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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素英，一九七一年高中毕业后，与毕胜利同时来到革命老区的农村里插队落户。在少年时代，他们曾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过野菜、地瓜、木薯什么的，饱尝了饥饿的滋味。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深深地感悟到了生活的艰辛和困苦。而正当他们应该坐在明亮而宽敞的教室里学习文化知识的时候，在“造反有理”的山呼海啸中，狂热与迷乱又把他们卷入“*”的滚滚洪流，盲从地参与了把我们国家推向苦难之中的造反和争斗。后来，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中，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浪潮又把青春年华的他们送到了广阔的穷乡僻壤，开始了一段让他们终生都无法忘却的蹉跎岁月。
当年，插队知青与当地农民同工同酬。但在这里，辛勤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才只有五分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在那山清水秀而贫穷的小山村里，陈素英和毕胜利一晃过了八年的知青生活。离开农村，这是当时所有插队知青心底的一个共同愿望。许多知青为了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则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一九七三年以后，每年都有少数的知青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的，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并不为人知。有的知青因为家庭有某种背景，在每年的部队招兵中，凭着一纸入伍通知书挥手告别这块贫瘠的土地而去。更多的知青在为争取每一次市、县招工中那极为少数的指标，用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在当年的知青宿舍里，一批又一批的知青来了，而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又一个一个先后打上背包离去，各奔前程了。在这个小山村里，他们只留下了用白灰刷写在知青宿舍墙壁上的“到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这已被岁月的风雨剥蚀成模糊的字迹，依稀中还映现出当年知青们的音容笑貌和青春信念。在女知青宿舍里只留下了孤寂一人的陈素英。当她眼望着昔日战友那一张张空铺时，一种被同时代的人彻底抛弃的感觉，让寂寞无助的她抱着枕头无声地哭泣了。而在男知青宿舍也只剩下了毕胜利一个人了，他整天喝着当地的木薯水酒，常常醉得不知身在何处。
一九七九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陈素英和毕胜利一起吃完了晚饭，俩人相对无语地呆坐着，竟一直坐到了东方露出了鱼肚白……
“天亮了，”毕胜利看看窗外，对陈素英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今天回城吧。”
“好。”陈素英异常平静地回答道。
在他俩作出私自返城的决定时，昔日八年里所有的理想、信念和誓言，都在这一瞬间被彻底粉碎了。
只身回到南疆市的陈素英和毕胜利，实际上成了这个城市中两个无身份关系、无户籍的人，根本就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渠道找到一份工作。回城两年来，陈素英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到处去找临时工的活干。那那一种抬不起头、挺不起胸做人的日子，这种记忆也让她一辈子难以释怀。而为了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力，也终于让毕胜利作出了到街头摆摊修理自行车的选择。这使他有了一个当时不合法的职业，但却是一个靠着自己双手的劳动而生存的人。
在岁月越过了他们八年的青春年华之后，爱情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来到一无所有的陈素英和毕胜利两人的心中。一九八二年春节，已有三个月身孕的陈素英和毕胜利举行了简单朴素的婚礼仪式。同年八月，陈素英生下儿子毕小宝。与此同时，她也失去了那一份在国营菜店里做临时工的工作。孩子需要奶粉和照看他的保姆，而这些都需要钱，仅靠丈夫毕胜利一人在街头摆摊修理自行车的那一点收入，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家庭的窘境。
第十一章 自谋生计（之四）
为了生活，陈素英坐满月子不久，在和平菜市场领到了一个临时个体营业执照，摆起了猪肉摊，从此成为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个体户。在当年的知青中，有人上了大学，有人进了工厂，有人去当了兵，绝大部分人都有了一份可为之而努力的生活和事业。而对陈素英和毕胜利来说，如今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个体户，能够过上“日求三餐，夜得一宿”这样低标准的生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们已不可能再有其它的奢望，多挣些钱养家糊口，已成为支撑着陈素英全部生活的唯一信念了。
“何干部，我愿意受罚，罚多少都行，”陈素英觉得自己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处罚，脸上流淌着两行泪水，带着一副哭腔地说道：“求你们不要取消我的摊位，我求你了，让我有一口饭吃。”
一般来说，不法个体商贩对处罚表示不满，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来硬的，采取死活不服的态度，或大吵大闹工商所，或指名道姓地喊打叫杀，直接威胁市场管理者的人身安全。二是来软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闹，那模样仿佛比窦娥还冤。更有甚者，给你来个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参加工作几个月来，何秋霖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场景。不过，今天面对着陈素英的痛哭流涕和苦苦哀求，为人善良正直的何秋霖心里也有些隐隐作痛，对她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
经商之道，以利为本，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中，这些个体商贩并不知道眼前的这种允许个体经营的政策到底能走多远，而怕政策改变始终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个体户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在乎明日的经营之途，却只顾眼前的既得利益，在乎着能把今天的钱挣到手。故而，鼠目寸光的经营观念，制假贩假的经营方式，尽存于早期个体商贩的经商活动之中。这时候，在国内的经济理论界中，也正为个体户“有多少雇工才不算资本剥削范畴”而争论不休。后来，这种阻碍个体经济发展的“左”的思潮和意识，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国家主要领导人接见闻名全国的“傻子瓜子”大王的讲话中，变得烟消云散。从此，个体户在社会上和人们的心目中才得以提升并逐渐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已是后话了。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何秋霖心里十分清楚，必须让胆敢故意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的不法商贩尝到苦头，他们才有可能记住这深刻的教训。接着，他对陈素英说道：“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你，是我们没有给你改正的机会吗？不是，你已经是多次违反我们的市场管理规定了，如果所有的个体户都跟着你学，人人缺斤少两，我们这个市场还要不要？”
“我改，我一定改，”陈素英还是不肯走，软缠硬磨地泡着何秋霖，嘴里不停地说道：“请工商所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最后一次，行不行呀。”
“你先回到摊位上把你今天进回来的猪牛肉都卖出去吧。你如果有什么要求，明天上午可以来找我们陈所长说。”
“何干部，你帮帮我，好不好，我给你跪下了。”陈素英真的就要在何秋霖面前跪下来。
何秋霖岂能让她跪下，赶紧挡住并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看着陈素英还在站身旁乞求着他的可怜模样，何秋霖的心里却不由地涌上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
第二天早上，何秋霖刚来上班，在工商所里屁股还没坐热，陈素英和她的丈夫毕胜利就进来找他求情来了。
说来也巧合了，毕胜利竟然认得何秋霖。他知道眼前这位工商干部是弟弟毕自强的高中同学，前两年的时候，何秋霖还跟毕自强一起到家里吃过饭呢。
“何干部，看在你跟我弟弟原来就是高中同学的份上，”毕胜利与何秋霖先套了一番近乎，这才求情地说道：“这次，你就高抬贵手了吧，行吗？下次如果她再犯这样的错误，你怎么处理都行。”
“友情是友情，公事归公事，”何秋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发软了。他沉思了片刻，便对陈素英说道：“这样吧，罚款五十元，回去再写一份检查，要深刻，保证今后不再重犯，然后把你的检查贴在自己摊位上的显眼处，十五天内不准撕下来，能做到吗？”
其实，这个处罚也不算轻了，五十元的罚款不是小数目。可对陈素英来说，这总比吊销营业执照和取消摊位的处理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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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何秋霖在陈灿所长的支持下，制定出台了一条市场管理新举措：对故意短斤少两、克扣顾客秤头的，除了教育和罚款之外，还要给违章个体户在摊档前挂上警告性质的黄牌。
陈素英深深地记住了这一次的教训。在和平菜市场内，后来由她率先在自己的摊档前挂出了“童叟无欺，缺一罚十”的牌子。不久，其他个体户也跟着纷纷仿效，向广大顾客承诺公平交易。此后，该菜市场个体户的经营风貌有了明显改观。
第十二章 投机倒把（之一）
1983年，春末夏初。
八十年代初，在新华街与西关街十字交叉路口的繁华地段上，已逐渐形成了南缰市一个转手倒卖外汇、国库券和各种票证的黑市。
有转手倒卖票证的黑市，就有依赖于黑市而存在的票贩子。用低价收购外汇券、国库券、粮票、布票、煤票等各种票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从*利的经济活动被当时的有关管理部门定性为非法的、扰乱正常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
票贩子在黑市上从事这种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不是谁都能想到而又敢去干的事情。只有那些有一定经商知识和敢于冒被抓、被罚的风险，而又不怕吃苦受累的人，才有可能充当这类角色。
在市中心街区不足百米的西关街上，每天都活跃着一些票贩子，少时有三、四十人、多时有上百人。这些票贩子看上去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模样，而其人员的构成相当复杂：有城里人和乡下人、有工作的或者无业的；有无所事事的老者，也有吊而郎当的青年人，还有一些貌似老实的中年农妇。另外，一些有供给和需求票证的市民，偶而也会参与其中。
票贩子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守候在西关街处，不耐其烦地向来往于身边的陌生人点头、打招呼。只要路人经过这里稍有驻足，他们就会主动地迎上前来，表现出一种礼貌和亲切的态度，询问其需要什么票证，或有什么票证要出手。不管你是想买或是想卖，双方都可以进一步商谈。一旦真出现了要买或要卖票证的主顾，票贩子就会与对方站在路边讨价还价一番，然后找个僻静无人之处，进行“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当然，在这里每天也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有关钱财得失的小故事，有古灵精怪的骗人，也有傻乎乎被人哄骗的。
江南中心工商所经检组与朝阳派出所治安队经常不定时的联合行动，对在西关街黑市上的票贩子们给予打击。通常，打击票贩子活动的任务主要还是由管辖地段的工商部门承担，公安方面从旁协助。在工商方面，何秋霖的经检组就负责主办这一类非法倒票的投机倒把案件。在公安方面，派出所治安队队长秦晓勇、干警刘云峰也常带队参与保护而协同办案。尽管他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不断地进行综合整治，但是却无法真正扼制和取缔这种喑地里非法倒卖票证的投机倒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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