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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就注定了会发现一些你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例如，你受了患者的蒙骗；你根本不能指望得到他的配合和依从；他会尽其能事地在你们的合作道路上随时设置种种困难——总之，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真的，这可是你到现在为止对我说的最荒唐的事。而且我也不相信这样的话。
患者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如此伤心地诉说他的痛苦，为了治疗而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可你竟说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不用说，你说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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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一下吧！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真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无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部分真理。
患者想要治愈，但他又不想治愈。
他的自我已失去协调，正因如此，他的意志也已失去协调。要不是这样，他也就不是神经症患者了。
“‘倘若我明智，我当不是退尔！‘“ ①
压抑内容的衍生物闯入了自我，并在那儿安顿下来。
自我对这些衍生物正如曾经对实际压抑的内容一样无法驾驭，而且一般说来对它们一无所知。
这些患者确实具有奇特的性质，他们造成了我们还不惯应付的困难。我们的所有社会机构都是为那些具有协调、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而这种自我是可以按好与坏来分类的，它不是完成自己的职能，就是被一种强大的影响完全征服。因此从法律上就可以分为：负责与不负责。
这些区别全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
我们必须承认，把社会要求运用于他们的心理条件是有困难的。这在上次大战期间有过大量的实际经验。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
①指席勒《威廉。退尔》中的主人公退尔。——译者注。
逃差的人呢？
既是又不是。
如果把他们当作装病逃差者对待，使他们在疾病中不得安宁，他们就会恢复健康；要是在他们表面好转之后立刻送回军队，他们便会马上又重新遁入疾病。
对这种人是无计可施的。
不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诉说自己的病痛，但又竭尽全力发掘自己的疾病；要是有人试图把疾病从他们身上夺走，他们就会像传说中的母狮子保护小狮子一样全力保护自己的疾病。
然而，因为这种矛盾而指责他们却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难道最好的办法不是根本不给这种难对付的人作任何治疗，随他们去吗？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有什么价值。”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情况与其反抗倒不如认可，这无疑是人们更愿意采取的态度。
我们所治疗的患者并非全都值得费这样的周折予以分析，这可能也是对的。但是这些患者中也有一些十分宝贵的人物。我们必须努力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使尽可能少的人带着这样的有缺陷的精神装备进入文明生活。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积累大量经验，学会许多知识。每一次分析都可能给人以教益，都可能为我们开辟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这是远远超过个别患者的个人价值的。
“可是，如果在患者的自我中形成了一种受本人意志控制的想要保存疾病的冲动，这也必须有其原因和动机，而且必然能以某种方式证实自己的正当。
不过，要搞清人们为什么竟会希望患病，或者他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我看是不可能的。“
哦，这可不是那么难搞清的。你看看那些战争神经症患者，他们正是因为有病而不必服役。在平民生活中，疾病可以作遮掩职业上或与别人竞争时的无能的屏障；而在家庭中，疾病又可以充当牺牲家里其他成员并逼迫他们对自己表示爱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比较明显的现象；我们可以用“患病的利益”这个说法来予以归纳。
然而奇怪的是，患者——亦即他的自我——对这一切互相关联的动机以及这些动机所牵涉的行动竟是一无所知。
于是，人们总是迫使自我认识到这些趋势，以此来消除其影响。
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不肯放弃疾病的动机，埋藏得更深，不那么容易对付。不过要理解这些，必须重新对心理学理论进行一番探讨。
“请讲下去。现在讲一点理论已经问题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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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时，有一部分关于精神器官的重要理论我没有讲。
我们不得不设想，在自我的内部有一个特殊的媒介被区分出来了，我们把它命名为“超我”。
这个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看特别的位置。
它属于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其心理组织的一部分，但是它与本我又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其实它是本我最初的对象精神注入（ｏｂAｊｅｃｔ－ｃａｔｈｅｘｅｓ）的沉淀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继承者①。这个超我能正视自我，并把它当作对象看待，而且常常对它非常严厉。自我与超我应该像它与本我一样和睦相处，这是很重要的。自我与超我的疏离能对精神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你也
①源自本我的精神能量释放（注入）到本我最初的外界对象（即父母身上）之后，便转化为自居作用；这样，其对象便被引入自我，并在那儿形成超我。
许已经猜到了超我就是我们称作良心的那种现象的媒介。精神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说，取决于它失去足够的人情味。神经症患者所缺乏的正是这一条件，因为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没有经历过正确的转换历程。
他们的超我仍然正视着他们的自我，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正视着孩子一样；他们的道德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亦即自我主动让自己遭受超我的惩罚。
疾病被用作这种“自我惩罚”的工具，因而神经症患者必须表现得好像受到一种负罪感的支配一样，而这种负罪感为了得到满足就需要受疾病的惩罚。
“这听起来实在太玄虚了，最奇怪的是，甚至连患者的良心这一强大的力量似乎也停留在他的意识之外。”
不错，我们还只是刚开始懂得所有这些重要现象的意义。
也正因如此，我的描述注定了会这么含糊不清。
但是现在我可以继续往下说了。我们把所有阻止患者痊愈的力量称作患者的“抵抗”。
所谓患病的利益就是这样的抵抗之一。
“无意识负罪感”代表着超我的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力量。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的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出于恐惧而建立起一种压抑，那么这种恐惧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材料时仍会继续起作用，并表现为抵抗。最后，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如果几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行进的本能活动过程突然被引上一条刚刚为它开辟的新道路，那就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困难。这也许可以称作本我的抵抗。我们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与此相比，解析任务就算不得什么了。正是由于这场斗争的胜利，也正是由于这些抵抗的征服，患者的自我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大得到增强，因此我们在治疗结束时可以对他将来的行为寄予乐观的期望。
另一方面，现在你也该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治疗时间了。决定因素并不在于发展道路的漫长和分析材料的丰富。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条道路是否顺畅。
一支部队可能会在一个和平时期每隔一、两小时就驶过一列火车的地区被整整堵上几个星期——假如这支部队必须冲破敌军设在这里的抵抗的话。精神生活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花费时间。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迄今为止，任何试图加快分析治疗速度的努力都明显是以失败告终的。缩短时间的最好办法似乎是依照规则循序渐进。
“如果我哪天产生了亲手试一试对别人进行分析的意愿的话，你告诉我的这些关于抵抗的话，肯定会把我的这个意愿治好。不过你自己到头来还是承认的那种特殊的个人影响究竟怎样呢？难道这种影响不能对患者的抵抗起到任何阻挡作用吗？”
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太好了。这种个人影响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这是我们引入分析情境的新的因素，通过它我们可以使分析流畅地进行。我们的解释中的知识内容不能起到这种作用，因为患者分享着对他周围的生活天地的种种偏见，不免和我们的科学界评论家们一样不相信我们。一个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在分析中予以配合，是因为他相信分析者，他之所以相信分析者，是因为他对分析者的形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充满感情的态度。
孩子也是这样，只相信他们所依恋的人。
前面我已经对你讲过我们是如何利用这一特别大的“暗示”影响的。不是为了抑制症状——这就是分析疗法与其他人精神疗法的区别所在——而是作为诱导患者克服其抵抗的动力。
“哦，要是这一点成功的话，是不是接下去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了？”
是的，应该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还会出现一个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分析者最感惊讶的也许是发现患者主动与他建立的情感关系是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的，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那位医生——不是我本人——遇到了这种现象，但不知道如何对待。
因为简单说来，这种情感关系具有恋爱的性质。
这很奇怪，不是吗，尤其是如果你考虑到分析者根本没有挑动这种情感，反倒是竭力与患者保持距离，从不让自己感情冲动——如果你还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根本不顾及其他任何真正有利的条件，以及个人魅力的各个方面，如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等，你就会更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爱恋是完全强迫性的。这并不是说自发的爱恋之情不能有这种特点。你也一定知道，事实往往与之相反。但是在分析情境中，这一特点完全有规律地出现，对此无法作出任何理性的解释。
人们不免会认为，患者与分析者的关系所必需的只不过是一定程度的尊敬、信任、感激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罢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关系中还有这样的爱恋之情。这本身就使人感到是一种病态的现象。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对于你的分析目的是有利的。
要是一个人产生了爱恋之情，他就会表现得顺从，他就会为了对方做出一切牺牲，承担一切义务。“
（）
是的，一开始确实是有利的，但是一旦这种爱恋之情变得更深，它的整个本质就会完全暴露出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同分析任务格格不入的。
患者的爱恋之情并不满足于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