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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娇纵的国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像美国的父母一样，他们要孩子首先是因为喜爱小孩是一种快乐。但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因为，如果断绝了家族血统，他们就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这在美国却不是那么重视。每个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儿子，他们要儿子是为了自己死后有人在佛坛灵前跪拜，是为了绵延家系，传宗接代，保持家门荣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来总要取代父亲，但这并不是撇下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仍然管理“家务”，以后再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务让给儿子，那他自己那种角色就没有意义。这种根深蒂固的连续性意识使成年的儿子对依靠父亲不像西方民族那样感到可耻和不体面，即使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要比美国长得多。
妇女需要儿子也不仅是为了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因为妇女只有当了母亲才有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庭的地位最不稳定，即使不离婚，也不能指望有一天能当婆婆，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行使权力。为了延续家系，她的丈夫可能收养子，但按照日本人的观念，不生孩子的妻子仍然是个失败者。日本的妇女希望多生子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平均出生率是31。7‰，甚至比东欧多子女的国家还高。美国1940年度的出生率是17。6‰。日本人母亲生孩子的年龄很早，多数是在十九岁就生孩子。
在日本，分娩与性交一样隐秘。产妇在阵痛时不能大声呻吟以避免让人知道。母亲要提前给婴儿准备新被褥和小床，因为，新生婴儿不睡新床不吉利。贫苦家庭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净，做成“新”被。小被褥也不像大人的那样板硬，而且很轻。据说娃娃在自己的床上睡得更香。但在心灵深处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其根据仍然是一种“感应巫术”，即新人必须睡“新”床。婴儿的睡床虽然靠近母亲的睡床，但直到婴儿长大，懂得要求与母亲同睡时才和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也许要满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种要求。那时，婴儿才由母亲搂着睡。
婴儿出生后的头三天不给喂奶，因为日本人要等着流出真正的奶汁。三天后，婴儿随时叼奶头，或者是吃奶，或者是叼着玩。母亲也以给孩子喂奶为乐事。日本人相信，喂奶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也最容易感受到母亲的这种乐趣。乳房不仅供给营养，而且供给喜悦和快乐。婴儿出生后的头一个月，不是放在小床上睡觉，就是由母亲抱着。三十天后抱婴儿去参拜当地神社。参拜后才认为婴儿的生命扎根在体内，才能带他自由外出。一个月过后，婴儿就被背在母亲的背上，用一根双重带子系住孩子的腋下和臀部，再挂过母亲肩前，在腰前打一个结。天气冷时，母亲用外衣把孩子全部裹上。家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背婴儿，甚至玩垒球或踢石子时也背着婴儿奔跑。尤其是农家和贫困家庭，多数是靠孩子看孩子。这样，“由于日本的婴儿生活在人群中，很快就显得聪明有趣，似乎也同样在玩着背着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游戏”。（1）日本婴儿四肢伸开被绑在背上，这种方式与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流行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很相似。他们都把孩子看成被动的。用这种方法育婴，长大以后能够随时随地、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正是如此。但是，日本用带子背婴儿不至于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完全培养被动性。婴儿“在人背上会像小猫那样自己搂着别人，……绑在背上的带子是安全的，但婴儿……会靠自己的努力求得最舒服的姿势；很快，他就能掌握一种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绑在别人肩上的包袱”。（2）
母亲工作时把婴儿放在睡床上，上街时背在背上带着走。母亲对婴儿说话，哼小曲给他听，让他做各种各样的礼貌动作。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让他鞠躬致意。总之，婴儿像大人一样。每天下午，母亲给婴儿洗浴，然后让他坐在膝上逗着玩。
三四个月以前婴儿要系上尿布，布质很粗厚，日本人常抱怨他们的罗圈腿是尿布造成的。过了三四个月，母亲就教他便溺：估量好时间，把婴儿带到户外，用手托着婴儿的身子，用单调的低音吹着口哨，等着孩子便溺。孩子也能听懂这一听觉刺激的目的。人们公认，日本的婴儿像中国婴儿一样，很早就学会了便溺。婴儿尿床时，有些母亲拧小孩的屁股，但一般都只是训斥一番，并把记性差的婴儿更频繁地带到户外教他便溺。拉不出大便时就给婴儿洗肠，或给他服泻药。母亲们说这样是为了让婴儿舒服些。学会大小便习惯后就可以不带那种不舒服的尿布了。日本的婴儿肯定觉得尿布不舒服，这不仅因为它粗厚，而且因为每当尿湿以后没有立刻换尿布的习惯。不过，婴儿还太小，不懂得学会便溺与摘除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联系。他们只体验到每天必须如此，不能逃避。而且母亲把孩子便溺时要尽量让婴儿的身体离远点，抱紧点。这种无情的训练为婴儿长大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中最烦琐的强制性做好了准备。（3）
日本的婴儿通常是先会讲话，后会走路。爬是从来不受鼓励的。传统的习惯是，婴儿不满周岁不能叫他站立或走路。从前，母亲一律不准婴儿那样做。近十几年来，政府在其发行的廉价的、普及的《母亲杂志》（4）中宣传应鼓励婴儿学会走路，这才逐渐普及。母亲在婴儿腋下系根带子，或者用手扶着婴儿身体。但是，婴儿还是想早学说话。当婴儿开始讲单词时，大人逗婴儿说话作乐的话语就逐渐变成有目的的教导了。他们不是让婴儿从偶然的模仿中学习讲话，而是教单词、教语法、教敬语，婴儿和大人都喜欢这样做。
在日本家庭里，孩子学会走路后，就会做各种恶作剧。例如用手指捅破窗纸，掉在地板中间的火炉里等等。大人对这些不满意，就夸大室内的危险，说踩门槛是“危险”的，坚决禁止。日本的房子当然没有地下室，是靠梁柱架在地面上的。小孩踩了门槛，家里人就会严肃地认为会使整个房屋坍塌变形。不仅如此，孩子们不能在两张铺席（榻榻米）连接处踩踏坐卧。铺席的尺寸是固定的，房间按其多少被称作“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孩子们经常听到这种故事：古代的武士会从铺底下用剑把坐卧在铺席连接处的人刺死。只有厚厚的、柔软的铺席最安全，铺席的接缝处则很危险。母亲常常用“危险”和“不行”来规劝幼儿，其中就包含这类感情。第三个常用规劝词是“脏”。日本家庭的整洁是有名的，儿童自幼即受教育重视整洁。
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以前，多数婴儿都不断奶。近来政府在《母亲杂志》上提倡婴儿最好在八个月上断奶。中等阶级的母亲常有人照此实行，但还远未成为日本人的普遍习惯。喂奶极符合日本人的感情。他们认为那是母亲的最大快乐。逐渐采用新习惯的人们把缩短哺乳期看成是母亲为孩子幸福而忍受的牺牲。他们同意新规定，认为“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并批评不让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放纵，没有自制力。他们说：“她说没办法让孩子断奶，没那回事”，“那是她下不了决心”，“她就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她的奶”，“是为了她自己快乐”。由于这种态度，八个月断奶的习惯当然不可能普及。另外还有一个断奶晚的实际原因。日本人没有给刚断奶幼儿吃特别食品的习惯。断奶的孩子应喂以稀粥，但大部分是从吃母奶一下子就转到吃成人普通食品。日本人的饮食中不包括牛奶。另外他们也不为婴儿准备特殊蔬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理由怀疑政府倡导的“长时间哺乳对孩子身体不好”是否正确。
婴儿一般在能够听懂别人说话以后断奶。在这以前，吃饭时母亲抱着婴儿坐在全家饭桌旁喂一点食物。断奶后他们吃的食物量增多。这时，有些孩子还是要吃母奶，喂养就成了问题。对于有了下一个孩子而不得不断奶的孩子来说，就更容易理解。母亲不时地给他们吃点心，让他们不要恋奶。母亲有时在奶头上涂上胡椒面。但所有的母亲都嘲弄幼儿说，如果要吃奶，那就还只是个小娃娃。她们说：“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哩！他的年纪和你一样小，却不要吃奶。”“瞧！那小孩在笑话你嘿。你已经当哥哥了还要吃奶。”两岁、三岁，甚至四岁还玩妈妈奶头的孩子一发现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走进来，就会突然放开奶头，装出没那回事的样子。
用这种讥笑的办法敦促孩子早点成人，不只限于断奶。从孩子能听懂说话起，任何场合都用这些方法。例如当男孩哭鼻子时，母亲就会说“你又不是个女孩子”，“要知道你是个男孩！”等等。或者说：“看那个小孩就不哭。”当客人带小孩来串门时，母亲就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亲客人的孩子。并且说：“我要这个小宝宝，我就喜欢要这样聪明伶俐的好宝宝，你都长大了，还尽淘气。”这时，她自己的孩子就会飞跑到妈妈跟前，一边用拳头打母亲，一边哭着说：“我不乐意，我不乐意！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听妈妈的话。”当一二岁的孩子吵闹或不认真听话时，母亲就会对男客人说：“请给我把这孩子带走，我们家里已经不要他了。”客人也会扮起这个角色，并开始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于是孩子哭喊着向母亲求救，就像疯了一般。母亲看到嘲笑已完全达到目的，就和颜悦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并要求仍在抽泣的孩子发誓，今后再也不调皮。这种小型滑稽剧有时也演给五六岁孩子看。
嘲弄还有别的形式。母亲走到父亲的身旁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孩子就万分嫉妒，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就说：“爸爸不像你，不在家里乱喊乱叫，也不乱跑。”于是，孩子顿着脚说：“你撒谎，骗人！我并没那样做，我是好孩子。你不喜欢我吗？”玩笑开够了，父母相视而笑，他们不仅用这种办法嘲弄男孩，也同样嘲弄女孩。
这种经验对培养日本成年人明显害怕嘲笑和轻蔑是一种肥沃的土壤。我们无法肯定幼儿到几岁时才懂得哪种嘲弄是拿他开玩笑，但他早晚会懂得的。懂得了以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就与害怕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结合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受到别人嘲笑时，幼儿期的这种恐惧仍然留有阴影。
这种嘲弄之所以会在二至五岁的孩子心灵中引起更大的恐慌，是因为家庭确实是安全与自在的天堂。父亲与母亲之间，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孩子面前，他们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母亲或祖母承担家务，教育孩子。她们都鞠躬如仪地侍候父亲、崇拜父亲。家庭等级制中的座次十分明确。孩子们知道，年长者有特权，男人有女人没有的特权，兄长有弟弟没有的特权。但是，一个孩子在他一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