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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BOT模式下，陆政东准备采用两个办法，一是业已建成的这些高速路“卖”掉，二是用社会资金来修高速公路。
所谓卖掉实际上也就是以业已修好的公路和公路经营权来置换资金，陆政东有过评估，贝湖的第一条高速公路资产总值应该在三十五亿左右，第二条高速公路资产总值在七十五亿左右，通行费收入都增长势头良好，实际上就是以这两条高速路作为抵押，以通行费作为还本付息的一种置换，或者以债转股进行合营。
这种做法是陆政东受到按揭贷款的启发得来的，但是陆政东并不打算找银行来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因为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陆政东觉得银行的利息实在是太高了，他的眼光瞄准了其他一些资金。
比如社保基金，比如保险业。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逐步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结余持续增长。这对保障参保者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社保基金的数量增大，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工作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但目前社保基金结余绝大部分只能存放银行，而银行的利息很低，导致基金收益率往往跑不赢通货膨胀率，出现了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保基金由于投资渠道单一而导致的隐形贬值现象，如何拓宽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用好用活基金并达到有效增长，以增加抗风险能力如何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也引起了高度重视。
而这些年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各大保险公司的资金也很充裕，和社保类似，由于受政策的限制，大部分保险业的资金也是躺在银行里。
陆政东的想法是，这些资金存到银行的利息很低，而贝湖要从银行贷款的利息又较高，如果取一个合适的中间值，让这些资金为我所用，贝湖方面得到急需的建设资金，而这些单位也获得了远比银行利息高的投资回报，更有利于其保值增值，岂不是双赢？
做通这些单位的工作不是很难，因为这些单位的主管都是经济方面有专长的人自然能看到这一点，陆政东并不打算找省内的社保或者保险业来做这事，这很容易出事，他还是倾向于找国字头的，这样更容易规范。
但这件事也并非没有一点难度，难度在于必须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政策。
陆政东这一年多时间决没有闲着，这两方面的工作他都通过京城的人脉在做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一些进展，有两家这方面的基金已经向国务院提交了设立交通能源基金，一旦国务院批准就能进入实施阶段，从而开启利用这些基金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
这样现有的高速公路经营权转让可以筹措一百亿左右的资金，加上省公路基金、交通部补助和从亚洲开发银行、国开行争取到的贷款，再修一条贯穿全省的大动脉应该是够了。
但是仅仅是修一条高速公路对于交通发展严重滞后的贝湖来讲是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引进社会资金来修路。
但这方面陆政东需要考虑的就更多。
在BOT模式里，并无硬性规定确立项目业主必须走招投标程序招投标法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施工与政府采购等领域，但BOT模式是投融资与建设一体的，所以在实际运作中，政府往往走的是招商引资的程序，而非招投标。
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按照国际惯例，这样的项目，只需要业主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资本金，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漏洞，很多有些关系硬的前来拿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转包，这类人的盈利方式有二：一是向施工单位收受项目保证金，保证金虽然到期要退还，却可在期限内无偿使用；二是将项目分拆成标段，按工程总造价下浮转包，转包一条造价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高速公路，利润将相当可观。
这绝不是陆政东想要看到的，首先是这样层层分包很容易出现质量问题，还有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分包很容易出现资金链问题，以及出现腐败问题。
这中间不管哪一环出现问题，很可能让他的计划大大往后推，会打乱他的整个通盘考虑，而其中资金链出现问题是最为致命的，不但面临着重新选择新的单位的风险，更有让计划、项目中途夭折的危险。
为政者需要从大局着眼，也要从小处着手，细节决定成败，再好的谋划，如果不对一些关键的细节做好工作，很容易就会让谋划流产。
所以在如何确定BOT特许经营的业主上他必须要慎而又慎，不管是从程序还是最后的确认必须要保证入选的业主是公是私，必须是资金实力雄厚，信誉良好，最好还是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力的。
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最中意的还是那些实力雄厚的香港大富豪。
首先这些大富豪资金雄厚不差钱，其次在国内知名度较高，和高层关系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有些还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头衔，这样也让一些心术不正的官员不敢乱来，而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有利于项目的报批。
项目报批这不管是企业、企业家，还是地方政府或者政府领导和具体经办的干部都是一件极为头痛的事情
第80章天大的喜讯
在某种程度上讲，审批手续之难难于上青天，审批也就是要在批件上盖章，往往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需要审批的项目没有百八十个章根本就办不下来，很多时候一个项目跑了许多趟中央部委还是办不下来，阎王不好见，小鬼很难缠，一个小小的科长、处长就可以让批件停留在那里发霉都办不下来。
至于办不下来的原因这些人都是讳莫如深，让人摸不着头脑，很多人事不知道为什么不批，对于批与不批的依据很多地方却始终不清楚。
不仅企业家、投资者感到“盖章病”的害处，就连陆政东当市长的时候也有个项目也是拖了好久才办下来，想想他在京城还有深厚的人脉，其他地方政府就更可以想到了。
不知道办什么、怎么办、谁来办，却又活生生地看到一只“拦路虎”盘踞在眼前，这些人如此，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围绕这些“虎”生存的，是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掮客，这远比他们自己寻租更为安全。
这直接催生了一个行业的诞生——掮客，京城的饭局多，可实权领导参加的饭局少，想办事，很多时候还就得靠这些人，他们游走于公权力与私欲之间，一手托着拥有项目或计划审批权力，一手托着“买家”，在权力寻租平台上呼风唤雨，也让各地的驻京办越来越红火。
不仅如此，这样的状况催生了骗子、“装家”、和“局长”之类的附属产业。
京城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京城的饭局上有一类人是纯骗子，常爱冒充国家重要部委的司局级干部，以号称能帮人办事为由头骗钱。如果骗子骗术高一点，对所冒充对象的周边情况熟悉些，能哄得一些刚认识的人上当，真给骗子送钱办事，这里面不乏干部，甚至是比较高级的地方领导。
还有一类人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只能夸人家是“装家”，超级能装。“装家”不骗，而是通过演技让人觉得他是大人物，人脉广阔，根基深厚，值得结交，有事肯定能办。达到这个目的是要水平的，演技要好，摆谱摆得到位，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老板，让人拿钱来投靠，然后再拿着别人的钱运作事，一方面满人家的愿，一方面壮大自己的根基。
赵一芒曾经和他讲过一个“装家”，其真实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估计就是管管供暖这类的小事。这位“装家”官小谱大，在饭局上一坐，气质平静中藏霸气，风范随意中显智慧，说他是多大干部你都觉得像。他亲眼见过一个某省下面一市的来京办事的一位处长初次和此“装家”见面，即被征服。这位处长问“装家”在哪儿高就。“装家”答在中央为首长服务。处长来了兴趣，接着问具体在什么部门。
“装家”没急着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们现在的省长是谁？
处长答是某某啊。“装家”想了想，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道：“是这个人吧，上个月还见过他，还请我去玩你们省玩，可实在没时间啊。”
处长见“装家”很随意就拿出省长的名片，立刻很崇拜，背看着就驼了下去，恭敬地向“装家”要电话。
赵一芒跟那位处长不熟，跟“装家”倒见过多次，自然不会点破玄机，再说装家真没说假话，中央工作，省长名片，都是真的啊，至于你要把他想成是大高干，那是你的问题。
后来赵一芒听说，不但那位处长就是其领导也跟“装家”跟得很紧，花钱主动积极，给“装家”送了不少钱，办了不少事。对方很热情，“装家”很欢迎，只是真实能力有限，给不了对方想要的回报，让对方无比郁闷，又无话可说。
赵一芒笑言对方实在是太嫩了，有张省长名片就了不起啊，省长去中央办事，跟市长到省里去办事差不多，遇到人多的场合，名片肯定是群发嘛，闲杂人等拿一张有什么稀奇。当然对方嫩是一回事，“装家”装得特到位也是真的，那谱摆得太像大领导了。
而现在京城纯骗子已经很少了，“装家”是主流，“装家”的数量也大，水平有高有低，手段不尽相同，目的和骗子近似，忽悠别人拿钱找他们办事。
除了那位把省长名片当道具，赵一芒还见过某部的收发室人员被随行的托介绍成机要处负责人。其实他们不算狠角色，毕竟还要秀演技，还要云山雾罩地自我吹嘘，对于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装家”，根本不用秀演技，光是那范就能把老板镇住。
赵一芒讲两年前认识的一位资深“装家”，连他这样人脉广，有点背景的老京城都没搞清楚他在哪儿高就，但绝对相信他有料。因为他不管到那儿，外面永远有两辆好车等着，挂的车牌不是警卫局的，就是政协的，司机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团级以上军官，车里布置得也超有派，副驾驶拆了，供他坐后座时能舒服地搁脚。
这样的资深“装家”和那些没有底蕴，只有演技，办不了大事的“装家”不同，资深“装家”能镇住你，也能真给你办成大事，当然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请资深“装家”帮你跑些政府项目，利润分成很可能是他七你三。
除了这些人，还有形形色色的高干亲属团，这些人中间也是真真假假，就比如赵一芒，就凭赵一芒的背景和在京城的人脉和交游广泛，要不然恐怕也是京城排得上号的掮客，只是他志不在此而已。
赵一芒是把这当笑话讲，而陆政东则是只能无言一笑，这正是过于繁琐多重的行政审批所带来的。
这样的情况想让自己革自己的命那等于是缘木求鱼，非得最高层下大决心才能够有所改善。
在现实面前他这个省长同样需要跑部进京，陆政东打算春节回京城的时候也是要去这些地方走走动动才行。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交通领域是腐败高发领域，仅仅靠干部的廉洁自律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必须要在监督监管上下大工夫。
监察局介入是必须的，但仅仅是监察局介入者力度在陆政东看来还是远远不够，必须要纪委介入，在这一点上洪志路应该会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