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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过后，祝平约铁戈到球场的看台上聊天，并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铁戈。
原来祝平是长航一个二级局的团支部书记，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时考上大学，刚接到录取通知书，拘留证跟着也到了，是他家乡巴水县公安局办的案子，同时拘留了另两个人作为他的同案犯。他从武汉押回巴水县看守所便开始提审，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公安局的预审员说他犯了很大的错误，要他老实交代问题。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公安人员审了他好几天，最后拿出了一张小纸条，他才明白是他曾经写的一个马列主义农工学会的章程惹了大祸。于是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以为自己又不反党没有什么大事，谁知很快他就转为逮捕，接下来却又把他晾在号子里几个月不管他。七月下旬他被拉到他曾经下放的知青点上公判。当然照例是要先狠批一通，他竖起耳朵想听一下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谁知最先批判的是第二号头头，接着又批判第三号头头。他心想既然我是首犯，放在最后批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静静地等着。但却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并没有遭到批判，而是直接宣判，他作为首犯被判刑二十年。又从巴水押解到武汉，最后投入到省模范监狱劳改。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给铁戈看：“我们那个所谓的章程，实际上是想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提出要积极地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要学会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他把大概的情况说了一下。
铁戈听完了评论道：“就我看这个章程通篇都是要求学习马列主义，革命得很，不能说是反动纲领。按照宪法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你们这个会也算是一种结社。可是你想过没有，在这个国家里谁还真的允许你结社？谁会给你言论自由？你可以自己看马列的书，但你不能组织一帮人一起学习马列，这是结社行为，是犯了大忌。我倒是看到过一些傻子，还没见过有你这么傻的人，还他妈正儿八经地形成了文字条款，老天爷，书生气十足，书生气十足哇。祝平，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生你养你的妈才是真的……”
祝平打断铁戈的话：“不见得吧，你说得太绝对了……”
铁戈也毫不客气地抢过话头：“我说得太绝对吗？一个人是由他妈生下来的，这应该没有问题，可以不讨论。可是由谁来下的种？下种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这孩子的爸爸，你承不承认有这种事发生过？”
祝平笑道：“这倒是有可能的，但是这跟我们讨论的事有关系吗？”
铁戈进一步解释道：“怎么没关系？你看啊，你们这个章程里还提出‘要积极投入到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中去，要努力使群众认清真假马列主义’，你他妈有病啊！当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把政治看得太纯洁，把宪法看得太神圣了，结果上了一个大当。到头来老子是割屌敬菩萨，人疼死了不说，神也得罪了。我在学习班关了一年半，在监狱里又劳改了一年半，这三年来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使我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走过的路，是不是有很多教训值得记取？值得总结？我们落到如今这步田地是不是把一切都看得太真实太单纯了？人家在纸上画个饼，我们就真的拿它充饥。人家在墙上画个海洋，我们就真的去搏击风浪。人家指着天上画了一个圆圈我们就以为那是太阳，还要去沐浴它温暖的阳光。祝平啊，我们都太年轻，都太书生气了，不谙世事呀！”铁戈一声长叹，唏嘘不已：“伙计，你们这个案子是个怪事。批判主犯和从犯，首犯却不批判，这真是海外奇谈，你不是骗我吧？你看你一个团支部书记，又准备入党，上了大学以后你真是前途无量啊，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呢？”
祝平解释道：“我七三年底下放到竹林公社一个知青点上，因为我的样板戏唱得好公社宣传队看中了我，调我去宣传革命样板戏。这个宣传队一共才十二个人，每个人都必须一专多能。那些人个个都是好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我除了唱戏好以外，还能搞创作，是宣传队公认的笔杆子。宣传队里有个人叫张济平，原来是‘巴州星火’的宣传部长。他看过很多书，笔杆子也很好，口才更好，我们很谈得来。有一次他跟我谈到要成立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小组，叫我写一个学习章程。我一听觉得这是好事，于是就在纸上随手写了几条给他。其实以后并没有人参加这个小组的学习，我和他也只是各看各的书，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到了七五年长航来我们县招工，因为我在下放时劳动生产搞得最好，大队第一个推荐我参加工作，就这样我来到武汉，而且再也没有和张济平联系，也没有回巴水。我在单位工作搞得很出色，各种专刊都是我一手操办的，我积极靠拢组织，领导也有意培养我，一年后我就被提拔为团支部书记。谁知我走后张济平又跟别的公社宣传队队员王子建商量成立学习小组的事，被别人听见报告给公社，把我也牵连进去了。刚开始抓我回巴水时只是拘留，公安局说我犯了错误，等到转成逮捕时我才知道大事不好，这是要把我当反革命整啊！在看守所预审员就说我是首犯，他们说这个章程就是反动组织纲领。所以我在公判大会上很想听听我到底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居然没人批判我。铁戈，这说明了什么？”
铁戈想了想说：“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尚在想象之中的学习小组，仅仅只有一个学习章程，而这个章程又只是个规章制度并没有反动言论。第二，你们并没有正式成立组织，更没有活动，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总不能批判一个空洞的学习章程吧？”
祝平冷笑道：“正因为这个学习章程没有一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他们无法进行批判，所以把我晾在一边。又因为那个章程是我写的，所以把我当做首犯。还有一件怪事，这个王子建我从来也没见过，一个仅有三个人的反革命集团，首犯倒有一个部下不认识，岂非咄咄怪事？”
铁戈无限惋惜地叹道：“祝平，仔细想想吧，你真以为我们中国人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吗？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如果真的想要拥有这些自由并且把它付诸实践，你就会失去自由，这就是轻信的代价就这么简单。唉，你一个团支部书记，又考取了大学，本来是前程无量的，就让这一张逮捕证给他妈毁了。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怎么还是文革的老一套？左得吓人！”
“到武汉以后，我一个下面县城里来的人在武汉人看来就是乡里人，所以我必须卖力地工作。我的字写得不错，又爱好美术，每年的元旦、三八、五一、五四、七一、国庆单位里办的专刊，都由我组稿、审稿、改稿、编排，字是我写的，画是我画的，平时局长的报告也是我写的，局长很器重我，一年工夫我就由宣传干事提为团支部书记。后来局长要我写入党申请书，要介绍我入党，局长和几个副局长是真心喜欢我，没想到这事把我毁了。”
“你怎么会和‘巴州星火’的人搞到一起？你是不是造反派？”
“不是。我是五六年生的，文革时期我才多大？‘巴州星火’的宣传部长张济平其实就是个回乡务农的高中毕业生，头衔倒是吓人，可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再说我要是造反派，局长还能培养我？我在单位里表面上是宣传干事，实际上是局长的半个秘书。我们局长出差只带两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就是我。那时候真是春风得意呀，宣传科一个蛮漂亮的叫江茜的姑娘跟我谈朋友，她的父母亲都同意。唉，现在我是刑也判了，团籍也开除了，大学也上不成了，朋友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祝平神色黯然。
“你呀，就像哲学里说的螺旋式运动。不过事物的发展是螺旋是上升，你却是螺旋式下降，经历了巴水——武汉、武汉——巴水、巴水——武汉这样一个往复运动，最后从一个团支部书记沦为监狱囚徒。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我们却是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这就是命。”
“此话怎讲？”祝平问。
“傻瓜，这也搞不清楚？本来我们是社会上自由自在的公民，就因为我们有些观点和当官的不同所以失去了自由，必然要走进牢房，这就叫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祝平，江茜跟你断了吗？”
“不知道。我被捕以后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写信只能写给直系亲属，没法跟她联系。”
“你直接给她写封信，我托外劳的带出去，想说什么只管写，保证一点麻烦也没有。”铁戈大包大揽。
“真的呀？你还有这样过硬的关系？那太好了，我明天就交给你。”祝平大喜过望。
“祝平，你判了二十年是大刑期，不要指望她为你等二十年，这不现实。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她判了二十年你该怎么办？”
“我等她二十年。”祝平斩钉截铁地说。
“哈哈，‘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真看不出你还是个情种！这事说说容易，让一个人等另一个人二十年未免太残忍了。等人的人尽管心甘情愿，被等的人真的能够那样心安理得？你如果真心爱她，就应该完全彻底的为她着想，祝福她能找到另一个心上人。”
“你谈过朋友吗？”
“谈了怎样？没谈又怎样？”铁戈反问道。
“没有谈过朋友跟你说这些就没意思了，因为你没有尝过谈恋爱的滋味，更不知道什么是失恋，说了你也不懂。”祝平这话说得有些负气，但这话字字都像尖刀扎在铁戈心上。
铁戈默默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从里面拿出一张还带着体温的照片递给祝平：“比你那位如何？”
祝平仔细看了看说：“比江茜还漂亮。怎么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她奶奶是苏联人，她是我们厂的厂花，第一美人，我的朋友都叫她白菂之花。她是六六年三月插班到我们学校来的，我们是同一届但不同班的同学。我不认识她，但她认识我，因为我在学校调皮出了名。六六年我们一起到北京大串连，六八年在一次武斗中我还救过她。七零年我进厂当了工人，七一年她也到我们厂，因为我们以前认识，所以她一进厂就往我那里跑。当时厂里规定青工三年不准谈恋爱，但我们实际上是从七一年开始交往的，只是双方都不说破这层朦朦胧胧的关系，直到七四年她三年出师我们才公开了关系。在厂里她是女子篮球队的队员，我是她的教练。我们又都是厂宣传队的，她这人能歌善舞，真可以说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自从我判刑以后我就跟家里人嘱咐坚决不让她知道我坐牢的地址，为的就是让她断了这个念想，彻底忘了我。其实我何曾忘了她？每时每刻都没忘记她，从内心讲我真的巴不得她来看我。相思太残酷了，但我不能让她等我。我已判了十年，如果让她等我十年我相信她会等，但我又于心何忍？人生最美好的光阴莫过于青春，她等我十年岂不耽误了她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何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