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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门外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门声。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经也紧张起来了。两个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声站了起来。周金对大家说：“不要慌张。
没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男子汉！“然后叫周炳去开门，自己站在窗前，仰望着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烟。周炳扭亮了神厅的电灯，打开了大门，跳进来一个漂亮而壮健、大眼窝、大嘴巴的年轻小伙子，原来是杨承辉。他把雨衣一扔，就冲进神楼底，气急败坏地说：
“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反革命分子动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让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勉强坐下，把刚才他怎么回学校开会，怎么远远地看见大批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学校，怎么向附近小铺子打听，那小铺子老板怎么告诉他是抓共产党，已经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周榕说：“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药了。”周金说：“那自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是的呢？你刚才还说，不要过于悲观颓丧，话是说得早了一点，如今倒真地用得着了。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本来事前应该料得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走了，你们不是党员，你们怎么样？”杨承辉说：“我是学医的，平时又没有怎么出头露面，我用不着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风头的，他太红了。”周炳说：“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当下决定三个人都走，就吩咐杨承辉去通知区苏，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们转知所有的朋友，暂时不要上周家来。杨承辉和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这古滔本来是香港的罢工工人，后来罢工结束，很多人留在广州做工，他也在普兴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他听了情况之后，又和杨承辉约定，每逢阳历五号、十号的晚上，在海珠公园的东南角上会面。这边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动起来。杨承辉前脚一走，他们三兄弟跟着就带上一点现款，对周铁和周杨氏只说要上韶关去几天，就连夜溜出来了。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一眨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他们并没有觉着害怕，也没有觉着哀愁，只觉着有一股无名的愤怒填满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处是湿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他们想遍了亲戚朋友，都没有合于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馆去开房间，又觉着不妥当。想找间空屋破庙，倒也不难，只是叫人撞见了反为不美。想来想去，还不如租一只小艇子在珠江上过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们就雇了一只小艇，讲明六毫钱过夜。三个人上船之后，叫把船从珠江北岸摇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堑口附近湾泊。他们上岸，找一间叫做“二厘馆”的那种炒粉馆喝过茶，吃过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只有周榕一个人睡不着。他靠着船篷的窗口坐着，望着面前的迷蒙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静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过，只听见十分细碎的脚步声。在笨重的黑夜的掩盖之下，一点也看不清她的颜容。远处，西濠口的灯光像大火燃烧一般地明亮。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他嗅着那一股又腥又咸的凉风，仿佛有人血的味道，不觉用手捂住脸孔，唉地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对她说了。她听了之后，义愤填膺地说：
“你们别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蒋介石这样的坏心肠，我可看不上眼！一个人不讲天理良心，看他当堂就会得到报应。不要紧，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你们只管对人说我是你们的干娘，包管你们没事儿。那姓蒋的也不会长久的，等他倒了台，你们再回家不迟！”
从此之后，他们就躲藏在这芳村冼大妈的竹寮里。白天，看看书，看看报，下下棋，喝喝酒。晚上，周金和周榕就出去活动，经常搞到深夜才回来。他们把周炳留在家里，不让他出去，他只好整夜整夜地跟着冼大妈东拉西扯，聊天过日子。冼大妈听得多了，也就慢慢明白。后来，她不单给她这几个干儿子买东西，洗衣服，也逐渐给他们送信，传消息，和他们的朋友都相热了。有一天，冼大妈从区苏那里带回来一个口信，说陈文娣要在五月四日那一天跟何守仁结婚，周炳叫她千万莫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榕，又把陈文娣和他二哥的关系，陈文婷和自己的交情一五一十都对冼大妈说了，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点支持和安慰。但是冼大妈吐了一口唾沫说：“呸！我守寡二十多年还没嫁，他男人还活着倒嫁了。这样人家的姑娘有什么好希罕的？你那个表妹，依我说，万万要不得！”这真是把周炳弄得心乱如麻。他本来悄悄写下一封信，准备寄给陈文婷，约她到西堤“大新公司”会一会面，听见冼大妈这么一说，又不寄了。时局一天比一天坏。那些传说广州就要暴动的消息看来总不能证实。说海、陆丰农民已经暴动起来，已经夺取了县城，并且已经成立了人民政府，又不知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吧，海、陆丰离广州多远哪，”他想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广州呢？”可是那些讨厌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多。不是说某某人被枪毙了，就说是某某人失踪了，某某人逃走了。周炳看得出来，他大哥跟二哥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一天比一天沉重，后来简直整天整夜地躺着，既不看书、下棋，也不出去活动，最后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他问他们，他们什么也不说；他要出去看看，他们又不允许。这一下，把周炳急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他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得开交。最后，他把写给陈文婷的那封信拿给大哥、二哥看。周榕看了，只是平静地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她不会跟你见面的。”周金却暴躁如雷地跳起来骂道：“给她写信？约她见面？你想想看，她家有的是买办、奸细、卖国贼、忘恩负义之徒，哪里有过一个好人！”周炳觉着无话可说，把信又收了起来。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早上，时局更加紧张，情况更加危险，周金、周榕都出去了，剩下周炳一个人在家，再也沉不住气。他先拿出区桃的小照片看了那么一个钟头，然后珍重地把那小照片放进表袋里，觉着浑身都不自在。他走到竹寮大门旁边，大门从里边闩着。他从门缝里朝外边窥探，看见外面那一片菜地上，如今正种着黄瓜，瓜蔓缠在竹架上，正拚命地往上攀。上面是热烈的太阳，是广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春风，——那春风，掠过瓜棚，把一股清香，微带苦味儿的清香从门缝里吹进来，闻得人心清肺润，十分舒服。他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光明的前途，幸福的预感，紧张的生活，——毁了！东园，南关，西门，三家巷，许多的好朋友，最心爱、最心爱的舞台，——没了！我自己把自己拴在这竹寮里，唉，孤独呵！苦闷呵！寂寞无聊呵！我如果像那一片云，那一只相思鸟，那一只小蝴蝶，出去飞一下，多好！”但是他又立刻回答自己道：“不行，不行，哥哥们不叫出去！”于是他只好拿起周金的生切烟包来，卷了一根很粗的烟来抽。他不会抽烟，呛得很厉害，可是他等呛完了，又使劲再抽。
过了一会儿，他的全身筋肉都跳动不停，他实在熬不住了，于是又自言自语道：“这十几二十天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不知道她会多么难过！究竟把我当做活着呢，还是死了呢？留着呢，还是跑了呢？不知道她多少晚上失眠，流了多少眼泪，咬碎了几个绣花枕头！我能够这么忍心，连字条儿都不捎个给她么？陈家没有一个好人，何家也没有一个好人，但是陈文婷、何守礼、胡杏这些，究竟是一些例外！陈文雄的心肠是毒辣的，陈文娣的心肠也是毒辣的，——她今天晚上就另有新欢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了。陈文婷可不一样呀！她在家庭里面也是孤独的，苦闷的，寂寞无聊的。一定是这样！我怎么能够残忍到这般田地，把她甩开不管，让她孤立无援，痛苦难堪，抱怨天下男子无情无义呢！”这样子，他偷偷在信封上贴了邮票，打开竹寮的大门，走上街去，把那封写好了、压下来的信给陈文婷寄去了。
五月四日那天晚上，何家为了何守仁和陈文娣举行婚礼，在有名的西园酒家大排筵席。到的客人之中，有何应元的朋友和同僚，有何守仁的同学和同事，有陈万利和陈文雄的同业，也有陈文娣的同行，再加上何、陈两俯的亲戚世交，简直是古语所谓冠盖云集，洋洋大观，比陈文雄跟周泉结婚时候，那气派和排场，又胜一筹。这些贺客，有坐汽车来的，有坐轿子来的，有坐包车来的；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革履的，有穿中山装、学生装的；堂客有穿旗袍的，有穿长裙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大襟衫、长裤的，也有穿学生衫裙的；有说广东话的，有说外江话的，有说英国话的，还有说法国话的。简直把个“西园”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