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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都没有提，就当它是她喝冒牌威士忌喝出来的醉话。他们各自去忙自己的事了。她下班前，他把她叫到办公室门外，问她晚上有事没有，没事的话一起出去吃饭。
“你还有钱请客呀？”她还是那样，总是不给你留情面，有点呛着你。
他说他会在大门口等她。她同事朋友太多，他说的大门口实际上是马路对面的杂货店，他总是在那里等她。
他们吃饭的地方是她选的，一个撤退到后方的低职官员的太太和丈母娘开的南京风味小馆。她又要了酒，这回是广柑酒，蜂蜜一样稠厚，在酒盅口鼓出浅浅的弧度。她又要借酒说什么疯话？她让他别担心，知道他们这些教授穷困潦倒，不像她这个政府职员还有油水捞，因此这餐饭由她请客。他紧张地东拉西扯，说仗越是打下去，物价越是涨上去，他们这样的教书匠就越是要穷下去。她说仗要一直打下去就好了。他问好什么，没吃的还好？她看着面前一小片桌面说，宁可不吃；仗一直打下去，大学就都留下了，教授们也就不走了。他不再说什么了。她倒主动给了上回的大事件一个说法：娃娃打胎了。又是石破天惊的消息。有一家私人开的妇幼医院，能做这种手术，所以避免了母亲的命完全操控她念痕的命。
“他同意了？”焉识指的是她的男友。
她淡淡一笑。她的笑他后来想起来是无奈的，不想多啰嗦的意思。后来他还想起，直到那一天她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字。就在这天晚上她第一次提到“爱”，说女人是能把爱当饭吃的。饭后她跟他回到教育部的客房，她似乎停止了为自己的名声担忧，不再和他分头进入房间，而是大大方方地站在柜台前，让柜台先生的目光从焉识脸上扫到她脸上，再扫回来。焉识拿了钥匙，她便把自己的胳膊递上去，让他去挽。
夜里焉识要送她回家，她没有推辞。她的房间在一个临街的老楼里，楼下的铺面房开的是烟草店。楼上亮着灯，灯下无疑是她那个戴绿帽子的痴心男友。店的侧面砌了一道窄而陡的楼梯，他看着她走上去。烟草店还没有关门，没有顾客的店主总是多事，这时伸出半个头来看着焉识，说婆婆管教严得很，咋才送韩小姐回来呢？焉识问，婆婆？什么婆婆？韩小姐有婆家了？店主说四川人喊妈的妈就喊婆婆。焉识脑子乱了一下，又问，韩小姐不是没有跟她外婆住吗？店主转过来请教焉识：那她跟哪个住？她从一个月大就住在这儿了！
焉识站了一会儿，向上坡走去。冬天的夜雾朦胧了韩家的窗口。念痕一直以来有关跟人同居的谎言是怎么回事？是处于女人的小心眼，给他点危机感，刺激起他的妒忌心？亦或许念痕把国外和大城市的开化理解错了，以为同居是时髦事物，就像说英文、做无政府主义者、喝威士忌？
从念痕家往回走的路上，他的步子非常轻快：两足兽终于夺到了独一份的肉。但渐渐他两脚迈不开了。念痕给了他一次机会表演，表演他的自私、无气度、无担待，她把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不让她分辩解释，不给她哪怕是朋友的肩膀去依靠一下。他白长了大个头和宽肩膀。
也许这才应该是他停止去见念痕的时候。
他让自己从此收心，教书和写作，完成他战前拟定的几部学术著作。战争把他的学问荒了，他必须从荒芜里捡起原先的志向。大学搬迁过来了，但教材没跟着来，很多教科书不知丢失在搬迁的哪个环节上。焉识的记忆就是他的教科书和教授笔记。尽管教育部对教材审查严密，学校的秘密特务们给每个教授的教课打秘密报告，焉识还是按记忆中的教程上课。在学生里陆教授是个明星，他的课堂总是像剧场一样客满，对话和笑声都允许。
这天他正在上课，从窗子看到一个戴银灰围巾，穿酒红色夹旗袍的女子在跟一个学生打听什么。他想，等这个女子转过身，千万别变成韩念痕。但她转过身来偏偏就变成了韩念痕，并且还拎着一大捆被褥。剩下的半堂课他不知道在胡扯什么。撤到后方的课常常是几个班级并在一块听课，加上纯粹凭兴趣听课的人，课堂内外坐着上百学生，而他这一节课有半节是误人子弟。念痕打听到了他的教室就消失了。等下课钟打响，他走出教室，发现她就站在他教室那座房子的侧边，鼻头冻得鲜红。见了他她就吵架似的呛上来。
“你信里是什么意思嘛？”
她是指他最后一封信，信里说他要写书，不会进城了。焉识避开她的问题，问她怎么来的。
“还能怎么来？”
这就是念痕。她的活力就在呛着你的时候体现出来。她用反问来应答，用抗议来同意，温顺中含有冲撞。念痕是一杆枪，按你的瞄准向前发射，同时会给你重重的一下后坐力。
念痕的主意也很大，拿主意的过程却把你全蒙在鼓里：她其实早就请求调任到焉识的学校里了。她听说部里打算派遣一个协理员，协助焉识的学校和另外一所从沦陷区撤来的大学在当地解决食品和教具，她就开始在头目里活动，争取到了那个协理员职位。现在她拎了被褥和几件衣服，在女教师的宿舍搭了一张铺，便在校园里安顿下来。焉识看着她，觉得心里又是一阵无耻的快乐：两足兽正想立地成佛，肉却自己找上门来。
焉识住的是单人寝室，但房子和房子之间完全搁不住秘密，无论是气味的还是声响的秘密。一旦念痕在她带来的小煤油炉子上烧吃的，两边的人都会存心大声说：“谁发财了在打牙祭？”念痕和焉识铁起心做小气鬼。食物是念痕走许多路，挖空心思从附近村子的农民家弄到的，往往就是一口两口的油荤，他们慷慨不起。
念痕来到学校的第二天，人们就验证了所有传闻：陆教授趁着战乱养外室。所以她干脆放开做个有名有分的外室。她除了在办公室上班和回到女教师宿舍睡觉，所有时间都在焉识的寝室。她在焉识门口的两棵树上系起一根绳子，上面不是晒着焉识的衣服被单就是挂面或者干年糕片或者腌菜脑壳。一旦有谁开门看见她忙出忙进，她也毫无避人耳目的意思，大大方方打招呼，谈笑，给人看她如何做个巧妇在经营陆教授缺柴少米的生活。
念痕同时也是学校的巧妇。人们常常看见她做个带队的，把一队推鸡公车的农民带进校园，鸡公车的车斗里装的不是红苕就是土豆，要不就是胡萝卜或者白萝卜。她很快对走私贸易在行起来，尽管从敌占区到后方的走私被政府允许，但能弄到什么货物和以什么价钱弄到货物仍然是对才能的考验。大学里许多人抽到恒大香烟时，对念痕公开做陆教授情妇的私人小节便不过问了，并且过来过往的脸上都是不无巴结的笑容。谁巴结好了密斯韩，下一桩走私贸易可以给他或她漏下点油水。念痕一面到处贸易，一面在学校修课。她现在管学校吃管学校穿，她修课的学费学校一分钱不收。她读的是商学院，主修金融和贸易，陆教授任教文学院，他的课不在她的选课范围，因为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为学生们的思想健康担忧，收回了大部分学生们选修课的自由，尤其是跨学院的选修课。
焉识常常在念痕忙碌的时候看呆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碎布她都收捡起来，各种布片又会被她搭配好颜色补缀到她的或他的衣服上去。断头的毛线、棉纱她也都兴致勃勃地连接，再绕成团，仔细地保存起来，然后把它们织补到磨破的毛衣袖口或肘部，甚至织成变色龙一般的彩色袜子和手套。她一边做自己的事一边安排他的活路：把豆子捡一捡，翻一下锅里的粥……他就会在这种时候呆呆地看着她，心想这个女人进入他的生活多么自然，多么不着痕迹。他也会惊讶，自己怎么就跟这个女人经营起日子来了，并且是乐融融地经营。有时他会怕，怕自己爱恋念痕，纯粹是因为念痕不是恩娘推到他面前的女人，纯粹处于他对那种婚姻的反叛。他怕自己爱念痕其实是假，爱自己的自由是真；他是没种公开地爱自己的自由的。他从小到大，大事情自己从来没做过主，只有跟念痕的恋爱是自由自主的。假如他把爱自由投射到爱念痕上面，对这个在他身边一天天辛勤搭窝的年轻女人多么不公正。
当念痕在一笔走私贸易中撞上好运气，就会迫不及待地找到他，突然把一包砂糖，或者一块巧克力，或者一听日本奶粉举到他鼻尖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一样，贸易不分敌我，商机高于一切。尤其日本的黑市贩子，冒着被自己国家处死的危险，把奇缺的货品走私给中国贩子，再曲径通幽地走到念痕这样官派的走私物品采购员手里。有一次念痕把焉识叫回寝室，让他往竹床下探头。床下搁着一个纸板箱，拖出来，里面装着二十多个松花蛋和半截宣化火腿，还有一袋干鸡棕菌。那时暑假刚开始，她建议就用那两天过大年，一天算年三十，一天算年初一，到了真过年万一又让日本人截断了什么线路，未必会有这么好的年货。
念痕的噩兆在当年年底应验了。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之后，重庆通过滇缅公路、取道河内从香港取得的物质补给就不再可能。念痕在学校越发成了红人，她的走私贸易已经织成一张大网，几乎什么都可以买来，烟、酒、布匹、皮鞋、西药，随便你要什么，只要时间和价钱上不限制她。她还组织几个教授眷属和学生会一块在校园里开了荒，只是茄子下来全校都要吃茄子，都要被茄子吃倒胃口，而收获扁豆的，师生们又把一生的扁豆定额都吃超。这一年，迁到重庆的教授等于都受了降职处分，因为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千四百。半茶勺猪油和酱油拌进米饭，就等于吃红烧蹄膀。而能吃到这样的“红烧蹄膀”的，全学校没有几个人，陆教授是其中一人，因此他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陆教授还因为别的原因做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除了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学校的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了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的蔬菜农场田垄上。客气还是客气的，甚至马屁哄哄，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的一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地作答。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的。那么，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的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么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的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的春天一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最后那个领头的人警告了焉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大学学生的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一有自由、民主的蛊惑马上感染成病。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的。那教科书呢？丢了。1937年就丢了，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一块丢在从上海内迁的途中了。1937年的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许多内迁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