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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烈地希望使你们了解精神分析在心灵科学中的一切运用。
对于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来说，这些运用都是值得知道的。况且，有一段时间不让你们听到关于变态和疾病的内容，也是一种很有必要的休息。
可是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
因为它曾经一再使我们超出了这些讲演的范围。我还必须老实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是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的几个方面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我今天已不再能控制整个领域了。
我必须做大量的研究，以便真正掌握从我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取得的成就。你们当中对于我的这一谢绝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刊物《意象》（Ｉｍａｇｏ）中去寻求弥补。这个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各种非医学性质的运用①。
B但是，有一个课题我却是不可能这么随便就略而不谈的。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非常熟悉，也不是由于我为它付出了很多心血。恰恰相反，我本人几乎完全没有关心过它②。我之所以必须提到它，乃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它充满着关于未来的希望，并很可能是所有分析活动中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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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正在考虑的东西，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方面、在培养下一代的活动中的运用。令人欣慰的是，我至少可以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ＡｎａＦｒｅｕｄ）③已把这一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已
①见《引论》第十讲，载标准版。——英译注。
②虽然这很可能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与教育关系的最长的一次论述，但实际上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带论述以外，他在“小汉斯”病例的第三章第三节中也极为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在为普非斯特尔（Ｐｆｉｓｔｅｒ）和艾赫洪（Ａｉｃｈｏｒｎ）分别所著的两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他再次谈到这种关系。 这个与性教育有关的特殊问题，是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关于儿童的性启蒙》的主题，它在《分析的有限期与无限期》一文的第四节末段中又被提到，对该问题的最近一次阐述是在《幻想的未来》第九、十章中，起因是谈到了宗教教育问题。——英译注。
③安娜。弗洛伊德（１８９５—？）自我心理学（Ｅｇ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她强调自我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中译注。
在这一方面弥补了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运用的途径不难找到。当我们治疗某个成年精神病人，追踪他的症状的决定因素时，我们常常被引回到他的童年时期。
无论对于认识病症还是制造疗效来说，我们关于病人童年以后时期的各种致病因素的知识，都是不够用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去了解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到一些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可能认识的事物，因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被认为是有关童年的见解中的错误。我们确认童年时期的最初几年——大概一直到五岁——具有特珠的重要性，所依据的理由是：首先，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代，它遗留下来对于成年人的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各种诱使性因素；其次，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了幼稚的、脆弱的自我，像创伤那样折磨着自我。
自我不能躲开这些情感的风暴，只有靠压抑的办法才能避开它们。
童年期的自我就在这种状况中，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各种疾病和功能失调的倾向。
我们发现，童年期的艰难在于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几千年变化发展的结果，其中包括至少是对其本能的初步控制和对社会的初步适应。
儿童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实现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大部分则要借助于教育①强加给他，我们对于儿童常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感到诧异。
在这些童年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病相等的状态，而那些后来产生了明显疾病的儿童则尤其如此。某些儿童尚未进入成年就产生了
①德文为“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在本部分均译为：“教育”。该词比英文的“教育”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培养”。——英译注。
神经性疾病，结果给他们的双亲和医生造成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分析疗法应用于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病症状的儿童，还是应用于尚处在性格发展不顺利阶段的儿童，我们都没有什么顾虑。我们的反对者担心接受分析治疗的儿童会受到伤害，这实在是杞人忧天。我们的分析治疗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儿童患者的情况，进一步证实我们从成年患者那里所推测的东西（可以说是根据历史材料）。而儿童从这种治疗中则受益匪浅。事实上对于分析治疗来说，儿童是极为适宜的对象；他们的疗效既彻底又持久。当然，为成年人设制的医疗技术需加以很大改变，方可运用于儿童。
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相去甚远。由于儿童尚无超自我，故自由联想（ｆｒｅ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方法远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移情作用（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亦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的特点（因为真正的双亲仍然处于负责的地位）。我们在成｜人身上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内在的抵抗，在儿童的场合则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困难所取代了。如果儿童的父母使他们自己成为儿童抵抗分析治疗的工具，则分析的目的以至分析本身，就会经常受到威胁。
所以，把对儿童的分析，与对其双亲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常常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下述情况减小了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之间的必然差异，即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众多的婴儿特征，以致分析者（他再次不得不适应于他的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儿童分析的技术。儿童分析很自然地变成了女性分析者的领域，这种局面无疑将牢固地保持下去。
对大多数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病阶段这一事实的确认，产生了一种正在萌芽的卫生学要求。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儿童没有显示出精神失调的迹象，作为一种保护其健康的措施，对他采用分析法是否有利，如同今天我们不等到发现儿童患白喉病，而是在他健康时就给他注射白喉预防针那样？
讨论这个问题目前仅只具有学术意义，我在这里是可以大胆考虑它的。
对于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这个建议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伤天害理的行为。考虑到大多数位于父母立场的人对分析法的态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行的愿望。这种针对神经病的预防法——它很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也要以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
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种口号，今天只有到别的社会中去才能找到。我们需要弄明白什么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儿童应当学会控制他的本能。不加限制地允许儿童自由实现他的所有冲动是不可能的。
对于儿童心理学家来说，给予儿童上述自由的做法，或许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实验。
但对于儿童的父母来说，这样做则是办不到的，而且儿童本人也将深受其害，这种损害有的很快就会表现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年月里呈现。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约束、禁止和压抑。
这种情况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充分看到。
然而，我们却从分析中发现。恰恰是这种对本能的压抑包含着导致神经病的危险。
你们应该记得，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神经病产生的情况①。所以，教育就不得不在既干涉儿童的本能，又防止他遭受挫折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找到它的道路。除非这个难题完全不能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发现某种最恰
①参见《引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两讲。——英译注。
当的途径，它能够使教育取得最大的成功，产生最小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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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定对儿童本能实行禁止的数量、时间和方式。
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施以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遗传的性格特征，以致同样的教育步骤不可能相等地有益于所有儿童。
某种重要的反省告诉我们，教育迄今为止在完成它的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并且对儿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果教育找到了最合适的途径，理想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就大有希望消除一种致病因素，那就是童年期偶然蒙受的创伤所发生的影响。但教育无论如何不能消除另一种致病因素，即不顺从的本能气质的力量。
如果我们现在就考虑这些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去猜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既给予儿童适量的爱又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于从事教育职业的准备工作，就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办法是教育者对自己作分析。因为即便其他方面做得很好，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还是不可能掌握这种方法的。对教师和教育者的分析比之对儿童本人的分析，似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预防性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施。
我们以上提到的方法——虽然只是一种附带的考虑——对于培养儿童来说可能是间接的，但它确实有益于这种培养，并将日益产生重要影响。凡是使自己体验过分析法并从中受益颇多，而且洞悉他们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点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怎样对待他们的孩子，在很多他们本人不曾受过宽容的方面宽容他们的孩子。
在精神分析努力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它的其他各种研究则正在探讨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
在这里，我们不过是再一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让你们看看大门后面的那些屋子，而没有带领你们登堂入室①。我确信无疑，如果你们忠实地保持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学到许多有关上述题目的新颖而有益的知识。
不过，在结束教育这个题目之前，我还要谈谈它的一个特殊方面。
有人认为——这无疑是合法的——每一种教育都具有一个派别性目的，它致力于使儿童遵守已建立的社会制度，而无论其有多少价值和稳定性。
也有人争辩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现存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点，那么，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合为这些社会秩序服务就是不正确的：这种结合应当被赋予别的更高级的目的，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在这里是不适宜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分析的有效功能范围。
同理，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病人，他无须关心病人是否正直，是否企图自杀者或罪犯，或者病人是否值得继续活着或我们是否应当希望他继续活着。上述的后一种人们希望赋予教育的目的，也将成为一种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