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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务部首脑换马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被处决以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继于8 月底 回到莫斯科。他们是加里宁、伏罗希洛夫、丘巴尔、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 启则、安德烈耶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和莫洛托夫。只有斯大林和米高扬 没有回来。斯大林仍呆在索契的疗养地，与一直坐阵莫斯科的叶若夫保持热 线联系，实行遥控。 1936年 9 月 25 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向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 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打了一个如下的电报： “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急 迫的一件事是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雅哥达明显表明自 己未能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落 后了4 年。这一点已为全体党的干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各州的大多数工作 人员所注意到。阿格拉诺夫可以留作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⑩ 莫洛托夫第二天就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执行了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实践 证明，斯大林的电报指示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段 最黑暗的时期即 “叶若夫之乱”时期的开始。在1936年9 月—1938年 12月 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期间，苏联党和人民经历了苏联历史上空前的大劫 难。 斯大林电报指示中关于内务部在揭露托—季集团工作上落后4 年的提法 含义是很深的。这是雅哥达倒台的主要原因，也预示以后清查运动的方针和 政策。1932年9 月中央全会挫败了处死老布尔什维克柳金的企图，从那时到 发出电报的时候正好是4 年。落后4 年的提法等于说，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 判办到的事情在4 年前就应该办到，也就是说，当4 年以前以柳金力首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被揭露出来时，内务部不但应该贯彻斯大林处死柳金 的意图，而且应该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领袖人物一道加以消灭。 雅哥达明显地参与了基洛夫被害事件，参与策划了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 奈和执行，是一个忠实贯彻上司意图、双手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刽于手。这己 是历史的定论。1988年2 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了对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的被告予以平反的决定，全部被告中只有一人未予平反，就是雅哥达。可是， 这样一个忠实执行上司意旨的刽子手居然也不能令上司满意，这说明了什么 问题呢？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内务部以前的工作没有完全贯彻斯大林的意 图，政治上没有取得完全的信任；斯大林决心通过这一行动克服当时的阻力， 加快清洗的步伐，增加清洗的广度和深度。 就在电报发出的两个星期前，《真理报》在9 月10 日第二版的一则简讯 里通告，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罪行的证据缺乏，对他们的侦讯中止进行。这 一则消息给人留下许多疑点。维辛斯基 8 月21 日宣布对布哈林等大人物进行 侦查的决定，决不是由检察院擅自作出的，而是贯彻上司的旨意。有理由认 为，如此重大的决定，即使不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至少是经过斯大林批 准的。检察院不敢擅自作出决定，当然也不敢擅自取消决定。可以肯定，政 治局在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的时候讨论了对布哈林侦讯的问题，有的委员对这 一问题提出了异议。如果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事件已经结束，他们自 己也供认有罪，因此对他们的问题提出异议有困难的话，那么对影响和威信 要高于他们的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则不然。同样享有很高威信的前工会首 脑托姆斯基的自杀也给人很大的刺激和震动。从后来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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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治局对待实行恐怖镇压政策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 奇等是坚决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莫洛托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他的 名字后来又出现在阴谋集团妄图杀害的名单中，而他只能用度假回来的政治 态度赢得这种待遇。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是反对恐怖政策的，他们 的政治命运不久将被决定。另外，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 后来于 1937年2 月被捕，被捕前他们的问题形式上还经过了中央委员会的讨 论，布哈林和李可夫还在中央委员会上作了自我辩护。既然 1937年2 月还要 经过中央委员会会议，那么 1936年9 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至少形式上还有一定 的作用。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还不能随意越过中央委员会被 开除出党、逮捕和审判。如果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当时还能作出一定抵制， 迫使检察院撤销对布哈林、李可夫侦查的决定，那就说明当时逮捕和审判布 哈林和李可夫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故意延宕不归，不但 留给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一个暴露的时间和机会，而且避免了和一些政治 局委员的冲突。同时，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上作出某种策略性的退让， 既能表明他作为最后决策者的地位，又能表明他作为最高领导的高姿态。 在布哈林、李可夫问题上的退让显然只是政治上的退让，因为法律上并 没有取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恢复侦查的权力。既然刚刚结束的公开审判只凭 被告在重压下的口供，就可以判处被告死刑，那么已经被别人交待出来的布 哈林和李可夫，为什么不能被侦查呢？为什么不能取得他们本人的口供呢？ 因此，只要不宣布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供词是伪证，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 怀疑及 197侦查的可能就没有解除。他们随时可能被押上被告席。在这里， 重要的条件是时机和一个完完全全忠顺的内务部。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意见分歧和某种程度的抵制，如果与一个不完 全忠顺的内务部结合起来，肯定不利于已经落后了4 年的清查工作。雅哥达 在第一次公开审判准备期间已经表露出与叶若大的分歧。叶若夫奉命监管内 务部的工作，直接贯彻自己的意图，也说明雅哥达的地位实际上已经降级。 据说，雅哥达没有参加有关公开审判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曾建议将公开审判 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他还公然表露出对一些被告的供词的不相信态度。 后来在他自己被审讯时，他曾被指控包庇了斯米尔诺夫、鼓励右倾反对派分 子乌格拉诺夫挺住和坚持自己的供词。据说，他相信了答应不杀季诺维也夫 和加术涅夫的许诺，在他们被处决以后表现出不应有的惊慌失措和不满。叶 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曾与阿格拉诺夫一道，多次攻击雅哥达软弱和退 让。这也是雅哥达上述态度的一个证明。最后，就是内务部与解除对布哈林 和李可夫的审查的决定的关系。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经过一次审问就被解除 审查，这与内务部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大的态度大不一样。按照以前的 惯例，要解除对某人的侦查，须有内务部门关于进行侦查的证据不确的报告。 如果内务部就布哈林、李可夫问题送上了这样的材料，那就说明他们采取了 危险的辩护立场，如果没有送上这样的材料，但是不坚持对布哈林、李可夫 进行侦查，至少也说明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雅哥达和内务部一些干部的消 极不满的情绪和态度，构成了继续深入执行恐怖镇压政策的阻力。 但是，不完全忠顺的态度并不是构成雅哥达垮台的唯一原因。雅哥达的 继任人叶若夫是一个完全忠顺于上司的人，但他后来也同样被撤职和处决 了。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还把雅哥达、叶若夫这样的人作为上司的 政策的替罪羊。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说，行政命令体制要求有一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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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机构和绝对执行上司命令的官员。因此，像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 这样的人的出现就是合乎情理的现象。他进一步论述说， “合乎情理的不仅 是这些人的出现，而且还有他们的被替换。大规模的镇压引起了人们的疑惑， 而后来则引起了广泛的义愤。于是，必须定期地将执行者变成 ‘替罪羊’。 这个系列中的第一个人是雅哥达。” （11） 斯大林一贯注重策略和实际效果。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表面上的退 让和在内务部首脑任免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是这一策略的两个表现方面。 叶若夫当时就分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现在提出的任命建议符合他 的情况，况且任命本身只是一项具体的干部安排问题，并且这项建议是由斯 大林总书记提出来的，因此，尽管奥尔忠尼启则、丘巴尔和柯秀尔等本想出 面抵制这项任命，但因提不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而作罢。 从正式的材料看，叶若夫是 1917年入党的，后来长期从事机关工作。在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从事最普通的机关工作。为了政治的需要，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版把他说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部战线和白 俄罗斯军队起义的发起人，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叶若夫不过是一个 十七八岁的青年。但是，在 《简明教程》出版时谁也不敢提出异议。《简明 教程》第二版问世时，这个内容被删掉了，因为叶若夫那时已经变成了 “人 民的敌人”。 20 年代末，年轻而鲜为人知的叶若夫任哈萨克斯但一个州的州委书记。 据曾与他一块在哈萨克斯但和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过的人反映，当时还看 不出他是那种阴险毒辣的人。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年轻时，没有 诡诈和凶狠等恶习，不像他的继任人贝利亚那样年轻时就是一个恶棍和流 氓。他在政治和秉性上的根本转折发生在斯大林大约于 1928年与他在西伯利 亚的会见。从此，他 “受到了斯大林绝对的、独有的、几乎是魔术般的影响”。 （12）自此以后，叶若夫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1929年，叶若夫被任命力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虽然 199党的十 六大时，他仅是个列席代表，但在 1930年，他被任命为掌握实权的联共（布） 中央干部调配和人事部部长。那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但手中已握有党的人 事安排的实际权力。斯大林更加注意这个经常出入其左右的人，对他的特点 更加了解，那就是：对领袖无条件的忠诚，百依百顺，勤勤恳恳，性格果决， 智力较低。这正是斯大林在下一步工作中所需要的人选。 在党的十七大上，叶若夫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他被选为中央组织局 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党中央工业部部长。他之所以被 选进中央领导机构，是因为当时的选举采取了等额选举制，并不是由于他有 什么政绩、才干或者威信。从 1935年起，叶若夫又被安排为党中央书记处书 记。尽管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缺乏基本的了解，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但却 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被赋予代表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