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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普曼有罪（5）
康顿把“墓地约翰”的信交给了林勃上校。迫不及待的林勃等车刚开出一英里左右就把信拆开了。信上说“尼利”是一条28英尺长的小船，停泊在马萨诸塞州伊丽莎白岛海岸的马颈海滩和盖赫德之间。船上和小林迪在一起的两个人是无辜的，请不要为难她们。 第二天凌晨，在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部队的鼎力协助下，林勃驾驶海军的水上飞机——一种可以停靠水面的飞机——从康涅狄格州桥港市的海军基地出发，与水面上数艘海岸警卫部队的舰艇一起，开始了整整两天的搜寻，但最终也没有找到那条或许根本不存在的小船“尼利”。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介入林勃幼童绑架案。他们一边找约翰·康顿博士谈话，一边派出大队人马搜查雷蒙德公墓，结果只在一块墓石上发现了一只脚印。虽然当时将这只脚印拍了照并印了胶泥模，但后来却没有作为物证提交法庭。 愤怒和失望并没有使查尔斯·林勃死心，他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企图再次与绑匪接触。更多的人自愿要求担当牵线搭桥的中间人，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名人，也有乘人之危的骗子。 5月12日，绑架案后的第73天，林勃正在一条搜寻船上休息，他的助手们接到新泽西州警署署长诺曼·西瓦可普上校发来的加急电报。没有人拆开电报，但大家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那条令人心碎的消息。助手们犹豫着谁也不愿意将电报送进林勃上校的舱房里。 那天下午3点15分，两名卡车司机，威廉·艾伦和奥维尔·华生，开车到霍普威尔送货。他们把车停在离林勃庄园约两英里处的普林斯顿…霍普威尔公路旁，威廉需要方便一下。天上下着细雨。威廉走进路边的树林，当弯腰钻过一枝低垂的树枝时，他看见地上有一个像骷髅一样的东西。威廉顺手捡起一根棍拨开覆盖其上的树叶，只见一具已经腐烂的婴儿尸体脸朝下躺在一个浅浅的坟坑里，尸体用一块布毯包裹着，尸身上爬满了小虫子。威廉吓得赶紧跑回车里，和奥维尔一起赶到霍普威尔镇。他们在一个理发店找到了警员乔斯·威廉逊。 保姆蓓蒂和查尔斯·林勃先后确认了小林迪的遗骸。辨认的特征包括牙齿的数目、亚麻色的头发、两个叠在一起的脚趾、还有法兰绒内衣和尿布等。第二天，林勃上校在警方的陪同下，将小尸体送到新泽西州临顿火葬场火化。此时距两名卡车司机发现尸体不到24小时。 因为警方指定的验尸官关节炎发作，那具小尸体只在火化前由一位殡仪馆主任草草地作了一下检查。 他发现孩子的颅骨上有四处裂痕和已经变质的血痂，由此推测查理死亡的原因应是头部受到重击而造成颅骨骨裂。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死亡时间很可能就是绑架案发生的当晚。估计当绑匪抱着小林迪从窗台上爬下来时，因木梯断裂孩子掉到了地上。警方认为作案人并非有意要加害于小林迪，这只是他们行动中的一个意外事故。 但不管怎么说，对林勃夫妇而言，结果都是一样。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警方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们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搜查绑匪，但可能为时已晚。 5月23日，新泽西州州长哈里·摩尔宣布，悬赏25万美元缉拿本案凶犯。赎金索取信的拷贝也发往各地警署和监狱，以与在押犯人的笔迹对照。警方还请来心理学专家达德利·肖菲尔德医生分析罪犯特征。肖菲尔德医生认为，绑匪系德国人，40岁左右，已婚，个子与身材和林勃上校相近，曾有犯罪前科，患精神分裂症，性多疑。他甚至推测在“墓地约翰”交给康顿博士的最后一封信中，执笔者曾下意识地写下了“岗赫路”的头几个字母，后来又改为“盖赫德”。“岗赫路”是当时纽约布郎克斯的一条主要街道。 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新泽西州警署首席侦探凯顿中尉率领警员们集中盘查林勃和莫洛庄园里的工作人员，重点怀疑对象一是查理的保姆蓓蒂，一是莫洛庄园的女佣微俄莉特。蓓蒂是最后一位看见小林迪活着的人。那天傍晚在孩子失踪之前，她的男朋友曾往林勃庄园给她打过电话。警方经反复查证，最后确定他俩是清白的。 微俄莉特的疑点在于她的说辞前后不一。1932年6月10日，警方打电话到莫洛府通知她去警署谈话。微俄莉特听说后立刻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不去！我不去！”然后冲出屋外。等人们再看见她时，她已服氰化钾自尽。后来警方终于查明，微俄莉特惊恐的原因是她和她的男朋友涉足黑酒生意，与绑架案无关。这桩人命官司震惊了公众，美国和英国的报纸纷纷载文，要求惩罚将微俄莉特置于死地的凶手。 约翰·康顿博士也一度被列为警方的怀疑对象。一名找他谈话的警官一口咬定康顿和他的同伙私吞了赎金，然后编出“墓地约翰”的故事来蒙骗众人。实际上，康顿博士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12万多美元的“差旅费”，先后到各地警署辨认了上百名嫌疑人和37万多张照片。 1932年8月16日，安妮生下了林勃家的第二个儿子乔。这个知名的家庭在收到无数祝福的同时，也接到不少威胁要绑架乔的恐吓信。 林勃幼童绑架案唯一的正面效应是促使国会通过了绑架案法，亦称林勃法。在小林迪遭绑架时，联邦调查局尚无权过问此案，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绑匪已经离开新泽西州。按照林勃法，如果被绑架人质一周内还未返回，则可假定罪犯已跨越州界，联邦调查局即可出面参与破案。一年后，林勃法修正案进一步授权联邦调查局可在24小时后介入，而且一旦人质遭到伤害，罪犯将被处以极刑。
赫普曼有罪（6）
随着案情的发展，侦破工作的区域重点逐渐从新泽西州转入纽约，这是诺曼·西瓦可普上校所不希望看到的。一开始，他甚至拒绝向纽约警署提供赎金索取信样品等资料。 在赎金交付后的第三天，1932年4月5日，第一张2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曼哈顿上城区西部的东河储蓄银行。糟糕的是，这条消息第二天就被记者披露于报端。到1932年年底，先后共有2张20美元、4张10美元和21张5美元的赎金钞票出现在市面上，但究竟何人使用的这些钞票却始终是个谜。纽约警署主持此案的詹姆斯·棼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大张“作战地图”，每当出现一张赎金钞票，他便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上摁一颗图钉。 1933年4月5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布一道行政命令，作为应付大萧条时期通货膨胀的特殊经济对策之一，要求中央银行在同年5月1日之前回收市面上所有总额为100美元以上的金圆券、金币等可兑换黄金的现钞或债券。也就是说，5月1日以后，一次使用或兑换金圆券的总额不得超过100美元。这将迫使绑匪尽快出手赎金中的金圆券钞票。 在5月1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50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位于曼哈顿的化学银行，还有50张10美元和50张5美元的被曼哈顿的制造业基金银行回收。但和以往一样，谁也不知道兑换这些金圆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因为是在办理完兑换手续之后，才由专人将回收的金圆券逐张与赎金钞票的号码册查对，所以银行职员们在经手时并不知道哪些金圆券来自赎金。 5月1日，回收期限的最后一天，中央银行纽约分行一下子收到298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兑换表格上填写的姓名为J·J·福克纳，而地址据后来查证是假的。但那位经办的银行职员还是没记住兑换人的模样。 在詹姆斯的“作战地图”上，赎金纸币使用的区域渐渐显露出来了。最密集的是曼哈顿上城区的雷克星顿路，以及德国人集居区约克维尔。詹姆斯亲自走访了每一位经手人、银行职员和商店收银员。大多数人不记得持币者的模样，而记得的人所描述的却相差无几：白人，中等个子，蓝眼睛，瘦削的脸型，高颧骨，尖下巴，穿深色上衣，戴软毡帽，帽檐压得很低。当时的著名漫画家简蒙·巴里曼根据这些描述和约翰·康顿博士的记忆，为该嫌疑人画了模拟像。 1933年11月26日，洛意斯·谢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小姐收到一张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当时的电影票是55美分一张，影院一般很少收到金圆券。就在西西·芭迟疑的那一刻，一个浓厚的德国口音说：“怎么呢？这是金圆券。”接到西西·芭的报告后，詹姆斯·棼在开映之前赶到洛意斯·谢里丹影院，但直到电影散场，那个座位还是空的。 从1934年1月起，就再没有人见到过5美元的赎金纸币。这一年的6、7、8三个月，没有任何关于赎金钞票的报告。直至9月，10美元和20美元的又重新开始在曼哈顿和布郎克斯出现。 1934年9月15日，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一辆1930年的深蓝色道奇轿车来到雷克星顿路和127道交界处的一家加油站，车主掏出一张10美元的金圆券付5加仑汽油钱共计98美分。加油站的工人瓦尔特·莱尔怕这张面值不算小的钞票是假币，便顺手把道奇的牌照号码写在了纸币边上——。 9月17日，布郎克斯的科恩交易银行将这张钞票连同另一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一起交到了纽约警署。 詹姆斯·棼马上通过纽约市机动车辆管理处查到，深蓝色道奇轿车的车主名叫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男，35岁，木匠，生于德国，无犯罪记录。赫普曼的家庭地址是布郎克斯东222道1279号，离约翰·康顿博士与“墓地约翰”第一次见面的林坪公墓仅隔六个街区。房子坐落在222道和一条步行小路尼旦巷相交的街角处，赫普曼和他的妻子安娜及九个月大的儿子租住二楼，另有两家人合住一楼。 9月18日这一天，60多名便衣警探从早到晚在赫普曼家附近转悠。他们将要逮捕布鲁诺·赫普曼，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在行动之前，警方想搞清楚赫普曼是否携带枪支等武器。 第二天，9月19日，星期三，早晨8点15分，赫普曼从房子里走出来。他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简蒙·巴里曼所画的嫌疑人，亚麻色的头发上扣一顶软毡帽，体重大约180磅左右。赫普曼穿过尼旦巷，从对过的车库里开出那辆深蓝色道奇，三辆黑色轿车立即紧紧尾随。行至东萃孟街附近，当深蓝色道奇跟在一辆笨重的清洁车后面缓缓行驶时，警探们跳出黑色轿车，将深蓝色道奇团团围定。 据说当时布鲁诺·赫普曼的反应，只是怔怔地看着几位警探，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