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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琦解开衣领的第一颗扣子，露出一个花花绿绿的疙瘩。
这东西大家都没见过，不知是什么玩意儿。
梅琦一笑说：“这叫领带，冇见过吧？”说完解下领带给大家看，梅琦今天是有意臭显摆一下。
众人对这突然出现的新奇事物为之一怔，片刻后这才大笑道：“见过，在电影里见过穿西服才打领带，外国小说经常有西装革履绅士派头这样的话，你怎么穿军装也系这东西？”
对于众人惊讶的表情他很得意，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梅琦笑道：“文化大革命哪个敢穿西服打领带？被别人看见了那还了得！”说罢脱下军装露出雪白的硬领衬衣，站起来在大家面前转了一个圈，不无得意地问道：“现在怎么样？是不是蛮玩味？”
辛建笑道：“脱了军装还蛮像那回事，但这脚上应该穿皮鞋，你怎么穿的是北京布鞋？还是有点美中不足。”
铁戈却说：“这不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吗？劳动人民怎么可能打着领带干活？”铁戈还是太单纯了，他对事物的评判总离不开正统教育的影响。
姜军反驳道：“什么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叫美！周总理、陈毅他们出访外国时还不是打过领带，难道那也是资产阶级？中央领导人能穿西服老百姓为什么不能穿？我看这领带并没有什么阶级属性，只不过我们国家不提倡而已。”
姜军拿过领带围在脖子上，像少先队员系红领巾那样打了一个结，惹得梅琦大笑不止：“错了错了，我来教你打领带。你这样一搞七像八不像，硬是个老少先队员。”
梅琦帮他打好领带，姜军走到穿衣镜前用辛建他妈妈不知放了多少年的发蜡涂在头发上，再向后梳成梅琦那样的大背头，左照右照，自顾欣赏着。
铁戈走过去一看，啧啧称赞道：“怪不得都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姜军把头发一梳领带一｛文｝打还真像那回事。你要是这样一打扮然｛人｝后去和沈倩谈朋友，保证能把沈倩｛书｝迷得神魂颠倒。我看这资产阶级｛屋｝的东西就是好，把人打扮得格外精神。”
姜军回到客厅里，整个人都有点飘飘然的味道。他拿出烟发了一圈，点着以后正襟危坐，目不旁骛。
铁戈看到他那副模样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姜军你就装吧，再怎么装也就是个学生，成不了总统，顶多是个赋闲在家的带引号的副司令。”
姜军不接铁戈的话茬，反而问梅琦：“破四旧时这些东西都扫光了，你从哪里搞来的？”
梅琦意味深长地一笑，说：“这东西是我老头的，破四旧时他把西服和领带都翻出来要烧掉，我骗他说让我去烧，就这样偷偷地留下来了。这领带是真丝的，是他到上海出差时买的，烧了岂不可惜？”
“那是，这么好的东西烧了当然可惜。”姜军说着一边仔细地端详，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那领带。
梅琦说：“我就搞不清楚怎么西服领带这些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难倒社会主义就不能穿西装吗？你叫美国总统穿中山装他也成不了共产党员。中央那么多领导梳的头都是西装头，如果要破四旧我看先要从他们破起，一律剃光头，全国人民也跟着剃……”
铁戈大笑着打断梅琦的话：“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大家想一想那该是个什么景象？全国山河一片灿烂辉煌啊！我们国家就不用建那么多发电厂，就凭这几亿光头晚上照明是不成问题的。你们说该少挖多少煤，节省多少电力？”
梅琦也笑道：“铁戈的联想力真是丰富得很，能把光头和电力联系到一起。哎，我在武汉时偷偷穿过我老头的西服再配上领带，对着镜子一照那才真叫玩味。穿惯了军装再换西装那个味就是不一样，我也晓得穿军装打领带不伦不类，但我就是要过一把打领带的瘾。人这一生不能像猪那样只顾吃不顾穿，连动物植物都晓得把自己搞得五颜六色的，我们中国人未必就不能把自己打扮漂亮些？要是满大街都是叫花子那样破破烂烂的形象，那才是有鬼。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喜欢破烂。这个社会真的疯了，全国人民都疯了，整个中国都疯了！”他叹了口气，大声唱道：“……鸟儿从此不许唱，花儿从此不许开。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这疯狂的世界……我日他的姆妈，本来世界是多姿多彩的，现在搞得雀子不准唱，花也不准开，随么事都禁光了，任何东西都搞得绝对纯而又纯，那是不可能的。唉，这真是个疯狂的世界！”
对于梅琦的穿着打扮姜军等人没有刻意模仿，但是梅琦却把武汉知青流行的“局子话”和知青歌曲带到了这个沙龙，使铁戈如获至宝。这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对于外来文化都没有什么鉴别能力，只要是当时新奇的反传统的文化，他们统统都兼收并蓄。
铁戈本来就有唱歌的天赋，现在又遇到梅琦，很快就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青歌曲。比如当时在武汉知青中流传的《精神病患者》、《流浪人归来》、三十年代歌曲《疯狂的世界》、《秋水伊人》，五十年代的《异乡寒夜曲》以及根据这首歌的旋律填词而成的《七十五天》（这首歌在武汉则称作《怀念武汉》或《武汉之歌》）。
梅琦还喜欢故意拿腔拿调地唱一首用《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改编的描写下放知青生活的歌曲：
“我们是乡里的土克西，
回到城里走亲戚。
背上糍粑和糯米，
怀里抱着一只老母鸡。
糍粑和糯米来得不容易，
老母鸡是自己喂的。
伢们嘞，伢们嘞，
糍粑和糯米来得不容易，
老母鸡是我们自己喂的，
自己喂的自己吃……”（湖北人把“吃”念成“七”）
列位看官，这些歌曲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抒发的却都是对下放的不满情绪，流露出深深的哀怨和绝望的心态，因此和当时官方竭力提倡、推广的那种铿锵有力以进行曲节奏演唱的革命歌曲大相径庭。官方把这种歌曲称为黄色歌曲，视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但却受到全国青年的广泛喜爱。
直到今天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仍然对这些歌曲记忆犹新，这些歌曲早已溶入了他们（她们）的生命。
就是这些歌曲伴随着这些下放知青和未曾下放的青年人度过了他们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不论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在荒山、在草原、在边疆、在兵团，这些歌曲都给了他们无限的慰藉。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是两鬓霜染，青春不再，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些艰苦的蹉跎岁月的记忆和这些哀怨缠绵却又充满反抗情绪的歌声。
当然铁戈也把自己从《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学到的《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苏丽珂》、《小夜曲》、《西波涅》、《在路旁》和中国古典歌曲《钗头凤》唱出来时，也让梅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对铁戈的嗓子更是赞不绝口。
梅琦还带来了武汉流行的“局子话”，这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比如把哥哥或者是比自己大的平辈男人称为“拐子”，漂亮的男人称为“解杆”，漂亮的女人称为“解枪”，作风不正派的女人或暗娼叫“舀子”。香烟叫“条”，敬烟叫“上条”或“撒条”。脸叫“麦子”，衣服叫“叶子”。男人找女人谈朋友叫“局枪”或“逼遛子”，相当于北京的拍婆子。女人找男人叫“吸杆”。一个男人可以叫“一管唐”。“户鸡”、“户唐”是脑袋不清白有点二百五的意思。“憨坨”是形容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老实人的称呼。小偷叫“告板”，打小偷发财叫“擂告”。手上掌握着一批小偷，靠小偷吃饭的叫“掌告”，北京叫“吃佛爷”。而以后发展到打别人宰钱叫做“擂肥”。把农村人统称为“土克西”。撒谎叫做“来黄子”，你如果还是像文革前说“撮白”那绝对是跟不上潮流的土老帽。而“清爽”和“玩味”这两个词，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则各有不同的涵义。不服气叫“不服周”。据有人考证，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古时候各诸侯国不服周天子的意思，所以叫“不服周”，而武汉话却念成了“不服啄”，像这样发音也是一种玩味的表现。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局子话”除了“拐子”、“打码头”和“不服周”等很少的几个词还在用以外，其余的基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谈起往事偶尔还会提到这些已经死亡的词汇以外，全都尘封在历史幽暗的深处。
梅琦时常流露出对下放生活的厌倦和对武汉的怀念，一九六九年底他彻底绝望了，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年仅十九岁的生命，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抗议这个疯狂的世界，他是红州地区第一个自杀的武汉知青。
几个月后全国开始大招工，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梅琦走了，但铁戈从他那里学到的一口纯正的武汉话和那些知青歌曲却从此没有忘却。三十多年以后当铁戈和辛建等人谈起他时，还为梅琦这个才华横溢的武汉知青扼腕叹息。
有分教：
东风阵阵大旗挥，斗地战天紧相随。
遥想当年无奈事，青春一逝怨阿谁？
正是：惺惺相惜双雄喜结义，恹恹无望一绳痛悬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1。…第三十回 一打三反又遭厄运
第三十回
一打三反又遭厄运
整党清队再关牛棚
话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
列位看官，所谓“斗、批、改”的内容主要是：一、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二、大批判；三、清理阶级队伍；四、整党建党；五、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七、知青上山下乡；八、教育革命。
一九七零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二月五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深入“斗、批、改”的重要举措，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了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阶段。
“一打三反”是文革中最恐怖的运动，这一年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高院。各地纷纷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开杀戒，处决了大批的政治犯（当时称为现行反革命），据官方文献记载整个文革期间全国楸出了一千多万“五一六分子”，仅从七零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人。
紧接着七零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同时又指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绝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这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列位看官，有没有“五一六”这个组织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组织的全称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它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二三十个人搞的一个小组织，他们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到处张贴大标语和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