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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业国的科学英国科学组织形式是历史悠久的工业国科学组织形式的典型。在这些国家里，科学和工业多少是不知不觉地一起成长起来的，结果就形成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毫无条理脉络可言。它通过它的传统并且通过科学界、工业界和政界之间存在的人事和阶级关系，来补偿它在正规组织上效率低下的缺点。这些国家的科学事业从传统得来的好处是：人们几乎本能地遵守某些行为的标准，这样就避免了一向会危及科学发展的因素：即科学家个人过分大出风头和自我宣扬，以致很容易转变为江湖骗子。在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的传统态度也可以造成不出成果的后果。因为人们重视年龄和经验超过重视干劲和进取心。所有这些国家的科学大权都操在同现代发展失去联系的比较少数的老科学家之手。不过应该说，积累下来的宝贵的传统、各学科中存在的学派以及科学家个人所享有的不受经济或政治压力的相对自由（就德国而言，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过去享有的自由），仍然使绝大部分新的和有价值的基本科学发现都产生在这些国家。它们仍然是科学进展的焦点。当其他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的科学家们希望建立自己的学派时，他们就是到这些国家的实验室来学习的。第一组中的每一个国家的科学都有其具体特点，视各国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的总和而定。这些差别不能不是十分难以明确说清的，然而它们却对科学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科学的每一个有特色的传统都对科学总的进展作出过自己的有价值的贡献。
英国的科学 英国科学的特点是从十七世纪起就延续下来的。它同德国或法国科学不同，特别讲求实用和着重类比。在英格兰，人们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其是通过感觉达到科学，而不是通过思维达到科学的。英国人的想象是具体而形象化的。法拉第把力看作是一种管状的东西。照他的想象，力很象具有橡胶制品的性能。卢瑟福把原子当作乡村集市上一种投掷椰子的游戏来加以研究。他把粒子投到原子上面去，然后看看有什么碎片落下来。英国科学家心目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如何作用？”英国科学界的三位伟大理论家中，只有牛顿是英格兰人。他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实验家。麦克斯韦是苏格兰人，而他们之中最纯粹的理论家狄拉克则是法国血统的人。英国科学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个爱讲实际的习惯和健全的常识。无论如何，直到最近，事实证明，自然界的作用一般至少是象一个工人的劳动那样简单。那些认为它神秘而微妙的人仅不过是自作聪明作茧自缚而已。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在他们看来，科学只是几次对未知世界的成功的突袭。它不能提供一个前后连贯的全貌；英国人以怀疑的态度看待理论，而且不鼓励人们去思考。这些缺点在目前要比在上一世纪更为明显。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能奏效。大部分这样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大多数科学问题，只有依靠和粗糙的常识大不相同的一些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机械的模型已经帮不了多大忙了。在物理学上的这场伟大革命中，除了狄拉克一人之外，英国比其他国家大为落后了，虽然这场革命的根本实验基础主要是在英国奠定的。不过由于从德国来的流亡者大量涌入，也许还是能够把处理更为困难的理论问题的能力传授给英国人的。
我们已经谈过英国科学的物质上的和组织上的特点了。
我们在这里重温一下这方面的特点，为的是用它来和其他国家对照。同英国的财富以及它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相比，它花在科学上的钱其实是很少的，而且它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少利用它的潜在的科学家。年龄在19岁到21岁的人中间大学生所占比重，在英国要比在任何其他欧洲大国都小，比美国就更小了。这一点可以从下表中看出。苏格兰在这方面显得优越得多了。
英国科学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传统和崇高的成就。它仍然充满生气，但是却存在着这样一个危机：除非采取措施在适应现代条件的充分规模上加以发展，否则它就会比别国或新兴国家的科学大大落后。
纳粹当权以前的德国科学 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德国科学界自称占有知识界的领袖地位、或者至少可以同英国科学界争夺这种地位可能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但愿促使德国科学取得这种地位的那些永久性特色并没有由于目前纳粹对科学的严密控制而化为乌有，只不过是暂时黯然无光而已。
我们必须拿纳粹当权以前的德国科学同英国科学进行比较，才能比较得充分些。德国科学尽管博大精深，却是较迟的产物。虽然德国技术在十五世纪已经比欧洲其他国家领先，德国却由于宗教战争而无法统一，而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强大的商业和政治国家在本国科学开始诞生时就已经统一起来了。因此，当时的德国科学界就仅仅限于从事关于神学的枯燥争论和关于炼金术的想入非非的推理。在十八世纪初，它还可以自夸莱布尼兹一个人就抵得过整个一个科学院。德国科学的诞生是由于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有力赞助下，从法国输入了科学。德国科学身上留下的那种受扶植的痕迹既是它的力量的源泉又是它的脆弱的原因。它从一开头就具有官办的性质，但是在十九世纪，当其他国家的大学仍然瞧不起科学的时候，德国的大学已经允许科学发展起来，而且在德国科学发展过程中提供了不少目前已经推广到整个科学界的组织方法。研究院校、研究所、大量的实验室技术、专业科学刊物的出版等等全都主要是由德国首创的。
德国科学在十九世纪的大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它同德国学术传统的联系以及官方的赏识给科学家带来的巨大声望。
而在英国和法国，这种赏识还是必须极力争取的。可是官办科学的这种蓬蓬勃勃的有系统的发展有利也有弊。弊端就是：第一，不厌其烦而又有点故弄玄虚的治学传统，广引博证和对所引事实的繁琐注释；第二，科赫，欧姆或弗朗霍费等有独创才能和非正统观念的天才所遇到的更大的困难。德国科学的最有利的局面到将近十九世纪末叶才出现，正好赶上其来迟的工业革命。英国的讲求实际的实业家瞧不起只讲理论的科学家，甚至美国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德国的实业家却尊重这种科学家而且加以使用。德国化学工业尽管遇上战争和萧条，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化学工业。它过去的巨大发展就是靠了工业家和新的理论化学家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这里还涉及国家利益。首先充分认识到科学对备战的价值的便是德国。军人阶层对科学所持的相当猛烈的反对态度并不能阻止德国陆军在1914年成为唯一得到科学界有效支持的军队。因此，科学有很多理由，理应得到官方支持。官方支持的方式与其说是拨给大量拨款，不如说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完善的基础科学和高级科学教学体系。
到1914年，德国科学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世界其余国家；在质量上至少也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德国能够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抗得这么久，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阶段中化学上的两项主要发明——把氮固定下来以便用于制造炸药的哈柏法和现代战争的主要新式武器毒气——都来源于德国。
德国科学史上最光辉之一页出现在世界大战之后。那时，战败的、饥饿的德国又在不稳定的国际大家庭中重新占有一席地位。德国在物质方面的损失由于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新的科研工作而且干劲十足而得到补偿。战争刚一结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得到确凿的证明。这一成就使德国科学在战时遭到协约国的诽谤之后，又彻底恢复了原有的声望，可是做出这项贡献的人后来竟被赶出德国并被剥夺国籍，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恶作剧之一。然而相对论虽然是伟大的成就，却只是物理学思想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的最高潮是1925年问世的新量子力学。这一成就主要也应归功于德国科学，虽然英国和法国也都起了作用。即便魏玛共和国没有什么其他成就值得后人纪念，人们也会记得，在这个政府治下，科学有过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伟大成就。
在经济萧条还没有粉碎那个由于战争创伤和无法解决的社会斗争已经满目疮痍的社会以前，德国在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上是领先的。不过德国科学经费总额相对地来说并不算多。
据估计，1930年德国政府直接拨出10，000，000马克，各邦政府拨出20，000，000马克供科学研究之用（不包括军事科研）。如把当时马克币值折合为英镑的二十分之一，这就等于由政府一共提供了1，500，000镑的经费，而以同样方式计算出来的英国经费则有1，200，000镑左右。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猜测把工业界的科研费用估计为此数的二至三倍，那末科研费用的总数应在4，500，000到6，000，000镑之间。这和英国的科研费用不相上下，然而德国国民收入为70，000，000，000马克，亦即3D500D000D000英镑，其中科研费用所占比例也许在千分之十三至十七之间，亦即为英国科研费用所占的百分比的一倍半。
比国家支持的科学更为重要的，也许便是德国在经济萧条之前就已经开始实行的一项办法，即科学和重工业挂钩的办法。这种办法在科学事业的发展中似乎足可以同大学分庭抗礼。其原型便是柏林和各地的威廉皇帝学会研究所。虽然这些研究所是由一个实业家协会在战前创办的，它们在一开头就显示出它们深刻理解工业对科学的需要。这些研究所从事基本研究，而不是象英国研究协会那样仅仅限于范围较狭窄的工业应用研究。此外，各大化学和机械工业企业也纷纷建立科研部门、其设备之完善是任何大学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这些研究部门中，不仅使用青年科研人员，还聘请有国际声誉的教授，只要求他们利用部分时间进行有利于企业的研究，而把其余时间用于基本性质的研究。在那些不理解自由主义政权在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和大资本垄断制度在经济上的不健全性的人们看来，德国似乎为科学应用的最有成效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可是仅在两三年之中，这一切全化为乌有。最有名的科学家中有一半流亡国外，被降职或被投入狱中，大多数实验室都从事琐碎的工作或者备战工作。
法国的科学 法国的科学有过光荣的历史，然而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同英国科学和荷兰科学一起在十七世纪成长起来，但却始终更具有官办和集中的性质。在初期，这并不妨碍它的发展。它在十八世纪末叶仍然是生气勃勃的。它不仅在失去了拉瓦锡的情况下度过了大革命，而且还靠了大革命的东风进入它的最兴旺时期。在1794年创立的工艺学校就是教授应用科学的第一所学院。它对民用和军用都有好处，受到拿破仑的赞助。它培养出的人才如此众多，使法国科学无疑在十九世纪初期居于世界前列。不过这种进展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