲁立人说：“欢迎张生同志给我们做指示。”
他带头鼓掌，百姓们楞楞地望着台上，不解其意。
大人物清清嗓子，慢条斯理地，把每个字都抻得很长。他的话像长长的纸条在阴凉的东北风中飞舞着。几十年当中，每当我看到那写满种种咒语、挂在死者灵前用白纸剪成的招魂幡时，便想起大人物的那次讲话。
大人物讲完话，鲁立人随即发布命令，让哑巴和区小队的队员，还有几个屁股上挂着盒子炮的干部，把十几个捆绑得像棕子一样的人押上了土台子。他们把台子站满了，挡住了百姓观看大人物的视线。鲁立人下令：“跪下！”
这些人，识趣者立即下跪；不识趣者被踢着腿弯子下跪。
台下的群众低着头，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左右的人，有大着胆瞥一眼台上的，但一看到那些跪着的人们鼻子尖上拖着的长长的清鼻涕，便迅速地低了头。
这时，一个瘦人从台下的人群中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用嘶哑的嗓子颤抖着说：“区长……我……我有冤枉啊……”
“好！”
上官盼弟兴奋地大叫着，“有冤枉不怕，上台来说，我们给你做主！”
群众的目光一起扫向那瘦人。瘦人就是磕头虫。他那件烟色绸褂已经破烂不堪，一只袖子基本脱落，露着半个漆黑的肩膀。那个原先路线笔直的大分头乱糟糟的，成了一个老鸹窝。他在阴风中哆嗦着，灰白的目光胆怯地四处张望。
“上来说嘛！”
鲁立人道。
“事儿不大，”
磕头虫道，“我在下边说说就行啦”“上来！”
上官盼弟道，“你是叫张德成吧？我记得你娘挎着篮子要过饭，苦大仇深嘛，上来说。”
磕头虫罗圈着腿，从人群中弯弯勾勾地绕到台前。土台子约有一米高，他往上跳了一下，胸前沾上一片黄土。台上一个身高马大的士兵弯下腰，抓住他一只胳膊，猛地往上一提，磕头虫双腿蜷曲，吱吱哟哟地叫着上了台子。士兵把他掷在台上，他的双腿像踩着钢丝弹簧一样，身体上下耸动，好久才站稳。他抬头望望台下，猛然发现了那数不清的含义复杂的目光。他双腿打着摽，扭扭捏捏，结结巴巴，啰嗦了半天也没说清一句话，侧身就要往台下哧溜。身高体胖、气力不让男儿的上官盼弟抓住了他的肩头，用力地往后一扳，扳了他一个趔趄。他可怜地咧着嘴，说：“区长，放了我吧，权当我是一个屁，您放了我吧。”
上官盼弟汹汹地问：“张德成，你倒底怕什么？”
张德成说：“我光棍一个，躺下一条，站着一根，没有什么好怕的。”
上官盼弟道：“既然啥都不怕，为什么不说了？”
张德成道：“没什么大事，算了吧。”
上官盼弟道：“你以为这是闹着玩吗？”
张德成道：“区长别生气，我说还不行吗？我今日豁出去了还不行吗？”
磕头虫走到秦二先生面前，说：“二先生，您也算是个有学问的人，您说说，我跟您上学那阵子，不就是打了一次瞌睡吗？可您用戒尺把我的手打得像小蛤蟆，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您当时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
“回答他的问题！”
上官盼弟大声说。秦二先生仰起脸，翘着下巴上的山羊胡须，嘤嘤地说：“年代久还，记不得了。”
“您当然记不得了，可我还牢牢地记着！”
瞌头虫情绪渐渐激昂起来，话语也开始连贯，“老爷子，您当时说，‘什么张德成，我看你是磕头虫’。就这么一句话，我这辈子就成了瞌头虫了。老爷们叫我瞌头虫，老娘们叫我瞌头虫。连抹鼻涕的孩子也叫我磕头虫。就因为背上了这么个臭外号，我三十八岁的人了，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哇！您想想，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个磕头虫？我惨哪，我这辈子倒霉就倒在这个外号上……”
磕头虫动了感情，竟然鼻涕一把泪两行。那个镶铜牙的县府干部揪住秦二先生花白的头发，使他的脸仰起来。
“说！”
县府干部厉声问，“张德成揭发的是不是事实？”
“是，是。”
秦二先生的山羊胡子像山羊尾巴一样抖动着，连声答应。县府干部把他的头往前一推，秦二先生的嘴巴便啃到了泥巴。“继续揭发！”
县府干部说。
瞌头虫用手背沾沾眼睛，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鼻尖用力一甩，一坨冻鼻涕像鸟屎一样飞到席棚上。大人物厌恶地皱皱眉头，掏出洁白的手绢擦拭眼镜片。他冷静得像一块黑石头。磕头虫说：“秦二，您是势利眼，司马库上学那会儿，往您夜壶里装蛤蟆，爬到房脊上编快板骂您，您打他了吗？骂他了吗？给他起外号了吗？没有没有全没有！”
“好极了！”
上宫盼弟兴奋地说，“张德成揭露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秦二不敢惩治司马库？因为司马库家有钱，司马库家的钱是哪里来的？他不种麦子吃白馍，他不养蚕穿绫罗，他不酿酒天天醉，乡亲们，是我们的血汗养活了这些地主老财。我们分他家的地，分他家的浮财，实际是取回我们自己的东西！”
大人物轻轻地鼓了几下掌，表示对上宫盼弟慷慨陈词的赞许。台上的县、区干部、武装队员都跟着鼓掌。
磕头虫接着说：“就说这司马库，他一个人娶了四个老婆，我连一个老婆也没有，这公平吗？”
大人物皱起了眉头。
鲁立人道：“张德成，不说这些了。”
“不，”
磕头虫，“这才诉到我的苦根上，我磕头虫也是个男人是不是？两腿之间也浪当着那玩艺儿……”
鲁立人站在磕头虫前，挡住了他的表演。鲁立人用很高的嗓门，盖住磕头虫的吵嚷，他说：“乡亲们，张德成的话虽然粗鲁一些，但却揭示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