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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湖北首府，湖北当时流行的服装样式、发式头型、黑话切口、知青歌曲，下面各地县均唯武汉马首是瞻。武汉人对下面地县的人基本上看不上眼，一概称之为乡里人（大概各省会城市都是这样，直辖市就更不用说了）。
铁戈分到五队时没有人这样称呼他，可能是他下队当天那场球打得太好了，高超的球技征服了别人。况且他在六九年和武汉知青学了一口标准的武汉话，如果他不说红州话、巴水话或东北话，别人肯定认为他绝对是正宗的武汉人。尽管如此在大脑壳的骨子里还是认为他是乡里人，所谓乡里人无非是见识不如城里人广，土里土气的。
但是有一件事让大脑壳彻底改变了对铁戈的这种看法。
五队有一种很特别的消遣方式，除了打球、打麻将和玩乐器之外，就是球队宣传队的一伙人聚集在球场边的看台上听大脑壳讲他在文革前看过的电影。所有人都被电影里精彩的情节和大脑壳非凡的口才绘声绘色的描述，面部丰富的表情变化并配以大幅度的手势所吸引，一个个张大嘴巴傻乎乎地听着。拉兹的堕落，丽达的痴情，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茶花女悲惨的结局，让这些地级市、县城、乡里甚至是山里来的人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和会心欢笑，比时下看小品还有味。如果不看演讲者只看听众的表情，一定会误认为演讲者是侯宝林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在表演。在文革那个文化艺术极度凋敝的年代，任何东西哪怕是极为古老陈旧的东西，只要人们是初次接触都会显露出极强的好奇心。像这样“讲”电影是五队独特的监狱文化，也是大脑壳一个人的专利，连他的老搭档韦少山都很少插嘴。
当铁戈刚分到五队时刘武汉告诉他大脑壳“讲”电影是中队一绝，他只是把嘴巴一撇，笑了一笑而已。此后在大脑壳“讲”电影时，铁戈不时补充大脑壳遗漏的故事情节，几次下来以后大脑壳很是惊讶。在这群人当中牛瞎子年纪最大，是四四年出生的，大脑壳、韦麻子是四五年出生的，其余的人都是五十年代初的，只有铁戈是五四年的，年龄最小。恰恰是大脑壳这个年长的讲故事，年龄最小的铁戈却跟他有共同语言，这在大脑壳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更何况铁戈是个他不太瞧得上眼的红州地区人。
晚上洗澡时大脑壳问铁戈：“那些电影你都看过？”
“看过，你没有看过的电影我也看过。”
“不会吧？我住在武昌电影院旁边，一有新电影我就买票看。”
铁戈轻轻一笑：“我住在电影院里，一有新电影我就直接进去看，光是越剧《红楼梦》我就看了十几遍。你讲的苏联电影《红帆》、《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有什么《巴黎圣母院》、《叶赛尼亚》我都看过。屠格涅夫的《木木》你看过吗？苏联的禁片《运虎记》你看过吗？《运虎记》是内部批判电影，我跟我爸爸一起看的。”
“这些片子真没有看过，怪不得我看过的片子你都看过，你的条件好嘛。”大脑壳很羡慕。
从那以后大脑壳对铁戈刮目相看，所以在铁戈刚下队三个月时大脑壳和铁戈就有那次长谈，此后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此时四个人站在十队楼顶活动区，贪婪地眺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外面的世界真是勾人魂魄。
铁戈忽然诗兴大发，高声念道：“‘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可惜呀，面对大好河山，我们却在这里苦熬岁月。”
龚瑾也感慨道：“正是风景不殊，山河有异，空有新亭泪眼。”
监狱大门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远处的王家墩机场不时有军用飞机起起落落。
五月的风里传来春的没落和夏的葳蕤的信息，只有在此时此地他们才能感觉到大自然物候的变化。
虽然已经是五月了，但监狱里大部分犯人仍然穿着棉衣棉裤，因为犯人们基本上是在车间和监号里生活，监号里十分阴冷，而且很少晒太阳的缘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也不会相信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时至五月还要穿棉衣棉裤。当然这时穿棉衣棉裤颇有讲究：冬天穿棉衣里面要穿衬衣毛衣或卫生衣，四月以后天气渐暖，棉衣棉裤里面只穿衬衣短裤，而且不扣扣子，这种穿法在湖北叫“穿空筒子棉袄”，主要是为了既能保暖又能散热。总之这是监狱里的一大奇观。所以监狱里没有春天，等到热得穿不住棉衣时，夏天就大摇大摆地肆虐起来了。
太阳的烘烤使他们浑身燥热，于是都脱了棉衣棉裤，打着赤膊穿着短裤躺在棉衣上晒日光浴，只有龚瑾依旧保持着军人的姿态，穿着一件单衣。
大脑壳惬意地躺在棉衣上，翘起二郎腿，悠然唱道：“夜寂静无声，月星布满天空。只见山头春意浓，春风吹开冰河冻，哥哥呀我要回到你的怀中，啊……醒来只是一场春天的梦，相思的梦。”
铁戈问道：“大脑壳，这是什么歌？”
“日本歌曲《支那之夜》，听过没有？”
“没有。”
“你肯定听过，电影《五十一号兵站》里就有。”
“真的？我怎么不知道？”
“那个电影刚开始时在日军司令部里放留声机就有一点，只是太不完整，一般不熟悉的人根本注意不到。哎，日本歌你不会唱吧？”大脑壳又开始臭显摆了。
铁戈淡淡一笑：“我能用日语唱日本歌《满洲姑娘》。”
“你会唱日语歌？吹牛吧。”大脑壳不信。
“这点小事何必吹牛，你们听好了。”
铁戈唱道：“哇达西急哦落戈满消么事没，
哈罗哟三嘎子约克多克哩。
嘎啦莎啦啦喔衣约梅哩，
喔拉依拉戈啦尼莫拉，
旺沙一抹得得去哦大一哩。“
大脑壳笑道：“你个狗日的瞎唱。”
铁戈并不反驳，他用汉语继续唱道：
“奴是二八满洲姑娘，
三月春日雪正融。
迎春的花儿将开放，
等奴去出嫁哟，
心爱的郎君你等着吧。“
大脑壳这才知道铁戈真会唱日语歌，不禁问道：“你从哪里学来的？”
“从我老爸那儿学的，他当了十四年的亡国奴，会讲一口日本话，他没事就哼哼两句，我慢慢就学会了。”
铁戈拿出烟扔给每人一根，划火点着，美美的吸了一大口，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说：“在这蓝天白云之下，阳光拂面，熏风南来，享受啊！”
大脑壳却问道：“铁戈，你是么样把阮指导员惹毛了？他昨天跟我说：‘解全胜，你以后莫跟铁戈搞到一起，那个家伙反动得很！’
“哈哈，他还蛮记仇哇。上个星期我们下了中班，半夜三点老子睡得正香，阮指导员叫我起来到楼梯后面斗争彭定安。你知道到楼梯后面斗争哪个人就是干部叫犯人打犯人的暗号，我不听那一套，当时就把他顶回去：‘彭定安犯的是国法，他又没犯我的家法，我凭什么打他？不去！’说完又睡我的觉，把老阮的鼻子气歪了。我才不像包厚斌、李家宾那些王八蛋那样，干部叫他们批斗哪个他们就把人往死里打，那都是些畜生。老阮说老子反动，放他妈的狗屁！他才反动得很。身为监狱干部叫犯人打犯人，公然违反《劳改条例》的规定，还有没有人性？我最痛恨他那句话，说什么‘教育不是万能的。’你他妈没有本事改造犯人的世界观，凭武力征服到头来谁都不服。你看人家羊干事，说话总是和风细雨，句句都在点子上。有一次羊干事找我谈话，他说：‘从判决书上我看不出你犯了什么罪，但这并不影响干部管教你。因为不管是谁只要进了监狱，他的身份就从公民变成了犯人。哪怕是我的亲老子进来了，我也只能把他当犯人管教。就算他有天大的冤屈，但他的犯人身份也是变不了的。’你看人家羊干事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叫人不得不服。”
“铁戈，积我八、九年的劳改经验，在反革命队劳改一定要把自己伪装成刑事犯的样子，千万莫谈政治，免得成为干部注意的重点。我上次在这里跟你说过一回，现在再提醒你一次。”
“为什么这样关照我？”铁戈颇感意外。
“因为你是整个中队里唯一为朋友翻案进来的，大家都很佩服你的人品，所以我才跟你讲这样的话，还不是怕你吃亏。俗话说枪毙好受，现亏难吃。”
“多谢指点。但是要我去打别的犯人我做不出来，不过如果干部叫我去打包厚斌、李家宾那种王八蛋我肯定下死手搞，那两个狗日的是庆父加畜生，简直不是他妈人做出来的东西！”说到这里铁戈回忆起一件事，他笑道：“我记得去年我刚分来，易管教员带我到球场上打球，我从走廊上经过看见你跟牛瞎子、曹矮子打撮牌，活脱脱一副流氓相。”
龚瑾也笑道：“我看大脑壳是有点像流氓。”
大脑壳大笑着用双手拍着自己的肚皮：“哈哈，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铁戈，上次我在这里跟你说的话看来你忘记了。我跟你说，我被红州中院驳回上诉以后分到沙洋机床厂，在那里我继续坚持我原来的观点跟干部闹，结果把我关了半年的小号子。出来后把我调到沙洋砖瓦厂，又关了九个月。干部说：‘解全胜你就闹吧，你闹我就关你的小号子，你逃跑我就加你的刑，直到你把刑期搞完。实话告诉你，在监狱里穿皮鞋的不怕光脚板的。’后来我还是继续闹，他们就把我和韦麻子、陈老三，还有关在沙洋的造反派一起调到马良石料场集中管理。最后又把一些最坚决的反改造分子调到这里收监改造。铁戈我问你，我们是为么事进来的？”
“这还不知道，得罪了当官的。”
大脑壳板着脸教训道：“大错特错！我们是因为政治观点才进来的。羊干事找我谈过话，专门说这个事。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何必跟自己过不去？你要坚持你原来的观点、信仰并不需要说出来，在心里一样坚持。在监狱里反革命就是政治犯，政治犯怎么还能谈政治？你只要不谈政治，哪怕你跟别人打死架，干部也不会把你么样。你看我们中队有哪个是因为打架关小号子的？关小号子都是因为坚持原来的政治观点，不认罪抗劳的人。刑事犯队那些人只要一打架就要关小号子，就因为他们原来就是刑事犯，到了劳改队还敢称王称霸，干部不整这些人整哪个？一句话，我们既要坚持信仰又要善于伪装，这样才不至于吃亏。”
“大脑壳，你狗日的硬是高哇！但我做不到，我不善于伪装，刘备喜怒不形于色那一套我觉得太难学了，要我装乖孩子比登天还难，那不是我的风格。”
“你是么事风格？”大脑壳反问道。
“我属于典型的东北大老爷们的风格，敢作敢当，敢爱敢恨。”铁戈历来以此自豪。
“你为朋友翻案结果把自己也翻进大牢里来了，这种敢作敢当的后果太惨痛，代价太大，完全是一种无谓的牺牲。这种精神固然令人钦佩，但得不偿失，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留在外面跟他们继续斗争不是更好吗？过去那些地下党为什么一听到自己人被捕以后都跑了？总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