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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他供认说： “我承认，季诺维也夫亲自指示我在莫斯科组织杀害斯大林同志。”（巴 卡耶夫，1936年 7 月 17—19 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的前秘书处主任皮克 尔供认： “巴卡耶夫不仅从一般意义上领导了恐怖行动的准备，而且亲临观察地 点，对有关人进行了检查和鼓励 1934年夏，我因某事去找赖因霍尔德。赖 因霍尔德对我说，观察斯大林的结果良好。巴卡耶夫与一帮恐怖分子坐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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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车出去了，要在今天杀死斯大林。赖因霍尔德说话时坐立不安，因为他 们很久还没回来。这天晚上我又见到赖因霍尔德时他对我说，斯大林的警卫 妨碍了恐怖行动的实施。他说，警卫把组织的成员吓跑了。” （皮克尔，1936 年 7 月 22 日审问记录）托洛茨基的前警卫员德赖采尔供认，1934 年他得到 了托洛茨基的书面命令： “这项命令我是通过我的常住华沙的姐姐斯塔洛维茨卡娅得到的，1934 年 10月底她来到了莫斯科。 “托洛茨基的来信简短，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请您转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除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 第二，把在军队组织支部的工作展开。 第三，一旦爆发战争，利用一切挫折和慌乱夺取领导地位。” （德赖采 尔，1936年 7 月23 日审问记录）穆拉奇科夫斯基供认： “埃斯特曼交给我一封德赖采尔捎来的信。我当着埃斯特曼拆开了，看 到了托洛茨基写给德赖采尔的信。托洛茨基在此信中指示杀害斯大林和伏罗 希洛夫。” （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 7 月4 日审问记录）1934年 12月，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捕后， “托洛茨基担起了在苏联的恐怖活动的 全部领导责任”。他先后把一个个特务派进国内，有贝尔曼—尤林、奥利别 尔格、弗里茨—达维德、戈罗维契、古列维奇、贝霍夫斯基等。奥利别尔格 供认： “我与托洛茨基有直接联系，与他保持经常的联络，同列夫·谢多夫同 样保持经常的联络，他亲自交给我不少组织方面的指示 ” （奥利别尔格， 1936年 2 月 13 日审问记录）贝尔曼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弗里茨—达维德 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杀害斯大林。贝尔曼—尤林供认： “托洛茨基与我谈话时公开宣称，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不能撇开极 端手段，斯大林应予以肉体消灭。他在谈到斯大林时的凶狠和仇恨是难以置 信的。这时他像发了狂。谈话时，托洛茨基从椅子上起来，在屋里神经质地 走来走去。” （贝尔曼—尤林，1936年 7 月 21 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说过： “光砍倒大树是不够的，必须把这棵大树旁的所有小树都砍 光。”他们想借杀害领导人造成的惊慌夺取政权。 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由德赖采尔负责。他吸收了前托洛茨基分子、 红军军官·施密特和库兹米切夫。穆拉奇科夫期基供认： “1934年中期，德赖采尔向我报告说，他准备同时杀害伏罗希洛夫，施 密特·德米特里应为此作好准备。预定由他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做述职报告时， 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将要参加的例行演习的时候，将他杀死。” （穆拉奇科夫 斯基，1936年 7 月 19—20 日审问记录）另一个刺杀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由莫·卢里耶领导，小组成员纳坦·卢里耶供认： “我应当承认，由我率领的恐怖战斗小组，从1932年秋到 1933年底积 极进行了对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准备。我们计划在伏龙芝 大街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楼地区跟踪和杀害伏罗希洛夫，为此目的我们在这— 区域观察了一年。” （纳·卢里耶，1936年 7 月21 日审问记录）H ·埃斯特 曼负责组织对卡冈诺维奇的恐怖行动。他准备组织人马，趁卡冈诺维奇视察 卡冈诺维奇制革厂时下手。他向莫斯科恐怖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德赖采尔报告 了预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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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刺杀由纳坦·卢里耶负责。他准备在奥尔忠尼启则视 察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时下手。对日丹诺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的谋杀 由托—季中心领导下的地方恐怖小组负责。 在中央 7 月的秘密信中，还列举了阴谋恐怖分子依靠外国特务机构进行 恐怖活动的供词。莫·卢里那与德国的盖世太保有联系。托洛茨基和季诺维 也夫知道莫·卢里耶和奥利别尔格等与盖世太保的关系并支持他们利用这种 关系。此外，阴谋恐怖分子在准备行动时，任意盗窃国家资财。 信的 “结论”部分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匪帮，面对苏联党和政府 的成就，提不出任何可以说得上是政治纲领的东西来，只好露出了与人民为 敌的面目，并把恐怖手段作为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因为他们是阴谋集团， 无法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于是， “两面派”成为他们与党和人民的关 系的特色，加米涅夫在被秘密审讯时对如何在两面派的掩盖下通过恐怖手段 取得政权，作了明确的说明：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不止一次。对于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 的首领们上台执政的问题，我们预先设计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也是我们觉得最现实的方案是：实施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后， 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中会产生混乱，他们将会和我们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集团的首领们，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进行谈判。 “我们的根据是，在这样的谈判中，我和季诺维也夫将会在党和国家中 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在斯大林领导期间，我们通过自己的两面派政策毕竟达 到了使党原谅了我们的错误，使我们回到了党内，而我，季诺维也夫和托洛 茨基，我们参加恐怖活动的事情，对党和国家来说将成为秘密。 “第二种夺取政权的方案，也是我们觉得不太可靠的方案是：实施对斯 大林的恐怖行动后，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中会出现犹豫动摇和组织涣散的状 况。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领导人将能利用这种混乱状况，迫使剩 下的党的领导人让我们参政或者强迫他们把位置让给我们。 “托洛茨基的出现和积极参加夺权斗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外，我们认为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组织新政府同样将有右派分 子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参加。”⑦ （加米涅夫，1936年 7 月23—24 日审问记录）这样，中央的信通过伪造罪行，并将它强加于社会，把反对派 成员打成了敌人。他们成了秘密信的结尾部分所说的 “苏维埃政权的最凶恶 的敌人”， “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成为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和革命者的主 要斗争对象，即 “人民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曾说过，谁不赞成革命谁就是 敌人。 “人民的敌人”的用语，表面上看来是因袭了这位法国大革命领导人 的话，实际上二者所指根本不同。罗伯斯庇尔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把不正 当地聚敛财产的人和专制官僚看作敌人。斯大林则把不同意和可能不同意他 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关于 “人民的敌人”的含义，当时贝利亚常在会议 上谈到，并说他是传达斯大林的观点。他说： “人民的敌人不仅是进行破坏 的人，而且还有怀疑党的正确路线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 因此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 ”⑧在秘密信的制作中，不能不看到斯大林的作 用。斯大林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该信需要他的同意和签发，而且表现在该信直 接贯彻和体现了斯大林的意志。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封信称作 “斯大林致 各地党组织的秘密信”，也是完全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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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7 月底，叶若夫将这封信的草稿呈交斯大林后，斯大林亲手作了 许多修正和补充。草稿的题目是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 革命团体的恐怖活动》，斯大林把它改为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 命集团的恐怖活动》。 “团体”变成了组织严密的“集团”，罪行的程度因 此也提高了。在草稿的第二页上有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团体的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查清。”斯大林 把它改为： “季诺维也夫分子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 查清，同样，托洛茨基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同志案件中的作用也还没有彻底查 清。”斯大林这里的具体修改寓意是深刻的。它预示着后来所谓的托洛茨基 “后备中心”的揭发。在草稿第二页上斯大林加上了一句话：“同样认定，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行动时是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 在一起的。”⑨在草稿的第四页上的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反革命团体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 任务”，被斯大林改成：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 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 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⑩从而强 调了这个联合中心的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中央的信把反对派成员的供词和相互揭发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确实描绘 出一个完整的阴谋恐怖组织。这个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行动。尽管可以 作为确实的行动的只有杀害基洛夫一件事，尽管中央的信中没有举出一件犯 罪的物证，但是，对于不了解秘密审讯过程，不了解 “托—季联合中心”的 制作过程，不注意物证在审案中的地位，对党中央怀有朴素的信任的广大党 员和群众来说，这样的信确实具有极大的蒙蔽和欺骗作用。这种作用因各级 组织的宣传和贯彻而成倍地膨胀。而这正好是下达信件的人所要达到的目 的。 另外，中央的信还通过被告的口供，似乎是顺便实则是寓意险恶地点到 了右倾反对派领袖、军队中的阴谋集团和尚未暴露的托洛茨基分子，预示了 将来的更大规模的镇压，给人们的思想以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仅表现在 党的地方组织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以及支持甚至同 情反对派的人列为打击或怀疑对象，而且表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中央的指 示办事，保持所谓高度的警惕性，去怀疑和揭发周围的人，而不敢坚持真理、 正义和事实，甚至不敢保持沉默，至少也须人云亦云。于是，各地又掀起了 一股告密的邪风。1914年入党的女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克谢尼娅·帕夫洛 夫娜·丘季诺娃，1936年3 月当选为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书记。区委 委员中有许多有名的党的干部，比如M ·乌里扬诺娃、B ·明仁斯卡娅、Л·热 姆丘任娜等。丘季诺娃后来回忆当时党组织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时说： “每天 上午，各区的党委书记都去见莫斯科州委书记尼·赫鲁晓夫。他告诉我们， 他前一天得到的斯大林的指示。其中，重点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