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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觉得那味道挺美。
也许，正是这一件小事改变了官之麟的一生。
在少年官之麟敏感的内心，在摇摇晃晃的二等车厢里，回忆很容易被赋予一种诗意的色彩，而月琴那个简单的举动，好像有某种神示的意思。于是，他开始幻想花好月圆之夜，月琴是何等婀娜多姿妩媚多情，你若是不肯与此等女子互结连理，她会有怎样的哀怨，你将有怎样的悔恨？
况且，在官之麟年轻的身体深处，正蠕动着一种解读和探索异性的朦胧的欲望！
当官之麟带着糖一般甜蜜的梦想和诗一般炽烈的情怀被塞进洞房，准备掀起新娘的红盖头，那一瞬间，他的手有点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毕竟，他还只有16岁，他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才算合情合理。
尽管新娘既不婀娜多姿也不妩媚多情，但官之麟因有“一粒糖情结”的作用，蜜月还算名副其实。
然而，仿佛有一道坎的存在。蜜月一过，官之麟开始有点心不在焉了。
应该认为，勤劳贤惠的月琴有许多传统美德，其容貌也四平八稳无可挑剔。跟月琴在一起，被无微不至伺候着的官之麟一点儿也不习惯自己扮演的角色，他想替月琴梳一回头，却被她抢回梨木梳子，还说什么：“丈夫要有丈夫的作派。”
除了游手好闲。他实在想象不出所谓“丈夫的作派”到底是个什么玩艺。
他跟她谈外面的世界，讲从域外小说看来的爱情故事，期待她的赞许，可她只是一味地笑着。一味地笑着本无可厚非，问题是，由于得不到她的响应，他没滋没味地缄口不语了，很久，她还是一味地笑着，就让你觉得那笑比哭还令人难受。
此时此刻，官之麟便不由得想起跟同学们在一起的奔放和洒脱。风华正茂的年代，岂能蹉跎？
不久，满腔激｜情的官之麟便向父亲提出：要去继续自己的学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在官之麟的力争之下，既守旧又开明的父亲勉强同意了，条件是他必须先为官家添一延续香火的接班人。
度日如年。妻子终于生产了，得一男婴，谢天谢地，皆大欢喜。
不大欢喜的是刘月琴，瞧着如遇大赦、忙于收拾行李去上海念书的丈夫，她心里像打翻个五味瓶：哪个妻子舍得丈夫离开？哪个丈夫舍得离开妻子？你刘月琴舍不得他官之麟离开，可他官之麟却舍得离开你刘月琴。
官之麟临行前夜，刘月琴只幽幽说了一句话：“我会想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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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背对刘月琴清点一摞旧书的官之麟，起初并未在意，刘月琴的话音落下一会儿之后，他的动作突然停止下来，妻子的话仿佛通过一段遥远的空间，才抵达他的内心，并引起一种特殊的反应，他慢慢扭过身子，点点头说：“我也会想你的。”
事实也是如此。在震旦大学读书期间，官之麟因为长相英俊思维敏捷，博得了一些女同学的爱慕，但他一点儿也不为所动。
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是他紧紧内敛其个人情感的另一个原因。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渐渐成为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崇高信仰。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前夕，许多大学都迁往内地。尚未毕业的官之麟决定留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不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给家里的书信越来越少愈来愈短，家里给他的书信越来越多愈来愈长。
一天深夜，不经意间，他捧起妻子一年前就寄来了的儿子的照片，一看，猛然一惊：小家伙又长了一岁！无限愧疚顿时涌上心头，应该也真想回家走一趟了。
就在官之麟准备出发的前两天，组织上突然找他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去，那里急需政法方面的人才。
官之麟二话没说，稍事打点，便与几个同志一道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这样，他同妻儿相见的时间一推就是十几个春秋。
1949年，当他随着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重新回到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一家人的团聚才成为现实。
乍见妻儿，官之麟迟迟不敢相认，大有恍若隔世之感：儿子官群，已是一翩翩少年；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妻子刘月琴，尽管还只有三十几岁，但家庭内外过度的操劳，已使她的容颜过早地衰老。
“明琴是为咱官家累成这样的。我要好好地报答她。”官之麟的眼里掠过一种感激和怜悯兼而有之的神情，心里暗暗发誓道。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当晚两人就出现了不和谐：长久的分离，男人对女人身体的欲望自然不可遏止，也许官之麟太过唐突，未经必要的酝酿，一上床就直奔主题。月琴竟嘤嘤哭出声来。他以为这是她多年来受到的委屈所致，劝慰一阵就没事了。她止住哭泣之后，他又想遂未竟之事，冷不丁，她猛地推开他，住到床的另一头。可以想象他此时的狂躁，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紧跟着……性生活的长久空白，性心理的长期封闭，已造成月琴的性恐惧性反感。他本来应该给她一段自我调适的时间，给她更多的体贴、抚慰和引导……自此，她原本拘谨、顺从、屈抑的性格更加畸形发展。她有了一种对权力的敬畏！这个做官的男人再也不是那个做学生的男人了，如果说以前自己在他面前还有一种姐姐似的优势的话，现在他已变为一个成熟的高大的君主。
她因此努力讨好他、奉迎他，却往往不得要领。比如，临睡前，他喜欢躺在床头看书，她挨着坐下，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一会儿问他要不要茶，一会儿又问他想不想吃点心，瞧他似乎读完了一页，便迫不及待地替他翻过。官之麟笑笑，说：“看书总要思考一下，不很了解的地方，常常要回头读第二遍第三遍。你先睡吧。”
月琴于是就很尴尬。
更让她失落的是，如今她的肩头已没有了往日的那种生活的重担，她的重要性随之大打折扣，优裕的环境和条件，使之常无所事事，她就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女人应有的价值，闲得发慌了，把一尘不染的地板家具擦了又擦，连儿子也嫌她画蛇添足，就甭提丈夫之不屑一顾了。
官之麟对妻子渐渐由暗自失望到溢于言表的不满，他开始冷言冷语，她就更加显得无所适从。在夫妻之间最密切最重要的问题上，他们相互恐惧和畏缩，直至完全无话可说，形同路人。
这时，官之麟搬到了另一个房间。
分居之后，他进一步想到了离婚！
他的一些战友都已纷纷采取行动，有的人居然真离成了，当然官之麟从中或多或少助了一臂之力。“解除封建包办婚姻是革命的。”这几乎成为离婚者众口一辞的理由。
官之麟的婚姻无疑也在此列，只不过曾被年少的他在摇摇晃晃的二等车厢里，涂上了一层独特的幻想色彩罢了。
多么荒诞不经的事实！只为了一粒糖、一粒糖的味道！
其实你压根儿就不曾品出什么味道！你的婚姻正是那粒该死的糖，囫囵吞了下去，以为美妙的感觉，其实却空空荡荡。而美满的婚姻是需要细致品尝的。即使嘴里品出了一些些的苦涩，你还可以吐出来；一旦胃不舒服，问题显然就复杂多了。
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后悔，后悔自己吞下“那粒糖”太快了……“看来咱们在一块过不下去了。”一个星期日上午，官之麟满脸诚恳又语无伦次。“我可以给你找一份像样的工作。群子仍然是咱们共同的儿子。咱们……咱们离婚吧……”刘月琴目瞪口呆。
“请原谅。”官之麟顿了顿，理了理自己的思路，“我不得不向你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了，我从来就没爱过你……”官之麟说了很多，刘月琴什么也没听进去，只知道他正跟她商量离婚的事儿。
男人如此客气地跟女人谈离婚，在她看来是十分稀罕的，常识告诉她，男人只要凭一纸休书，就能把女人打发回娘家。
她的一位表姐就是因为不能生育被丈夫抛弃，结果自寻短见。
离婚对女人来说永远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而现在，既然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刘月琴便估摸丈夫已不能够随意休了自己，新社会大概有了新规矩。我死活不离，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危机关头，她充分发挥小杂货店主后代的精明意识，悄悄教儿子官群写信，向远在家乡白石铺镇的老公公求援。
官之麟见协议离婚不成，一不做二不休，单方面采取行动，坚决要求从封建包办婚姻中解放出来。
经有关部门层层调解，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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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干脆把一纸离婚诉状递到了自己所属的区人民法院。
正当官之麟准备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离婚得以顺理成章，他那年届古稀的父亲在一个族弟的陪同下，颤巍巍赶来上海。诚恐诚惶的官之麟心里暗暗叫苦。
其老父只掷下一句硬邦邦的话：“月琴生是咱老官家的人，死是咱老官家的鬼。你要离她，先给我打一口棺材！”
说罢离去，连留一宿也坚决不肯。
官之麟哪敢造次，只得乖乖从法院撤回离婚诉状。他的第一次离婚便如此不了了之。
仿佛什么也不曾改变，表面上，刘月琴一如既往地对待官之麟，官之麟也一如既往地对待刘月琴；又好像什么都改变了，比如官群看父亲，在原有的距离感中就很明显地多了一层隔阂。除了母子俩偶尔的嘀嘀咕咕，家里已是死水一潭。
一年后，官老先生溘然长逝。
惊闻噩耗，刘月琴哭得死去活来；办完丧事回上海那天，依依不舍的刘月琴又在公公的坟前长跪不起。这一切都让官之麟唏嘘不已，决心与妻子白头偕老，再不作非分之想。
要是官之麟的身边没有出现一个叫燕玲的女人，这个故事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真可谓：结是缘，离是命。
燕玲是刚调来本区法院的法官，官之麟的下属，芳龄27。据说其父是香港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家教甚严，却适得其反地塑造了她叛逆的性格。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从教会学校毕业不久的燕玲，与几个热血青年，瞒着父母，上了大陆，几经辗转，投奔延安，先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到陕甘宁边区法庭做了一名庭审员。
早在“女大”期间，燕玲就曾听过官之麟讲课，深为他的博学多识、儒雅风范所折服。当然，学生倾慕某一位老师和老师关注某一位学生总是相得益彰的，官之麟也注意到了她，主要是因为她的活泼大方。
有聚有散，何况在战争年代。
一晃1O年过去。
来单位报到的那天，在走廊上与官之麟劈面相逢，燕玲差点惊叫一声。官之麟却不动声色，只跟她礼节性地握了握手，寒暄一二，走了。
燕玲不解，愣了一会，自个儿一笑。
当时的女法官比较少见，成熟、自信而又充满魁魅力的燕玲，给严肃有余亮丽不足的法院带来了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燕玲经常跟官之麟接触，跟他在一起，她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多年来，追求她的高级军官高层干部不计其数，可没有一个人能使她产生这种异样的感觉，所以直到今天她还迟迟没有结婚。有一天，汇报完工作之后，她大胆地问官之麟：“官院长，您是不是很讨厌我？”
官之麟一惊：“这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