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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隐达开了门,见是刘平,竟有些吃惊。
“关科长好了?” 刘平又问。他一向叫关隐达小关的。
关隐达说:“好了,走吧。”
上了车,刘平说:“关科长,陶书记对你好器重啊。”
关隐达知道这可是不好谦虚的,总不能说陶书记不器重自己吧。他就说:“陶书记很关心人,对你也不错啊。”
刘平脑子简单些,直说:“我跟过这么多地委书记,就是怕陶书记。我跟着他两年多了,他没同我说过几句话。”
关隐达笑道:“领导是不是关心人,不在于说多少话。”
刘平忙说:“关科长说的是。”
关隐达说:“刘平,别叫我科长,就叫隐达吧。”
刘平却坚持要叫关科长,也就由他去了。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看出了陶凡对关隐达的器重。他们弄不明白,严厉得几乎有些冷酷的陶凡,惟独对关隐达很是随和。有时候,陶凡正同关隐达有说有笑的,下面的头头儿汇报工作来了,陶凡的脸色立即就冷了。人们便断定,关隐达前程无量。 围着关隐达转的人自然就多起来了。
关隐达知道,他同陶凡亲近起来,就因了书法的缘故。像掌握了某种独门秘笈的武林高手,关隐达暗自有些得意,却不想把个中玄奥告诉任何人。有回,吴明贤请教关隐达:“老弟,陶书记对我们总没个好脸色,对你却那么好。我摸不着头脑啊。”
关隐达知道这是个危险话题,忙玩笑道:“吴秘书长说笑话了。陶书记只是把我当小孩,笑笑也行,骂几句也行。对你们领导就不一样了,那是谈正经事,自然要一本正经了。”
关隐达任由吴明贤怎么说,他只是敷衍过去。他觉得吴明贤年纪也不小了,好歹也是地委领导,怎么如此不老成?吴明贤这些话,都是应该咽落肚子里去的,他却全部说了出来,偏偏还找陶凡的秘书来说。关隐达心想自己幸好不是奸臣,不然吴明贤就死定了。
吴明贤却是使劲儿同他套近乎,后来还送给他一本书,日本人写的,叫《操纵上司术》。关隐达只看了书名,不太自在。心想这吴明贤说不定心术不正。他回去翻了几页,就没了兴趣。书中讲的无非是公司里的人际艺术,翻译者哗众取宠,弄了个吓人的书名。吴明贤只怕是冲着书名买下的,以为弄到本官场宝典。关隐达把这本书塞在枕头下压了几天,就丢掉了。
关隐达别说没有操纵欲,哪怕他有那心思,陶凡又岂是谁操纵得了的?陶凡天生是操纵别人的。他的虎气是天生的。当初他只是副书记,他往地委会议室一坐,气度就不一样。自从他第一次开会坐了那张沙发,再也没人敢去坐。有回,管政法的副书记郭达早一步进会议室,没有在意,在那张沙发上坐下了。陶凡进来,端着茶杯,站了几秒钟,郭达马上让了位。郭达开了玩笑,想替自己解除难堪:“我坐了陶书记的宝座了。”陶凡只作没听见,埋头整理手头的文件夹。
官场人说话含蓄,说谁有个性,多半是说他脾气坏。 西州上上下下都知道张兆林是个有个性的人。原先他只是个秘书长,很多部门和县市领导都畏惧他三分。下面干部有意见,说他架子比地委书记都要大。牢骚背地里发,当面还得服服帖帖。谁也弄不明白,张兆林又不会吃人,大家为什么怕他。地委其他领导对张兆林都很客气,没有把他仅仅当作大内总管的意思。
张兆林在书记们面前也没有太监相,俨然就是地委领导。秘书长做得如此威风,在西州历史上从没见过。有个机密,慢慢露了出来,原来张兆林同伍子全是相交多年的把兄弟。这个机密让小道消息传播开来,似乎并不让张兆林的形象打折扣,他的分量反而更重了。张兆林看上去却是很平和的,他只要不真的生气,总是微笑着。有人背后就叫他笑面虎。俗话说,就怕笑面虎,吃人不吐骨。但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张兆林偏偏在陶凡面前很是恭敬。陶凡对张兆林也没什么特别礼遇,照样黑着脸。
张兆林头一次见着陶凡的批示,笑着说: “陶书记的字真漂亮。”陶凡没接腔,只道:“你去办吧。”
陶凡刚来西州,住了几个月招待所里。没房子住,正好碰着上面禁止建设楼堂馆所。张兆林很为难,请示陶凡。陶凡说:“我住招待所很好,天天有人换被子,吃饭也是现成的。”
张兆林捉摸着陶凡的意思,又说:“再不建新房,干部们真要住办公室了。建吗?地委不能带这个头。”
陶凡说:“就没有办法想?”
张兆林说:“我向伍书记汇报过这事。伍书记意思,让我请示一下您。”
陶凡说:“请示我干什么?我没房子住,就嚷着要建楼?”
张兆林忙说:“伍书记意思,是听听各位书记意见,想个办法。机关多年没建宿舍了,住房紧得不得了。但是地委机关一动土,各部门都要跟着上。大家都建,影响就不好,说不定就会成为全省的典型。”
陶凡说:“不建楼房,建平房吧。”
张兆林笑笑,说了句调侃话:“城里人说乡里人,没有饭吃,就吃面吧。”
陶凡却没有笑,只道:“我不是同你开玩笑。招待所后面的山,空在那里干什么?山上的柑桔树又值得了几个钱?在上面建些平房,地委领导去住。”
张兆林答道:“只怕是个办法。山上的柑桔品种也老化了,要改良。”
“不要改良了。全部砍掉,另外栽吧。”陶凡说。
张兆林问:“仍栽柑桔?”
陶凡说:“不要指望院子里的果树能有多少收成。就栽桃树吧。”
“桃树?”张兆林有些吃惊。
陶凡说:“最好是观赏桃,不要指望着它结桃子。”
张兆林还在犯疑惑,陶凡又说话了:“地委领导没房子住,在山上搭个平房,总算不过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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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两三个月工夫,二十来栋平房就建起来了。满山的柑桔树全部砍掉了,改栽了桃树。山头疏朗多了,添了些画卷气象。平房因山势而错落,散布开来,虽格局相同,却并不显得单调。
陶凡出任地委书记这年,西州没出什么大事。这年头,总像要出事的样子,却终究还算太平。为着那些异兆,西州的百姓白操心了。
二
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后来,剿匪功臣们大多留下来了。又因为西州太穷了,难得出业绩,干部上去的就少。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副省级待遇,却只能终老西州。不论谁当地委书记,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西州地区老干局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外地看着羡慕,却不知他们有多少无可奈何。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可他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他们没别的能耐,至少可以让你难受。老人们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正是发脾气的时候。
每天清晨,关隐达起来跑步,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什么年头了,还有留长辫子的?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偷偷儿注意过老人。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梳得不怎么规整,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宛若仙人。晨练的老人很多,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或是边运动边聊天。只有这位长辫老人,总是半闭着眼,不答理任何人。也没人去打扰他。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无人近前。
关隐达后来才知道,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西州剿匪时,他是个连长。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生擒匪首活阎王啦,智取匪巢金鸡界啦。很多别人的事迹,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剿匪那会儿,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小孩哭闹着,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了。西州情况太复杂了,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他就被留了下来。虽然只是个连长,却当上了地委书记。
当时他老婆孩子仍住在山东老家,一个贫穷的乡村。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敲着钵子吃食堂。如此过了好多年,也没回家探过亲。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
几年前老太太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里人既进不了城,又不甘心正经当农民,几十年闷着股恶气过日子,所以弄得很穷。儿孙们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全家老小都把他当神经病。
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就留着长辫子了。
老人仍然住着六十年代建的地委领导房子,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似乎那里是个神秘的千年古洞。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或扛着亮晃晃的剑,或提着菜篮子。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他去了,便会放下手头的事,赶紧把他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塞进贴身口袋里。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老人都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老人家动作慢,几个姑娘望着他,觉得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他一出门,姑娘们都松了口气,吐吐舌头,封着嘴巴笑。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支部书记总会说: “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您的党性真强!”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着眼睛,转身走了。
地委领导知道陈永栋进办公楼了,都会装着没看见,守在办公室,绝不出门。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只埋头看文件。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望着陈永栋走出办公楼,拖着长辫子,背影慢慢消失。他们便如释重负,说话做事回复常态。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当然谁也不会公开提及这话题。
陶凡早就听说过陈永栋的古怪。说来也巧,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位老人。陈永栋就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有回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干部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