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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鸥桑�1918年左派共产主 义者甚至打算推举他担任全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当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他主动请求列宁免去他的国家银行第一政委的职务，到乌克兰领导反抗拉达 的地下斗争。乌克兰革命胜利后，他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 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 过第 13军、第 16军和第6 军，还参加过苏波战争。当然，他的最突出的才 干是领导经济。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为最尖锐的问题，列宁把扩大 顿巴斯煤矿开采量的任务交给了他。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着他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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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国家银行 行长的职务。由于他这样的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杰出的领导和组织，苏联胜利 地完成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党的第十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皮达可 夫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被选为中央委员。皮达可夫作为担任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央委员，经历了 20 年代复杂的党内斗争。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曾是 “左派共产主义者” 的领导人之一。在党的十五大上被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开除出党。1928 年，他呈递了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同年恢复党籍。由于他曾参加托洛茨 基反对派，1931年被降职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担任正直、热情的革 命家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他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重工业的计划、组织和 领导工作，成为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奥尔忠尼启则热 情地支持他的工作，对他的才能、威信、人品和作风心悦诚服。二人不但是 融洽合作的同事，而且很快变成了坦诚相见的朋友。皮达可夫素以廉洁奉公 闻名于党内外。很长时间，他只有两间陋室。他从不享受特权，全靠工资过 活。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意地避开党内政治斗争。他从不关 心自己的生活。1929年，当他担任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时，有一次对几 位反对派骨干成员说： “现在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能够保证让国库里有 足够的钱。” （20）由于他忠心耿耿地工作，完全脱离反对派，托洛茨基曾 把他当作逃兵。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有一次在柏林偶然遇见他，曾当众侮 辱他。但是，实际上他并未讨好和屈从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是个毫无才气 的人，也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全党的人，但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诚恳地接 受了斯大林的领导，埋头于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斯大林为了使用他，为 党的总路线的核心工业化出力，确实对他比对别的反对派成员温和得多，甚 至有时迎合他和讨好他。1931 年的一天，斯大林趁皮达可夫夫妇上班之际， 派人将他的家搬到了一所宽敞的住宅。对此，皮达可夫并未表示感谢，而是 无动于衷。他几乎没有私生活，每天上午 11点以前上班，一直到凌晨3 点才 离开办公室。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每周只能吃上两三顿午饭。由于工 作紧张和营养不良，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看 上去很像个俄国的唐·吉柯德。他总是穿一身廉价的西服，袖子短得可怜。 有一年他去德国谈了一笔大买卖，但自己却在一家小旅馆的便宜房间下榻， 使德国的经理对这位手握财经大权的苏联要员的举止困惑莫解。由于他妻子 不大管理家务，他出差或出国，常常找不到一件干净的衬衫，只得到自己的 秘书和朋友莫斯卡列夫那里去借，而且借了常忘记还。像皮达可夫这样忠诚、 杰出和不关心自己荣辱得失的业务领导干部、一个坦诚的实干家，根本不存 在什么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根本没有觊觎权柄的想法。从实际情况来 看，他也不具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那样的地位和名望。那么， 这样一位忠诚献身于现政权的人为什么受到了怀疑、打击和被捕，甚至于可 能被杀害的不公正的待遇呢？问题就出在他的杰出才能和他埋头工作献身于 现政权的表现上。他既然当过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积极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 现在又忠心效命于他，那么他也可以效命于别人，如果斯大林被推翻的话。 因此，他可能被认为，支持现政权不是出自内心，至少是有保留的，因为在 20 年代他曾为斯大林地位的上升而感到懊恼。这样的人，如果再具有杰出的 领导才能，那将是危险的。当然，即使他没有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杰出 的才能，也照样会被搬开和消灭，因为他曾是反对派的一位领袖人物。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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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被彻底地消灭的年代，他这样的人是在所难免的。况且把他打成阴谋集 团首领还能收到另外的效果，即可以把30 年代初工业冒进中出现的事故、挫 折、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这个原反对派领袖人物身上，让他这样一个勤勤恳恳 为社会主义建设卖命的 “傻瓜”充当错误政策的替罪羊。 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所有被告中，可以说拉狄克是一个最富戏剧性 的人物。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而 且还因为他在被捕前后的表现。 卡尔·帕恩哈多维奇·拉狄克是一位老资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1902 年他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904 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 年，他积极参加了德国左翼社会民主运动，曾经参加了社会党的齐美尔瓦尔 德、肯塔尔和斯德哥尔摩的国际代表大会。因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 森堡一起反对改良主义，在大战前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拉 狄克与列宁经常接触，受其很大影响。1917 年 11 月，他成为俄罗斯苏维埃 联邦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之一。1918年，德国爆发革命后，他秘 密潜入德国，作为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了 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被德国当局逮捕。出狱后，于 1919年 12月返回俄 国，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东方中山大学的校长、 《真理报》和 《消息报》常务编辑。1919—1924年，他是俄共 （布）中央委 员。1918年，他是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了托洛茨 基反对派。在党的十五大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被开除出党。1928年 1月至1929年5 月，他被流放。1930年 1月，由于他递交了关于脱离反对派 的声明，恢复了党籍。1932 年至 1936 年被捕前任联共 （布）中央国际情报 部主任。 拉狄克作为国际共运的活动家，其功绩和影响不容忽视。不过，我们在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与他被审讯的有关情况，而且主要介绍他的弱点。拉狄克 性格弱点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自我炫耀，装腔作势。无 论是发言还是作报告，他总是天南海北地夸夸其谈一通，极力显示自己是个 重要人物。同时为了哗众取宠，特别爱穿插一些低级的、并不总是文雅的笑 话。然而，他确实知识渊博，富有才气。他的很强的记忆力和他的博采广闻， 使他能够随时抖落出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政党、事件和政治家的大量情况。 在国际关系领域，他是公认的权威性专家，他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 常被政治局所采纳。1919年，拉狄克曾建议列宁不要进攻波兰，认为这样做 将引起波兰包括工人在内的广泛的抵抗。事后，列宁承认说，政治局犯了一 个大错误，那就是没有认真听取拉狄克对形势所作的精辟分析。但是，拉狄 克真正的天才是办刊物和写文章。列宁深刻了解拉狄克的长处和短处，始终 认为不能将真正重要的党政职位交给他，其主要原因是他缺乏踏实严谨的工 作作风和能力。当时，政治局主要把他当作一个天才的记者来使用，让他担 任一些与外交部业务有关的职务。 当党内出现所谓左翼反对派时，拉狄克经过一番犹豫参加了托洛茨基反 对派。1927年底反对派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里，起初他表 现得真有些不同政见者的骨气，以他措词强硬、笔锋犀利的书信和声明，鼓 励反对派成员坚持斗争。1928年，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 投降后，立即咒骂他们二人，并表示自己要永远说真话。但他仅仅在西伯利 亚呆了一年半，便因害怕无限期的流放而决定向斯大林缴械以换取自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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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独立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的拉狄克不存在了。他作为天才的记者的才 华，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在咒骂托洛茨基时用词之尖利，在吹捧斯大林 时用词之肉麻，都为同行们所望尘莫及。因此他受到原反对派成员，甚至与 反对派没有牵连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鄙视。拉狄克已经不能求得反对派的宽 恕，只有死心蹋地在媚事领袖、鼓吹个人迷信的道路上走下去。由于拉狄克 立下的新功，他重新获得了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殊荣，甚至得到了长期通行证。 他又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甚至别墅中抛头露面，得意非凡。1933年，拉狄 克以其特有的文学才能，写了一本名为 《社会主义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在 这本书中，他以后人追忆的形式，通过某位20 世纪60 年代或 70年代的著名 历史学家的回顾，塑造了斯大林作为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才的光辉形象。 他的这本书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被作为全国所有党支部的必读物。拉狄克的 命运之星也增添了新的光辉，他被任命为 《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对外政策 的高级顾问。他还成为 《斯大林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927年曾亲自逮捕过 拉狄克的雅哥达，现在对这位过去的 “阶下囚”也变得毕恭毕敬。当时，一 位老布尔什维克说： “您瞧瞧那个拉狄克！哼，如果没有参加过反对派那段 历史，他今天绝不会如此官运亨通！” （21） 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决裂以后，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 基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的斗争，根本不存在他们与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藕断 丝连和暗中来往的情况。1936年8 月21 日，皮达可夫就“托—季联合中心” 的公开审判，在 《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 《无情地消灭卑鄙的杀 人犯和叛徒》。文中说，他无法用言辞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愤懑和厌恶之情。 这些人已经丧失做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应当将他们消灭，就像消灭污染苏维 埃国家清新空气的尸体一样。同一天，拉狄克在 《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法西斯匪帮及其首领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文中， 拉狄克称托洛茨基为 “嗜血的小丑”和“法西斯的总头子”。托洛茨基及其 儿子谢多夫也逐渐对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完全失去了信任。自 1929年起，他们 就在报刊上指名斥责拉狄克。1932 年，谢多夫派自己的一名亲信去苏联时， 特别指出： “在前反对派成员中，投降主义者有两股潮流，其一是拉狄克一伙，已 经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在任何情况下，他 （指被派去的人）都不应与这股 势力建立任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