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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①这种被称之为“爱匹门尼德”（Ｅｐｉｍｅｎｉｄｅｓ）的反论的量简单形式，是一个人说“我在说谎；如果他在说谎，他说的就是真话，而如果他说的是真话，他就是在说谎。”
至于第二种现象，亦即另一种与科学宇宙观相对立的宇宙观，则必须认为要严重得多。关于这个例子，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我的知识不太充分。
我想你们对此知道的比我更多，你们大概早就主张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了。卡尔。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对不同经济制度给予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影响的研究，在我们的时代已获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
他的观点具体有多少正确性和错误性，我当然不可能说清楚。
我知道甚至对于比我受到更好教育的人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一些奇怪的主张：例如社会形式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阶层的变化是以辩证过程的方式相互产生的。我还远不能认为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它们也不像是“唯物主义的”。相反，它们倒很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沉淀物。须知马克思就是在黑格尔哲学这所学校中毕业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抛弃自己的外行见解。
我认为，社会的阶级结构起源于历史开端之际就从相互间只有极小差别的各部落①之间所产生的那种斗争。
因此我想，社会的差别溯其根源乃是氏族或种族之间的区别。胜利是由诸如适度的气质上的攻击性等精神因素，以及部落内部组织结构的坚固性所决定的。
由于生活在同一区域，胜利者就变成了主人，被征服者乃沦落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中，看不出有任何自然法则或概念（辩证的）进化的迹象。
而另一方面，人类对
①在弗洛伊德那里，术语“部落”始终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表示较小的人群。——英译注。
自然力量的日益控制，却明显地表现出对人类社会关系所施加的影响。
因为人类总是把他们新近获得的有威力的工具，效劳于他们的进攻性，用来彼此反对。金属即青铜和铁的采用，结束了人类文明中那一整个时期以及那时人们的社会制度。
我确实认为，消灭骑士制度和贵族统治的是火药和火枪；而且认为，俄国专制政府早就定要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欧洲统治阶级家族之间的近亲交配，已不可能生育出那种能经受住甘油炸药的爆炸力的沙皇了。
的确，由于大战之后到来的目前的经济危机，我们很可能正在付出我们仅仅是最近才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即对天空的征服为代价。
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太好懂，但至少这根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还是可以清楚辨认的。作为英国政治基础的国家安全性，是由冲刷出她的海岸的海洋所保证的。然而，当布莱里乌①乘坐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这种保护性的隔离状态就被打破了；而当德国的策佩林②巡航于伦敦上空时（平时与演习时），反对德国的战争就显然已成为势在必然的结局了③。在这方面不应忘记的还有德国潜水艇的威胁。
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用以上不太充分的话对你们谈论了十分重要和复杂的问题。
而且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对你们来
①布莱里乌（ＬｏｕｉｓＢｌｅｒｉｏｔ１８７２—１９３６）：法国飞行员，１９０９年首次驾机横越英吉利海峡。他是单翼机的早期提倡者。——中译注。
②一种呈雪茄烟形状、硬式的可驾驶的飞船，用于横渡大西洋。——中译注。
③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从可靠人士那里听到这一消息的。——原注。
说并不新颖。
我的意图只是想使你们注意这一事实：人类与其对自然的控制（他们从这种控制中获取用来与同胞打仗的武器）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我们似乎已远离了宇宙观问题，不过我们马上就会言归正传的。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显然并不在于它的历史观或以该历史观为基础对未来所作的预言；它的力量在于富有远见地指出了人们的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伦理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观点揭示了以前几年完全被忽视的若干种关系及其内含。
然而我们不可能假定，经济动机是决定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唯一因素。
显而易见，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个人、种族和民族具有不同的行为。
仅仅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经济动机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在谈论有生命的人类生物的各种反应时，忽视心理因素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因为这些反应不仅仅与经济条件的建立有关，而且与心理因素有关，甚至只有在对这些经济条件的控制之下，人们才有可能利用他们的各种基本的本能性冲动，如自我保存本能、攻击性、对被爱的需要以及趋乐避苦的倾向。
在一个较早的研究中，我还指出了超自我所提出的许多要求。超自我代表传统的和过去的各种观念，它在一段时期内会抵制新的经济状况的刺激。最后，我们不应当忘记，大多数受到经济必然性制约的人，也经历了文化发展的（或像其他人所可能说的，文明的①）
过程。这个过程虽
①参见《战争的原因》（１９３ｂ）中的类似段落。在《幻想的未来》中，弗洛伊德对这个词汇的意义作了这样一个总的评论：“我认为完全不必对文化和文明（ｃｕｌA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加以区分。“ ——英译注。
然无疑受到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它在起源上（类似于有机物的发展过程）肯定独立于那些因素，并且完全有能力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①。它转移本能的目标，并促使人们反抗那些他们以前曾加以容忍的东西。
另外，科学精神的日趋加强看来构成了它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有谁能够详细阐明这些不同因素，即一般的遗传的人类气质、种族的变异和文化沿革，在社会等级、职业和谋生能力等条件下，相互抑制和促进的情况，谁就能够补充马克思主义，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
因为社会学实际上探讨的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它只能是应用心理学。严格地说只有两门科学：一门是心理学，包括纯粹的和应用的两种；另一门是自然科学。
关于经济关系具有重大的深远影响这一最新发现，具有一种诱惑力，即教导人们不要把经济关系的变革消极地留给历史发展过程本身，而是应当通过革命行动去亲自实行这些变革。当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表现为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时，它获得了一种宇宙观的力量和自足的、排他的特点。
但是同时，它也产生了与它正在反对的东西的某种不可思议的相似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最初是科学的一部分，并且是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它却制造了对思
①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经常想到“文明过程”这个观念。在《文明及其缺憾》中，他好几次谈到它；在《战争的原因》中又再次提到它。而这个观念与另一个已产生很长时间的观念具有密切关系。那个观念是关于作为有机物发展过程的抑制的假说。在《文明及其缺憾》第四章开头和结尾的两段长脚注中，弗洛伊德对这一点作了充分说明。——英译注。
想的限制，而且正像宗教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冷酷无情。
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评性考察都遭到禁止，对它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即被宣布为异端邪说，而它采用的方式与天主教教会曾采用过的方式如出一辙。马克思的著作取代圣经和古兰经而成为启示的本源，虽然比起过去的宗教书籍来，它们之中的矛盾和晦涩之处看来亦不相伯仲。
虽然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情地清洗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幻想，然而它自己却又形成了种种幻想，它们同较早的幻想一样，也存着不少问题并难以被证实。
它希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就改变人类的性质，使人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几乎是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并将完全自觉地承担起劳动的职责。
与此同时，它把那些在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各种本能性限制转移到其它地方；把威胁到所有人类团体的攻击性倾向转向它的外部，并把它的基础建筑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至今无权力者对昔日统治者的仇恨之上。
但是，像这样去改进人类的性质是完全办不到的。只要新的制度不完善并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
那种推动着大量群众追随布尔什维克的煽动的热情，就不会确信今后这种新制度将完全建立起来，社会将摆脱危险。
与宗教所采取的方式毫无二致，布尔什维主义也不得不向人们许愿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那时人们的一切需要都将如愿以偿，以此来补偿它的信徒们今天所蒙受的痛苦和匮乏。
而且，这种天堂将在此生、在地球上建立，并在可能预见到的时期内成为现实。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它的宗教并不重视来世——也期望弥赛亚①降临到地球上；在基督教的中世纪，人们多少次地相信上帝的王国即将来临。
当然，布尔什维主义会回答这些反对意见。它将会说：只要人们的性质尚未改变，就有必要运用今天这些方法来影响他们。不实行强制教育，不禁止思想自由，不动用武力甚至杀戮是行不通的。
如果不在人们身上唤起那些幻想，他们就可能不会接受这些强制。
也许有人会很有礼貌地问我们：你们认为怎样管理才好呢？
这种要求将击败我们。
我无法提供建议。
我应该承认，是这种试验的那种状况，使我以及类似于我的那些人不敢赞成这种试验。但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关心者。有一些活动家，当他们处于有利于实现其意图的地位上时，其信仰不可动摇，不会产生疑虑，没有对他人痛苦的感受。
正是这种人，使得创建新制度的惊人实验目前正在俄罗斯实际进行着。当着很多国家都宣布他们将仅仅从保持基督教的虔敬中期待拯救时，俄罗斯的革命尽管在细节方面令人讨厌，却似乎仍不失为一种关于更美好的前景的启示。
遗憾的是，无论是我们的怀疑还是另一方的狂热信仰，都没有说明这个实验的结局将会怎样。这个试验的未来将会告诉我们；它可能会表明，这个实验进行得过早了；只有到新的各种发现增强了我们对自然界力量的控制，从而使我们各种需要的满足变得比较容易时，对
①弥赛亚为希伯莱文ｍａｈｓｉａｎ的音译。原意为“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封立君王、祭司等职位时，常举行在受封者头上敷膏油的仪式，故君王等人有“受膏者”之称。公元前一、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犹太国处于危亡时期以来，犹太人中流行一种说法，称上帝终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弥赛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