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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厨房的区域就是楼梯和家门之间的一小块空间。原先的厨房给改造成了一间卧室，冯丹珏的卧室。我祖父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妻子和女儿现在的生活环境，看见了就知道这个家是没地方藏他的。冯婉喻的床放在客厅里，曾经恩娘玩牌九的八仙桌像是狗洞里坐着的一只大熊。与此同时，连狗洞都没有的陆焉识在火车站周围晃荡一会，看见铺天盖地都是捉拿他的通缉令。城里是待不住的。他已经累极了，但他的优越性是从海拔三千多米的地方下到西宁，感到肺活量巨大，迈步毫不费力。他决定往城外走。往东北走，先朝着兰州方向走，再南下，往婉喻的方向走。西宁城对于走惯了大荒草漠的人来说，太小了。后来很长时间，我祖父都是那样走路，好像路不够他走的，上海不够他走的。他不仅有了草原人的松散大步，也有了草原人张望的特定方式，那种摆放眼睛的特定方式，似乎一举目就要看出去好几十里。他走到西宁城东北边一个小村镇。漆黑的房子都是土垒的，一个小学校有三间房子，门没有锁，土坯桌椅反正没人会搬走。
他躺下去的时候发出很响的一声“嗯”，躺下后开始想婉喻。这一会儿他才有心思把婉喻好好想一想。这是纯粹的黑，纯粹的静，都让他满意，这就是一个人什么都敢想的时候。他想婉喻多么傻，从来没有发现她的焉识有多么浪荡，从来不追问笔记本里一缕栗色头发的主人是谁。抗战期间，韩念痕那个女人在焉识身上留下了多少可疑处？婉喻从来没有追究。也许为了婉喻的懵懂无知，他急于见她，给她一个发落他的机会。我祖父热恋我祖母比我祖母热恋我祖父迟了许多年，此刻他躺在不知名的小学校教室里，回想二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婉喻的每一瞥眼神，发出痴汉、浪荡鬼的傻笑。婉喻很艳的眼神让他小腹抽动，着急上火。他早干吗去了？搁着那么艳的婉喻，不去好好地开发；他和她之间该有多少开发的余地？
陆焉识就像一失足掉进睡眠那样，所有的思绪戛然而止。这种睡眠连梦都没有，犯人要不就不睡，一睡就死。我祖父就掉进了这种等于死的睡眠。就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把自己的亲人害成了什么样。
冯婉喻和冯丹珏此刻对面而坐，之间隔着八仙桌。上海的初冬在她们的毛衣里，夹袄里，骨头里，在湿一团干一团的地面上。刚才冯婉喻吃饭吃到一半，就被叫到里弄的居委会去了。居委会主任要她老老实实，把逃犯陆焉识的消息及时汇报。居委会主任还给冯婉喻介绍了一个榜样，隔壁弄堂一个女人就检举了自己的堂哥，结果帮人民政府除掉了一个美蒋派遣特务。刚回到家里的弄堂口，传呼电话又叫冯婉喻接电话。电话是我父亲冯子烨打的，怒气冲冲，问母亲有没有“那个人”的消息。“那个人”一听就是，“那个老东西”，“那个害人精”。我父亲还把给了他一半生命的陆焉识叫做“人”，纯粹看他母亲冯婉喻的面子。
现在冯婉喻又回到八仙桌旁边，端起碗，又放下。泡饭冰冷，肚子里更冷。冯丹珏坐在她对面。母亲感谢小女儿的无话，再有一句话她就会崩溃。而我祖父对于这些全然不知。他那种死一样的睡眠非常可怕，能把白天的屈辱劳累都抹杀干净。并且不再是个斯文人，凶猛地打鼾，假如凑近看的话会看见他鼻子里长长的毛被吹得东摇西摆，松懈的腮帮把嘴唇带得咧开，露出久病的牙齿。你要是看见我祖父年轻时的牙齿就好了！他现在就是一个监狱里住长了的人特有的睡相。
陆焉识是在凌晨四点钟突然醒来的。这个钟点是他上路以后根据鸡鸣估摸的。他就是要自己这时醒来上路，在一个礼拜之内到达某个县城。他在打如意算盘：先给婉喻写封信，约婉喻出来和他会面，见面地点可以在上海和西北之间的某个小城市。然而他不知道婉喻一夜都没睡，白白地躺了八小时，白白地浪费了两粒安眠药。她在党委副书记跟她谈了话以后就悄悄干了一件事，把一份入党申请书烧掉了。副书记的话让她看到自己多么痴心妄想，多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没有焉识的事变，她还挑着一头热的剃头挑子挑得浑身劲头呢。焉识的事变才让她明白她是谁，是“敌属”。她忙得头头是道，得了许多学生家长的表扬，家长们不惜请客送礼要把孩子转到她的班级，她便以为自己多少跟别人一样了，挤进共和国了，原来“组织”从来没把她正眼看待过。她能混到今天，是因为“组织”有个阔大无边的胸怀。婉喻看着申请书上的娟秀小楷被烧得疼痛扭动，变形变色，由黑的变成了白的。她把字迹的骨灰倒进一个杯子，冲上水，当偏方喝了下去。带焦糊味的偏方该根治她的妄想症。
这还不完全是冯婉喻失眠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女儿冯丹珏的婚姻。冯婉喻把做老小姐看得比做不成党员更可怕。只需要几句话就能探出丹珏男友又出了状况。
“丹珏，这两天见小吴了吗？”
“没有。”
“没见啊？”
“太忙了。”
过去那些男友也是突然就“忙”起来了。婉喻从来不问他俩到底是谁忙得约不了会。一问会怎么样？想听实话还是谎话？婉喻也从来不劝丹珏，主动一点嘛，家庭条件不好，人就要低姿态一点；也不说，好了，丹珏，眼光放低一点总是找得到的。那她婉喻自己呢？多少年前，见过陆焉识她眼光还低得了吗？她听见马路上第一班电车开过来，近了，又远了。电车开过的时候，短暂地在墙壁上留下白亮的方块。恩娘的照片一闪而过。恩娘给了婉喻许多艰难时光，但她把婉喻教成了一个巧女人，经营吃穿就像经营艺术，恩娘还教她忍、熬，让外面人永远没得笑话看。总之，恩娘把守寡所必备的本领无意间都教给了婉喻。恩娘要是长寿一点，现在她可以多一份忍和熬和她做伴。又一班电车过去，一方方亮光里，路边梧桐树枝摇晃到家里墙上来了。
第十三节 长途电话
陆焉识在一个镇子碰到了大集。西北农民在准备冬至的食物了。他花了两分钱，买了一碗胡辣汤，摊主跑了十多分钟的路才把他的五块钱找开。集市什么都卖，老花眼镜和小姑娘的塑料彩色发绳放在一块卖。他花了两毛钱买了副浅度数老花镜，一边镜框比另一边高，但戴上能有效地使他走样，他就图这个。现在好了，他可以搭车了。他举着一毛钱站在路边，车很好搭。两三天里面，陆焉识把中国乡村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乘坐了一遍，骡车、马车、驴车、牛车、拖拉机、三轮机动小卡车，甚至独轮车，纵穿了三千年车辆发明制造史。他当逃犯不过才一个月，已经是个相当成熟的逃犯，一天难得说一句真话，也学会看自己谎话的效果，并从各种人眼神里看出自己留给他们的印象。那些让他搭车的人看见的陆焉识大致是个支边的老教师，老医生。这样他就把最难走的山路混过去了。
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县城，他决定住下来。城关有个长途汽车站，有一间满是人粪的候车室。到了天黑，他才明白他不是这里的唯一投宿客，他还有四个流浪汉室友。本来他想给婉喻写封信，又想到××信箱后面的眼睛，便取消了这个打算。县城里有个邮局，挂着个大钟，掌握着全县城所有没钟表的人的时间，还有一部电话，是除了县政府的三部电话之外唯一的电话。长途电话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打，到了夜晚电话就搁在一个既通室内又通室外的小窗口。陆焉识绕着灰尘扑扑的电话机转了几圈。他算着口袋里的钱大概够他说几句话，线路不好的话，就得一个劲地“喂”，那么会“喂”掉他多少钱。
晚上八点钟，县城唯一的街道上所有店家人家都关门熄灯了。邮电局的电话小窗口跟任何一家的窗口一样，一点光亮也没有。凑近了，却能听见里面有一架无线电在寻找波段。他敲敲窗子。夜班接线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自己觉得被邮局的绿制服打扮得很神气：一个人民邮递员。他问陆焉识敲窗有什么公干。陆焉识笑了笑，天黑，从小伙子的眼神里一时看不出自己是个什么人，够不够得上一个不太好的人民形象。小伙子告诉他，电话按分钟计算，假如他觉得划不来也可以发电报。他递出来一张电报稿纸。陆焉识把稿纸又恭敬地推回去，问小伙子，能不能请他先接通上海电话局。
“上海电话局来了。”一分钟后小伙子说。
上海的声音爬过几千公里的电话线再穿过话筒上陈年积累的灰尘从这一头钻出来。陆焉识把耳机贴到耳朵上，听见了带灰尘气味的上海普通话。
上海女接线员不久就按照陆焉识提供的婉喻的地址查到了婉喻里弄的传呼电话号码。
他用脑子抄录下那个电话号码，人就动不了了。什么可能都会有的。婉喻可能住得离传呼电话很远，跑来接电话的时间正好跑光了他的电话费预算。传呼电话可能已经是个陷阱，他一个电话打进去，婉喻那边一接，正好，一捉一双。还有什么可能呢？婉喻已经不在家了，被警车拉走了。他发现自己蹲在电话小窗的下面，像老农民一样蹲得稳稳当当。当犯人这么多年，干活间的休息，吃饭，发呆，没有凳子坐，都是坐自己的脚后跟。
那个值班接线员在窗口里问他还打电话吗？
他站起身，把传呼电话号码告诉小伙子。然后他又要了一支笔一小张纸，写下婉喻的名字和门牌号，让小伙子请上海方面的传呼人叫纸上这位女士来接电话。这样多少可以绕开点陷阱。小伙子拿着纸看了一会，把每个字都念了一遍，虚心地接受纠正。小伙子在这里闲惯了，有点事情精神非常好，普通话也拿出来了。接线员对着话筒说出“冯婉喻”三个字时，眼睛明亮地看了他一眼，为自己刚刚跟大上海通了话而骄傲。然后他告诉他的顾客，传呼人已经叫人去了。陆焉识让他立刻挂电话，小伙子一脸不解，迟疑地把电话挂上了。
“这样电话费可以省一点。”陆焉识给小伙子解释，口舌又恢复成当年课堂上陆教授的口舌了。他伪装这么多年，幸亏只是说话结巴，思考问题一点不结巴。“上海很大的，一个人跑去叫另一个人，要跑半天的，上楼下楼。人在路上跑，这里电话费还要算，没道理的，对吧？”我挥霍了半生的祖父这时候精得可怕，趁着小伙子的懵懂已经刮了邮局不少油水。
婉喻终于来了。声音非常小，这就是婉喻。她问，请问是哪一位呀？当着接线员小伙子，也顾及到激动起来会耗费电话钱，他用冷静的上海话问她，还好吗？婉喻只吸错一口气，马上调整了一下，就冷静了，说谢谢你，蛮好的，你呢？就是两个晒太阳、逛菜场天天见的老邻居，也不会比他们口气更平常了。让谁听上去他们都是那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见面也会牵记的老相识，熟得彼此从来没发现对方怎么就长出了一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