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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一直非常纳闷。他总觉得那个个头稍矮一些的人脸熟。而且非常熟。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他也觉出，那个大个子在自己身后悄悄跟踪着，却又搞不明白，他跟踪他又是为了什么。再不想惹事的韩起科，只得加快脚步，赶紧向市一监走去。一进监狱大门，却突然想起来了，那矮个子应该就是赵光啊。这一想，还真的越想越像。但这小子怎么会变得那么横，那么“牛皮”了呢？他都趁上桑塔纳了？不会吧？但越想，这人还是越像赵光。包括他身边的那两个高个子，其中一位应该很像张建国啊。没错。应该就是他俩。他忙拔脚往监狱大门外跑去，再四处寻视，那一直跟踪他的大个子却早已不见半点踪影了。
到晚上，他去找分区监狱长，（就是那个沙哑嗓门，张嘴就称他“小王八蛋”的家伙，）把今天买票的情况报告了一下，想再请个假，过一天再去通宵排队弄这个车票去。分区监狱长却跟他说，你不用再这么费心劳神了，一会儿，自有人给你送票来哩。“送票？给谁送？给我呀？”他自嘲地一笑，说道，“分监狱长，我这儿正窝着一肚子火哩，您就别再逗我玩了。”
那沙哑嗓门笑笑道：“谁逗你玩呢？反正刚才我得到这消息时，也不信。不过，送不送，一会儿就知道了。”韩起科这才有点半信半疑地问道：“还真事哩？谁啊？”分区监狱长笑道：“谁，你就甭问了。我在电话里问半天，人家都不肯说咧。这鸡芭玩意儿，还真玩深沉底咧。咱就等着瞧吧。我想没人那么无聊，拿咱监狱里的人涮着玩底吧？”等到八点来钟，大门口警卫室打进电话来说，有人找韩起科。经分区监狱长批准，韩起科急匆匆赶到接见室，只见那盏用铁丝网保护起来的电灯泡下，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张建国，女的却是马桂花。
车票是赵光请他俩送来的。在长途汽车站，回头的一瞥间，赵光立刻就认出对面排队购票的人群中站着的那人，就是韩起科。这几年，赵光和许多小分队的队员一样，曾多次带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去狱中探望韩起科，但都遭到韩起科的拒绝。此刻，他担心韩起科仍不肯跟他相认，虽然心里热热地涌动着，但还是镇静地控制住了自己，装作没事人一样，一头钻进桑塔纳，扬尘而去。回到公司，他立即打了一圈电话，先了解到韩起科已被假释，然后赶紧把这消息通知了能联络上的小分队成员。最后又给马桂花打了电话，委托她和张建国送车票去。他自己之所以不出面，还是担心性子刚烈的韩起科，依然不原谅他，不肯见他。
其实，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五年间，韩起科不只是不肯见赵光，而是谁都没见，这五年里，他心甘情愿地又万般无奈地把自己死死地封闭在“监狱”里了。
这种很难把握分寸的情感
“假释了，干吗还不给我们一个信儿？”马桂花嗔责道，说话间，眼圈便红了。从走进这监狱接见室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颤栗。再看到韩起科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心里便酸涩得只想哭。这些年来，我的确一直很难捉摸得定，也很难向各位描述作为我妻子的马桂花，对韩起科所具有的那种一往情深而又不带半点杂念的眷恋和崇敬。我一直在试图理解这种情感，要求自己“宽容”这种很难把握分寸的情感。我做到了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而且也常常在深夜里无奈地承认，自己在妒忌。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去妒忌，但还是要妒忌。隐隐的，拂之不去的，消蚀不掉的，总有那么一点点妒忌。
“挺好吧？”这时，张建国眼眶也略有些湿润发涩。他紧紧地握着韩起科的手，半晌工夫只问出了这三个字。
“你们来干什么？”沉默了一会儿，韩起科冷冷地问。
“你别这样！”马桂花终于叫了起来，眼泪也止不住地哗哗流了下来。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最后还是韩起科先开的口：“有事，快说吧。会见时间有限。”
马桂花诧异地问：“你不是已经假释了吗？”
（）
韩起科说道：“假释，不是释放，还是要受某种管制的。再说，这里是监狱，我们必须遵守狱规。”
“那就快说吧。”马桂花急急地说道。然后张建国就告诉韩起科，原先小分队的人，有相当多已经离开冈古拉，都定居在哈拉努里。约定要为假释出狱的韩起科搞一次聚会。聚会以后，他们派人派车送韩起科回冈古拉。
“派车？”韩起科诧异地问，“不是说给我送车票来的吗？怎么又说……派车了？谁派车？
政府能派车送我？“
张建国笑道：“干吗要政府派。原先小分队的人，不止一个买了私家车。大车，小车，都有咧。”
韩起科沉下心，想了一想，再说道：“大家伙一起见个面，可以。但得等我跟监狱长报告以后再定。还有一点，我得说明，不管咋见面，对外都不能说是‘聚会’。我毕竟还只是假释犯。就是将来拿到正式的释放证，咱们之间也别搞这种集会性质的事情，会被人误解的。咱们就是熟人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啥名义也别挂……”马桂花忙应道：“行行行。就是朋友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对外啥也别说。”张建国却没接韩起科的话茬。面对韩起科，听他言，观他行，张建国一时间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韩起科跟所有那些前小分队队员一样，个儿长高了，人也长开了，脸盘上必然地出现了成年男子那种应有的棱角，眉目间也相应地流露出多年的监狱生活烙下的那种顺从和谨慎，克制和压抑……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张建国的预料之中，但真的面对了，他还是感到意外，心里还是涌动出一阵阵无法言喻的伤感。到约定的那一天，韩起科还真的来了。原定要在新落成的哈拉努里大饭店预定一个带客厅的豪华包间，好好地坐一下，最后还是愣让韩起科给推掉了，说这事千万不能样做得太招人显眼。后来，马桂花提出上我家来坐。那时，我新任农科所所长。（就在韩起科在监狱里服刑的那四五年期间，我半脱产在省农大读了个专为在职干部开设的经济管理专业，拿到了对我一生来说可谓至关重要的大本文凭。）但韩起科还是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老话，他毕竟是个假释犯，找一帮人到一个党政领导干部家去闹腾，更不合适。最后定在了赵光家。那时候赵光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在哈拉努里近郊盖了一幢假三层的小楼。院后，很大的一个停车场里，除了那辆桑塔纳轿车，还停着几辆东风牌卡车。财大气粗的赵光当然愿意坐地做东，也想借此进一步弥合和消除自己跟小分队许多同伴多年来遗留的分歧和宿怨。他只怕韩起科不肯给他这个面子。他不想，只要韩起科不提出异议，那天的一切花销，都由他“埋单”。
没想韩起科还真同意了。那天，我本来也想去的。但韩起科托马桂花带话给我说，我跟他的见面，最好还是等他正式释放以后更妥当一点。我一转念，觉得也是的。那时，内部已经开始酝酿改镇建市，我一方面主持农科所的工作，另一方面，按某些领导的意图，腾出相当大的精力，参与改镇建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不久还兼任了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并且逐渐地把工作的重心从农科所转移到了办公室那方面去。明白人都清楚，这个改镇建市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只要不出什么大问题，正式建市后，就是市府或市委秘书长副秘书长的既定人选。我想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也确实应该谨慎一点才是，便只让桂花带了个问候过去，并许诺，等他正式刑满以后，再单独请他。那天的“聚会”应该说进行得非常顺利。原小分队的那一伙人也非常高兴。喝了不少的酒，说了不少的话，做了不少的回顾，发了无数的感慨，相互间对未来也做了许多重要的约定。尤其是对韩起科出狱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又做了种种慷慨激昂的承诺和担保。韩起科也喝得不少，但说得很少，大部分的时间都端着个酒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看着。有点儿发呆。他的视线随着发言者的转换不停地从一个人的身上转注到另一个人身上。“聚会”结束后，他甚至同意让赵光开着他那辆在当时的哈拉努里来说可算是“顶级版”的桑塔纳卧车，把他送回监狱。那天晚上，几乎所有参加“聚会”的小分队成员的心情都是愉快的，既为分手这么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而感到欣慰，也为韩起科经受如此重大的人生挫折之后，变得随和了、从众了，又在这随和和从众中，保持着一种必要的清醒而感到庆幸。
难能可贵的“假释”
只有马桂花从韩起科的沉默寡言中，从某个瞬间在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那种犹豫和迟宕中，看到了一点别人没看到的某种东西。虽然一时间她也说不清楚这种犹豫和迟宕到底标明什么，但这种深重的犹豫和迟宕，过去确确实实从来也没有在韩起科的身上出现过。这一点，马桂花是有把握的。她隐隐地为此忐忑，好像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似的。为了不扫大伙的兴，当场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回家以后，独自在厨房里闷闷地坐了好大一会儿，才走进卧室，没头没脑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您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特别执著的人，最后能走多远？”虽然她在话里没跟我点明这人是谁，但我立即就明白她这个所谓的“特别执著的人”，指的是谁。我只是不想跟她、也不想跟我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便笼统地答道：“那也得具体人头具体分析。得看这个人一辈子执著的是个什么东西，他又是在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执著的。不可一概而论。”她怔怔地打量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那些话，说了也等于没说一样，头等大事痴痴地发了会儿愣，便再没说什么，去卫生间例行公事般洗涮一番后，只顾上床躺着去了。但这一晚上，我发现她一直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天明，才不由自主地睡了一小会儿。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她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韩起科突然向监狱方面正式提出报告，请求继续留在监狱里“服刑”，居然不想“假释”，不想跨出这厚重森严的监狱之门。
所有的熟人都愣住了。马桂花、范东、张建国等人，包括赵光，轮番去监狱里找他，劝他改变这个“极糊涂”，又“极没名堂”的想法。这回，倒是有了点进步。谁来，他都见。谁说，他都听着。谁说个啥，他都认真地回应一句：“我考虑考虑。一定考虑考虑。”但看到他呆滞的神情和再次剃光刮青了的头皮，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知道，他是不可能再回头的了。
果不其然，过了半个月，这些人再想到监狱去劝他，他便不出来见人了。最后一个见到他的是马桂花。马桂花对他说：“你不能再待在这里头了。别傻拧着了。这几年，外头变化太大了。你要不早一点出来适应外头的这个变化，再过几年，你整个人都会傻掉的，你会成为一个废人的。你听到我跟你说的话了吗？”他点了点头，而后……据马桂花说，而后他眼圈微微地红了，低下头去，默默地坐了会儿，抬起头来对马桂花说：“我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