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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北欧海盗凭着两只乌鸦的指引到达冰岛是九世纪前期，一百年后已陆续来了约二万人，他们多数已经是和平的拓殖定居者了，但控制着他们的还是让人热血沸腾又毛骨悚然的人生观念这样的社会当然充满了奇异的故事。
按年代比照，这在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关汉卿、王实甫他们在吟咏着赵匡胤到李后主的故事。但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绵熟到了衰疲，在整体上再难找到勃发的血性，原始的沉郁，开阔的豪迈。中国已积聚了太多既成的概念，而冰岛还在以生命的代价逐一草创，享受着草创期才有的巨人自觉。这些巨人仍愿意在山间站立，辛格韦德利的熔岩便是接引这些英雄群像的粗糙平台。
人们喜欢着眼于它的超前意义，即肯定它超前地在天地间试验了议会政治，而我则相反，更着眼于它的滞后意义，即滞后几千年展现了人类早期如何学习把个人行为交付给社会公正。
人类从蒙昧、野蛮而进入文明，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千万条个人的行为理由大多不符合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却是文明的前提。
很多好人本来是为了求一个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对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视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一大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精神险关当然看不见，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连想像也很困难，辛格韦德利却让我们看见了。
当年冰岛的江湖好汉们并不害怕流血死亡，却害怕这里的嶙峋乱石。一般的盗贼早就被时间清扫，他们却留下了，因为他们有起码的荣誉标准和精神品级，但正是让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标准和品级需要受到评判，于是那些伟岸的身躯、浑浊的眼睛远远地朝向着这里，年年月月地猜测、期待。
这里并无神灵庙堂，除了山谷长风，便是智者的声音，民众的呼喊。从萨迦的记述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智者的声音，而不是民众的呼喊，当时的民众似乎专来倾听智者的判断。
尼雅尔萨迦
众多的冰岛萨迦中最动人的要算是《尼雅尔萨迦》，这些天我从随手翻翻到埋头细读，不断受到令人窒息的心灵冲撞。很奇怪为什么一位法国学者前些年写的一本研究北欧海盗的书中，谈到萨迦时只介绍了《埃吉尔萨迦》和《梭蒙山谷萨迦》，反而遗落了它？
现任冰岛古籍手稿馆馆长韦斯泰恩·奥拉松先生曾这样揭示萨迦所表述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它与生俱来的问题足以把心地善良的好人摧残殆尽，但它又容许人们不失尊严地活着，为自己和亲近的人承担起责任。
这种显然不会过时的观念，在《尼雅尔萨迦》中获得了史诗般的展现。此刻我为了避开越来越厉害的寒风正缩脖抱肩躲在辛格韦德利议会旧址的一个岩柱背后，重温着奥拉松先生的这句话，不忍立即与伙伴们一起离去。
我一直在想：这儿，正是尼雅尔和他的朋友们如贡纳尔、弗洛西站立过的地方吗？
《尼雅尔萨迦》一开始并没有让这几个主要人物出现，而是推出了一位当时冰岛的法律专家名叫莫德。在还没有成文法的时代，人们相信，如果没有莫德参与，任何判决都无效。那么，莫德就是辛格韦德利议会山谷间的最高代表。这个身份一确定，接下来的事情就越来越具有象征性了。
这位代表法律的莫德能对全国各种重大事件作出权威性判断却无法处理好自己女儿的婚事。尽管他女儿的结婚条件和后来的离婚条件都到辛格韦德利议会上议定，尽管他自己一直居高临下地坐在这块“法律石”上。女婿就在这里提出要与他决斗，他自知不是对手，退缩了，引来民众一片耻笑，耻笑着法律对武力的屈服，而且很快，莫德也就病死了。
在他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人也叫莫德，我看这又是佚名的萨迦作者的象征性安排。这个莫德显然是一个小人，却也精通法律，最喜欢那些“能够互相杀戮的男子”，不能够互相杀戮也要想方设法为他们布置战场。此后很多恶事的出现都与他有关。难道，小人是法律的必然补充和自然延续？
既然故事里的情节已经具有了象征性，那么就请允许我多讲几句情节，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确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的行为，我们才会触摸到冰岛大地的温度，才能明白今天欧洲文明的来之不易那位代表法律又害怕暴力的老莫德身后留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有事要找亲戚贡纳尔帮忙，而贡纳尔则请最智慧的朋友尼雅尔出主意，这样，两个主要人物就出现了。尼雅尔果然为贡纳尔设计了细致、精确的行为程序，他们两人的友情也由此而更加亲密。
一切纯净而高贵的友情都是危险的，因为这既不被旁人容忍，又不被家人珍惜，嫉妒者们一挑拨，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裂痕。
尼雅尔和贡纳尔两家由于友情而往来频繁，又由于往来频繁而在妻子、孩子、仆人之间产生大量意想不到的纠葛。于是互相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麻烦，连两位主人也一次次临近翻脸的边缘，成为莫德所喜欢的“互相杀戮的男子”。幸好他们立身高迈，拒绝挑拨，互相以退让维系了友情，直到贡纳尔被别人所杀，尼雅尔悲痛不已。
这两个男人的关系已使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冰岛，男人们的终极追求是荣誉，而荣誉的主要标志是不计成败地复仇。友情产生在复仇的互助中，又存在于复仇的夹缝中，就像风廊中燃起的火堆，随时随地会被扑灭。
在复仇的血泊边，也有一些智者开始在构建另一种荣誉，这种荣誉属于理性与和平，属于克制和秩序，但一旦构建却处处与老式荣誉对立。尼雅尔和贡纳尔就长期在这两个荣誉系统间挣扎，他们眼前有亲属的哭诉、真实的尸体和雄辩的怂恿，他们都忍下了，同时也就忍下了众人的讥笑和内心的煎熬。
他们已经意识到，只要稍有不忍，就会回到老式荣誉一边，个人受到欢呼，天下再无宁日；而如果能忍，则有可能进入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但此刻却要忍气吞声。
这种委屈是无法表述的，他们一次次离开阿尔庭大会时默默无言，也许会不经意地看一眼我现在脚下的这块“法律石”，他们用自己的屈辱为它增添了重量。
贡纳尔之死并没有结束尼雅尔的精神挣扎，他又遭遇到另一位似友似敌的勇士弗洛西，而且成了联姻的亲戚。
嫉妒者、挑拨者莫德，就在两家那对新婚夫妇身上做起了文章，结果新郎无辜被杀，新娘要求复仇，尼雅尔和弗洛西两个家族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
尼雅尔对这个走向早有预料，却无法躲避，到后来终于被弗洛西点燃的烈火所包围。弗洛西有意让尼雅尔夫妇逃生却遭到拒绝。
尼雅尔死后，弗洛西等人又在这阿尔庭的“法律石”边受到审判，审判官还是那个莫德。只有少数人依稀怀疑，作为事件起因的那次谋杀，捅进关键一刀的可能正是现在作为审判官的样子出现的莫德。
审判是一场缺少是非的拉锯战，新的暴力又此起彼伏，而弗洛西则有意无意地坐了一条已经不适合航行的船出海，再也没有消息。
其实在事态发展的前期，尼雅尔和弗洛西已经一再忧心忡忡地预言：“从此很难再有和平了。”而事实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已经透露出人们对于选择暴力的犹豫。
例如，有一次阿尔庭大会开始的时候，尼雅尔在“法律石”上宣布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就有不少人说：“即使审理过的案子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宁愿用刀剑来表达要求。”
尼雅尔立即反对，说：“你们千万不要那样，这块土地如果没有法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样的宏观判断出自于一位见多识广的长者，不能不使那些宁愿用刀剑来表达要求的年轻人开始犹豫。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对于选择和平和法律也是犹豫的，而且有犹豫的理由。
你看没过多久，这块“法律石”边上陈列出尼雅尔家族赔偿弗洛西的一大堆白银，精通法律的尼雅尔一时出于善意，又在这堆白银上加添了一件丝绸长袍。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加添突破了判决的数字，使法律赔偿突然具有了法律之外的赐予。因此也就立即被弗洛西敏感到了，怀疑其中包含着羞辱，便拒绝赔偿，抓起丝绸长袍狠狠一摔，开始采取法律之外的暴力行动，把舒缓的事态重新推向危机。
人们可以责怪尼雅尔的多此一举，但更需关注的是，司法现场的心理气氛为何如此脆弱？在我看来，这种脆弱，属于一切刚刚走向秩序的强悍人群。
由于一时混淆了个人的善意和法律的严正之间的区别，智者尼雅尔付出了全家的生命代价。他能逃生而不逃生，是因为觉得在两个方面都见不得人：就老式荣誉而言，他已无力为自己的儿子们复仇；就新式荣誉而言，他也无力把法律重新从血泊中扶起。
其实还有一个层面他无法对付，那就是萨迦作者一再强调的在暴力与法律间游走的小人。尤其是那个我们经常遇到的莫德，不仅集嫉妒、挑拨、凶杀于一身，而且还是一个永恒的审判者。有这样的人挤在中间，什么坏事都会冒出来，什么好事都存不住，什么好人也活不长。难怪尼雅尔被杀死后一位叫卡里的武士长叹一声：“用口杀人，长命百岁。”
但是卡里也抓不住那些“用口杀人”的人，至少找不到可以陈之于阿尔庭的证据，他只知道英雄与小丑的差别，只知道法律在这种区别前的无能为力。他在“法律石”前握剑站起，决定先用传统暴力手段改变一下人们嘲讽的方向，然后用生命来祭奠那个用法律和暴力都无法卫护的诗与花的世界。
他在“法律石”上随口吟咏了几句诗：武士们不愿停止战斗，而此时的诗人斯卡弗蒂蜷缩在盾牌后面，身上被扎伤。
这位仰面朝天的无畏英雄被厨子们拖进小丑的房间。
当船上的水手们嘲弄着被烧死的尼雅尔、格里姆和海尔吉——他们犯了天大的错误。
如今，在缀满石楠花的山丘上，在大会结束之后，人们的嘲讽转向了那一方。
他所说的“大会”，就是阿尔庭，那年的阿尔庭也就只好以刀兵发言。现在我脚下踩踏的熔岩，应该记得那年在这里浸润过多少鲜血。
许多英雄、武士、杀手在冰岛引刀一快之后便觅舟远航，就像他们的祖先当年在欧洲大陆无以立足后来到冰岛。他们这次回到欧洲大陆后，有不少人皈依了基督，有的还获得了宗教赦免，包括卡里在内，而此间的阿尔庭仍然年年召开，直到欧洲文明早已瓜熟蒂落的十八世纪末尾。
就像世上一切古代土俗文明一样，今天的阿尔庭旧址乍一看远远落后于欧洲的主体文明，但它却以最敞亮的方式演示了人性中理性追求和感性追求的冲突，善意冲动和恶念冲动的旋涡，生命欲望和秩序欲望的互窥。
这就怪不得当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等人读到萨迦时是那么兴奋。他们只遗憾，海险地荒，未能到这里来看看。
地球的裂缝
离开阿尔庭旧址的峡谷峭壁没多远，又见到一道延绵的石壁。没有阿尔庭的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