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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离得不远，我来回走了两遍，想着他们两人在这条路上的种种交往，总是走着走着就把脚步放慢下来。然后到民族剧院大门口的两人雕像前久久伫立，看着他们两人并肩而立，身前的花环上还挽着一条昨天新挂上去的标语。
魏玛的朋友告诉我，这里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政党竞选，总喜欢把自己的标语挂到歌德、席勒的花环上，好像两位大师是他们的后台。
这很幽默，而且连非常尊重歌德、席勒的魏玛人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们很清楚，一切过眼烟云必然会飘绕于千古峭壁，而千古峭壁也不会拒绝，拒绝了，就显得过于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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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无聊
德国到处是森林和河流。沉郁的墨绿色延绵无际，不时有一道冷漠的瓦蓝色穿过，两者都严肃而深奥。
比之于精雕细刻的奥地利和人气蓬勃的法国，德国的原野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界的整体雄魂。看不出具体的表情，像低浑而不华丽的歌吟，或者是不作修饰、也不分段落的大篇文章。在德国旅行不会时时指点、声声惊叫，却也不会困倦。一种蕴藏在单调里的厚度，使你莫名其妙地精神健旺。
但到了中南部，情况大变。在莱茵河、美因河、摩泽尔河流域，大地陡然一片爽朗和波俏。别处也有古堡，大多是在山上，而这里的古堡却紧贴着河岸，依傍着葡萄园，葡萄园产酒，于是那古老的建筑便晃荡在水和酒的倒影里边了，全盘活了起来。
当年倒影中还有披风飘飘的骑士，他们在古堡和葡萄园里进进出出，不久便酒意阑珊，挤进了狂欢节的人潮。只是狂欢节并不常有，他们大多无处可去，早早地在古堡里酣睡。他们身边可能还会有一两个陌生的客人燃灯长坐，涂涂抹抹地写着乐谱和诗稿。
今天我上山走进了海德堡最大的古城堡，抬头四顾，实在是险峻、巨大、雄伟。站在平台岗楼上可以俯视脚下的一切水陆通道、市镇田野，当年如有外敌来袭或内乱发生，悉在眼底，而背后的几层大门又筑造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城堡内屋宇森罗轩敞、地面高低盘旋，可以想像当年贵族王侯们安全而又不安全、舒适而又不舒适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威权，也是一种囚禁，那年月大地荒蛮、群雄割据，威权的专利便是如何把囚禁自己的监狱造得漂亮而牢靠。
就在这个城堡里，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酒桶。
这个酒桶还有名字，叫卡尔·路德维希酒桶，安放在城堡中心广场西边一座碉堡形的建筑中。酒桶卧放，高七米，长八米多，站在地上仰视就像面对一座小山。酒桶下端有阀门，是取酒的所在，但怎么把酒装进去呢？那就要爬到上面去了。为此，桶的两边有四十多级木楼梯，楼梯上还有几个拐弯，直到顶部。
我看到楼梯陡峭，就很想去攀爬，当然也想看看顶上那个装酒的口阀。但又觉得这楼梯也算是文物了，一定不允许游人上去，便东张西望一会儿快快离开。在城堡的内院遇到车队的伙伴，就自告奋勇地带领他们去看大酒桶，这时我已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去向管理人员说明我们的采访任务，申请攀爬那酒桶楼梯呢？
待我领着大伙浩浩荡荡进去，找到一位管理人员，正想动问又犹豫了，因为他的脸像这城堡一般阴森冷漠。转念一想，既然走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硬着头皮问吧，谁知他毫无表情地吐出来的话竟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爬？请吧，但要小心一点。”
我们一爬，一大堆日本旅客也跟了上来，酒桶边悬挂起两条长长的人龙，它显得更大了。
楼梯爬到一半，看到酒桶外侧的墙上有一些很小的窗洞，可能是为了空气流通。楼梯的尽头就是酒桶的上端表面，可以行走，装酒的阀门倒是不大，紧紧地拧住了。
下楼梯回到平地再抬头，心想这么巨大的贮存量，即便全城堡的人都是海量酒仙，天天喝得烂醉，也能喝上几十年。据记载，这个酒桶可容纳葡萄酒二十多万升，城堡开宴会时如果宾客众多，一天就能喝掉二千多升，人人烂醉，等醒了以后再把酒桶加满。
当时城堡远近有那么多葡萄园都是为了酿酒，技术高超的酿酒师可以从欧洲任何地方聘来，因此贮存的都是上好美酒。监狱般的城堡虽然无比枯燥却有那么多美酒，枯燥也就变成了安逸。城堡的主人一定要把这种安逸无数倍地放大，于是造出一个巨大的酒桶来许诺。任你封锁千日、围城数载，你们围住的是一种醇洌的享受！我估计这个城堡的主人一定遭受过枯竭的恐惧，因此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对未来危机的隐忧。大得不能再大的酒桶傲视着小得不能再小的窗洞，窗洞外不可预料的险恶土地为万斛美酒的贮存提供了理由。这个酒桶除了可以傲视土地外还可以傲视岁月，城堡里的时空全由它来开合放收。
但是，我眼中的这个酒桶又蕴藏着一个问题：它再大也只能贮存一种酒，那么它所许诺的几十年，对于这个小小的城堡而言在口味上是否过于单调？几千几万个醉态醉梦都如出一辙，这岂不成了生态上的另一个监狱？
于是，它在无意之间完成一个逻辑转换。为了安全和安逸，必须营造许诺和保障，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营造单调和无聊。
但事实上，单调和无聊的生活，并不是安全的保障。十七世纪后期，这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城堡居然被法国人攻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堡的守卫者都喝醉了。
无聊暴露了虚弱，因此从城堡出走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城堡渐渐冷清，被解除戒备，成了城堡之外的土地上的一个景观。
数百年匆匆过去，今人从外面踏进城堡，反而有一种阴暗中的心虚、曲折中的胆怯、陈旧中的慌乱。蹑手蹑脚地走了半天才开始踏实，因为我们大体看清了当年这里的无聊。
古人的繁忙和古人的无聊只要留下遗迹，都可以被今人欣赏，但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是，欣赏无聊的遗迹更有味道。
繁忙，大多是一种蒸腾的消耗。
学生监狱
海德堡早已是一座工业城市，就文化景观而言，择其要者，除了那个老城堡，就是海德堡大学了。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没有围墙，因此学生们弥散四周，处处可见，使这座城市又被称为大学之城，青春之城。
一座城市填充了那么多亮丽的生命真是福分，满街的活力使老墙古树全都抖擞起来。中心商业街也与校园连在一起，结果，连一般市民也有了一种上学心态，而且永远不能毕业。一有空就喜欢浑身斯文、满脸新潮地坐在咖啡座上，他们把大街当作了课堂。
我对海德堡大学的最初了解是因为一个人。忍不住，便在街边书摊上与两位大学生搭讪，问他们什么系，答是社会学系，我想正巧，便紧追着问：“你们那里还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学派吗？”他们说：“他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太老太老，我们已经不读他的书。可能老师中有他的学派吧。”
我很怅然，继续沿着大街往前走。突然在一条狭窄的横路口上看到一块蓝色指示牌，上面分明写着：学生监狱。
这块牌子会让不少外来旅行者大吃一惊，而我则心中一喜，因为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处遗迹，早已不关押学生。是遗迹而不加注明，我想是出于幽默。
当然要去看看，因为这样的遗迹即便在全世界也不容易找到第二个。
顺着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见到一幢老楼，门关着，按铃即开。穿过底楼即见一个小天井，沿楼梯往上爬，到二楼楼梯口就已经是满壁乱涂的字画，三楼便是“监狱”。四间“监房”，一个高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