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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后的一个月并不如我想象得好。阿楠打来电话的频率与日俱减，到了后来甚至一星期都没有一个电话。打电话到阿楠寝室，通常都是不在。我感到阿楠渐渐地疏远着我，以她漠然的姿态。
“爱能留是福，爱难留该悟。”梅艳芳的《女人花》成了那段日子里最常听的歌。阿鹏还是经常跑过来喝酒，见我再也不提小镇和那个3700公里以外的女孩，便试探地问，我总是支吾着过去，反而一次次神经质地问起他对我个人的评价，弄得阿鹏经常不知道怎么回答。
南欢北爱（十九）
彻底的决裂是在一个寒冷的深夜，阿楠略带愧疚的电话宣告了这段感情的无疾而终，她说这隔了3700公里的爱情太累了。我什么都没有说，仿佛一切早在意料之中的平静，挂了电话。
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爱情是太个人的事，一个人心不在了，另一个人没有必要强求她留下来，妥协得来的爱情并不完整，终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破碎的梦。脑子里偶尔也会 闪过留住阿楠的念头，却是全无勇气。若是相隔咫尺，纵是一个表情，一个拥抱，也能传递温度。可这3700公里的距离啊，就算我大声哭泣，到了那边也不过是一声微弱的叹息。
还是无法做到从容，一连几天都被一种无尽的倦怠缠绕。她从我的生活里抽身而去，所有的悲伤、痛苦、绝望乘虚而入，甚至连绸缪已久的梦想也因为她的缺失一下子空洞起来。生活就像处心积虑搭建起来的一个舞台，用我所有的梦想和爱。满心欢喜地看着它一点点成形，忽然有一天将会在舞台上表演的女主角走失了不再回来，从此舞台再无任何意义。
那一年冬天我一直怀疑爱是否真的存在，还是岁月留给我们的一个虚空梦境，让人费心猜疑，并从中得到无尽的欢愉或是无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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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毫无头绪，整理了一半的个人作品集零散的堆在床下，落了灰尘。另一半还躺在公司的电脑里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整理下去。阳台上的君子兰一直没浇水，终于在两周之后干枯而死。睡觉时依然把手机放在枕边，深夜醒来看看没有未接电话，忽然意识到她再也不会半夜打来电话，一瞬间悲恸欲绝。
长春的冬天呲牙咧嘴的冷，平时很少出门。阿鹏见我情绪低落，又搬回来住。我依旧每天早晨7：30站在艺术学院对面等班车。公司搬进了新办公区，一切崭新，可惜没有窗户。我经常趁工作时间溜到停车场去晒晒太阳，风总是不时夹着雪在广场上呼啸而过，吹到脸上刀割般的疼。那段时间迷恋上了网络游戏，夜里经常和阿鹏在楼下的网吧里奋战到凌晨三四点，然后每天早晨脸色蜡黄，疲于奔命地跑下楼等班车。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阿鹏买了电脑，不再经常夜出，脸色却依然蜡黄，原因是我们还是每天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直到有一次在企划培训会上，不知不觉的伏在桌子上睡着，被主管我们部门的副总点名批评，才略微收敛，每天睡觉时间提前到了两点。
南欢北爱（二十）
一次到欧亚科技城买游戏光盘时，发现卖这个东西很赚钱。于是和阿鹏凑了点钱，在欧亚八楼租了节柜台卖起了电脑散件，查得不严的时候兼卖一些盗版光盘，当时正值春节之前的销售旺季，几乎是卖什么赚什么，后来我和阿鹏仔细研究了一下，淘汰了利润比较低的几样商品，专职卖起了盗版光盘。
那段日子风生水起，钱赚得特顺，几乎每天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赢余。“生意”无需我 们自己打理，阿鹏找了一个刚刚毕业失业在家的朋友照应，加上阿鹏在科技城里工作，每天早晨早来半个小时进货，我只负责下班后过来算账收钱。然后三个人在楼下找一家小馆子吃吃喝喝。偶尔也叫上七七八八的朋友，打上两三辆出租车，浩浩荡荡的赶到文化广场附近的王记酱骨头馆撮上一顿。
好日子没过多久，春节一过，买电脑的人潮水一样的退去，科技城里来来往往的净剩下些挂着胸牌拿着散件走来走去的店员。后来我们又卖了阵散件，还是不赚钱，一个月后实在支撑不下去，处理了剩货，终于关门大吉。
扣除租金，扣除人员开支，噼里啪啦一算，赔了两千多。散伙的时候大家在楼下每人吃了碗六块钱的牛肉拉面，分了十几张处理不掉的盗版光盘。
春节期间阿楠打过一个电话给我，接起电话那边什么都没说，我喂了几声之后那边挂断。拨回去先是没人接听，后来干脆就是嘟嘟不停的忙音。
接连几个月工作打不起精神来，做了几个项目也是拖泥带水，全没了当年的利落。人力资源部嚷嚷涨10％的工资仍没有结果，越发觉得这份工作形同鸡肋。索性辞了职休息一段时间，这次老丁没有挽留，照例请我吃了顿欢送饭。
没过多久我和阿鹏从艺术学院对面搬到了宽平大路，收拾东西时在床下的一个鞋盒子里发现了那串贝壳做成的风铃，拎起来晃了晃，依然会叮叮当当的响。我坐在地上，傻傻的愣着。身边是收拾好了的大包小包和装杂物的纸箱，恍惚中想起一些约定。
唉，这物是人非的日子。
南欢北爱（二十一）
我还是决定离开，去赴一个名存实亡的约定。
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些资料和几件随身的衣物，剩下的东西交由阿鹏打理。在火车上想起了两年前的北京生活，想起了一年前的南方之行，命运颠沛流离，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喘息。窗外的风景像逝去的时光一样向身后划过，等在前方的依然是遥遥无期的宿命漂泊，不期而至的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
我想我终究无法逃离城市。我从中汲取养分，滋养看起来贫瘠的生活。我又对城市充满厌恶的情绪，厌恶的结果是一次次远离它们。我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还是为此兴奋不已。快乐在生活里已经变得苍白而乏味，我只是通过逃离的过程获得一点点可怜而又无聊的冲动。就像一个诗人在他的诗歌里写到的一样：“我厌倦，我无法使自己还原。我想飞，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飞。”
我打算在北京稍做停留，重温一下这个熟悉的城市，还想在南下之前登一次长城，在烽火台上向我的北方做最后的话别。
小艾到车站接我，我们叫了一辆破夏利去往她们在北科大对面石油大院里的住处，收音机里播报下午可能会有沙尘暴，这让我有些沮丧，为第二天的长城之行感到担心，该死的北京天气。
午饭后果然开始扬尘，风沙从杨树梢上掠过，呼啸地响。小艾躲在阴暗的房间里看肥皂剧，我跑到阳台上给北师大的一个朋友打了一通电话，他以风沙大为借口谢绝了我请吃饭的要求。拿着手机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像个困兽，终于按捺不住一个人顶着风沙上了街。毫无目的地在西单乱逛了半天，一个长发的流浪歌手在过街天桥上抱着吉他唱《我想我是海》，他的声音比黄磊更富有磁性。
不知不觉间转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地下通道路口接了很多张旅行社的卡片，保留了几张组织去长城的，其余的全部塞进了垃圾桶。我沿着前门附近的一条街慢慢的走，在记忆里寻找着自己熟悉的景物，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天黑。最后跳上一辆到学院路的公共汽车。
回到住处后开始按着卡片上的号码打电话，只有一家旅行社是去慕田峪，可惜带的团已满。只好报了一家去八达岭的团，好在小艾愿意一同前往。
凌晨五点被旅行社的电话吵醒，通知我们半小时后到楼下等车。匆忙的洗漱下楼，在瑟缩的冷风里站了半个多小时，一辆面包车才晃晃悠悠赶来。同团的人被拉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我们瑟缩在车里不肯去。将近六点的时候天色稍稍有了一点光亮，车停的地方开始有小贩推着车子卖豆浆和油条。我下车买了两个刚从热锅里捞出来的茶叶蛋，每人一个握在手里取暖，有的时候觉得这茶叶蛋很像爱情，明知终究要冷掉，还是会贪恋这一时的温暖。
和小艾在面包车最后一排座位里捧着茶叶蛋相视而笑，有的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可惜曾经很幸福的时候，我们都没能意识到。
我想我站在长城顶上的样子一定不怎么潇洒，或者说有一点猥琐。一夜未停的风沙把气温变得有些可怕，尽管出发之前已经把带来的衣服全部套上，还是不能抗衡这寒冷。在长城顶上没能找到想要的自信，反而让我觉得这次的广州之行凶多吉少。
第二天和小艾在北京西站告别。没有拥抱，甚至连手都没有握，仿佛和这个至今仍未长大的女人之间从未有过千丝万屡的联系。
若不是她在离开候车室前的一转身，也许我们都已不再记起，五年之前，小艾是我的初恋女友，我是她的第一任男友，那个年龄我们相爱，并且相互伤害。
如今我们不再彼此伤害，两个人之间只剩下记忆，爱不爱早已不再重要。半年后她将移民加拿大，而我仍要继续向南，向南……
南欢北爱（二十二）
呆在广州的两年里一次也没有遇到过阿楠，这其间有很多事情来来去去，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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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仍会细胳膊细腿地去挤公共汽车，却再也不用每天一大早就从床上爬起来，在路边小摊买一个面包边走边吃，然后像非洲难民抢救济粮一样涌向还没停稳的公共汽车，和一群陌生人胸贴胸、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到广州半年后，我从珠江南搬到了天河北，住的地方步 行到公司只需要十分钟，每天睡到八点半起床，步履从容地上班。挤公共汽车也成了历史，偶尔出门，能坐地铁就坐地铁，实在不通地铁的地方，也要挑有座儿的公共汽车才坐。
一不留神又混进了广州最好的写字楼上班，上楼下楼六部电梯，挤电梯的经历也终于写进了历史。每天和一群衣着光鲜的白领金领一起上班下班，环顾四周就我一个人衣服没领儿。时常单独和一美女同乘一部电梯，电梯里四面都是镜子，可以从四面八方瞻仰美女仪容，偶尔遇上一两个外国人也不再觉得新鲜。
两年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点什么，想到前途常常一脸茫然。每个月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坐在床头噼里啪啦的数现在看来少得可怜的那点工资，公司发个一块五毛钱的荣誉证书都觉得特别满足虚荣心，急不可待地向周围的同学朋友炫耀一圈，恨不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现在不同了，不是日渐淡泊名利而是日渐名利熏心，一副恬不知耻的德行。工作小有成绩，老板发个红包，打开来数数，区区四百，回转身扔到老板办公桌上，跟着来句：“太少了，不好意思要。”
最大的改变是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以上种种曾被没日没夜向往过的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我时常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感到患得患失。张贤亮在一篇小说里说过：“人拥有了某些东西，也终将被他所拥有的东西束缚住。”是啊，我再也没有可能像三年前一样，为了一份素未谋面的爱情，舍弃眼下的一切，去赴一个3700公里以外的约定。这种改变有时想起来让我感到无尽的悲哀。
如果还有什么经历让我至今仍念念不忘，那就是大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