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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天台湾官方最权威的报纸却把他们两人的照片并排登在一起，像是一对老少夫妻那样。这就是缘分了。这缘分的加深和巩固应归于那次令人难忘的文人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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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有条重庆南路，是一条长长的书街，也是台湾最大的图书集散之地。书店一家连着一家，全部都是开架售书，数量丰富，品种齐全，门类繁多。这里有装潢典雅的书舍、书斋、书社。自然也有不少沿街出售的书报摊，那里自然又是一番景观，yin秽的、****的书刊也不少。倒是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
张丽姗的台湾爱心出版社和海诗人的海牛出版有限公司便设在这里，都占有一个小小门面。张女士“爱心书屋”和海诗人的“海牛雅舍”中间隔着一家日本式的小小茶艺馆。这茶艺馆具有日本式建筑风格，两层小楼，仿唐大屋顶屋面，木结构门窗，廊沿下挂着一盏盏纸糊的小灯笼，夜幕降临，红灯闪闪烁烁。店名“三更鸡茶艺④馆”，有点中日合璧的味道。老板自然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中日合璧式的混血儿。表演的茶道，名目日本式，实际还是台湾式的茶艺。因价格低廉，再加上其他一些意外服务，自然生意格外兴隆。
茶艺馆的名字起得怪怪的，也许这名字只是适合了某些有特殊癖好的男士和文艺家、诗人们怪怪的脾气。这里自然既成了文人骚客们寻求刺激的场所，又是文化雅集的首选之地。有时骚客和文人是不分家的，诗酒流返，携ji同饮，醉卧青楼，从诗界泰斗李白起就是千古雅事，在台北这个**业特别发达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引出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儿来。骚客文人习以为常地、日复一日地沿续着自己风流潇洒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地放浪形骸，在女色和美酒的刺激中触发灵感，激起创作热情。
茶艺馆左邻右舍的男女主人都是在华文界有点名气的人物，自然遇有雅集也便成了这里的常客。这里的雅集是由有身分、有产业的诗界豪客、文坛巨子轮流作东的。遇有某诗人生日，某作家婚庆，大陆、香港某诗家来访，那些长得漂亮或者不够漂亮，手头阔绰或者不够阔绰，举止怪异或者不够怪异，行为潇洒或者不够潇洒的文人雅士就齐聚一堂，以茶会友，所费不多，却较为随意，陪茶小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价格公道，随心所欲。
一壶茶水，又可演变出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名堂来。雅士们相对品茗，或有主题，或无主题地闲扯，有时有人主讲，有时无人主讲，话题信手拈来；家事、国事、天下事，文坛、影界、企业界，男人、女人、风流人，事事可入话题，人人可成中心，主题随意而定。总之追求的是酣畅淋漓、自由旷达的境界。谈到高兴之时，雅士们也可偎红依翠地戏谑一番，或带着流莺去外面风光风光。当然这样的价格要高一点。
那晚的聚会，张丽姗仿佛记得是欢迎一位大陆或者是香港来的什么诗人到访，名曰“两岸新诗交流联谊座谈”。那些装束和模样有点怪里怪气，说着怪里怪气语言的诗界朋友都聚到了“三更鸡”。
张女士来到“三更鸡”时已是黄昏时分，红灯初亮。两位小姐一着日本和服，一着中国旗袍左右分列，鞠躬如仪地“欢迎光临”。
楼下的大厅内灯光幽暗。木格的天花板上缀挂着许多塑料做的绿叶和小白花，东一绺，西一绺地垂吊下来。大厅内四壁挂着日本的浮士绘。工笔细绘的日本女人穿着和服，手持折扇挡住半面粉脸，一副春情万种，**半裸的神态。大厅内多半是散座客人，
围坐在一个个隔面板小小的塌塌米之间，中间夹杂着一些穿和服的或穿旗袍的小姐，她们个个浓妆艳抹，情意绵绵地陪客人喝茶。她们不时发出一阵阵嘻嘻的浪笑声，和客人放肆地打情骂俏，有的干脆斜靠在客人怀里，任凭客人在胸口内、大腿上随意摸捏。
张女士看着这些场面感到有点恶心，于是匆匆穿过走廊登上楼梯去寻楼上雅座里的朋友。楼上被分隔成一个个大小包间。最大的包间“雅聚厅”有20平方米大。打开日本式的拉门，宾客们席地而坐，屋内烟雾缭绕。好在张女士也是女烟客之一，并不反对这种诱人的随意。她在雅座的门口脱掉了脚上的小皮鞋，款款进人雅座，轻盈地落座在他们中间。这10多个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认识的当然数海诗人最为熟悉。海诗人很随意地递上一支“三五牌”香烟给她，她优雅地夹在手指上，海诗人为她点上火。
拉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位身着红色旗袍的小姐，笑吟吟地问文人雅士们要什么茶。海牛诗人看着身材高挑、面如满月的小妊说：“那当然是台湾的‘冻顶乌龙”’。
这冻顶乌龙产于台湾省南投县凤凰山支脉的冻顶山一带，厉由福建省安溪县引种并传人采制方法。冻顶乌龙以春茶为最优，外形呈半球形弯曲状，色泽墨绿，有天然清香气。冲泡时茶叶自然冲顶壶盖，汤色呈柳澄黄，味醇厚甘润，发散桂花清香，后韵回甘吲强，饮后杯底不留残渣。冻顶乌龙为台湾茶类之冠，大量出口东南亚和欧美等地，自然深受雅士们的欢迎。
小姐推进来一张小茶几。在茶几上放上一个带小气罐的煤气炉，点上气炉放上一大壶嘶嘶作响的开水，又端来两套功夫茶的茶具和十几盘“茶食”，什么瓜子、花生、盐水毛豆、牛肉干等等，放在雅士们围坐的条桌上。再把一包包分好的茶叶，放在客人面前。
小姐问道：“要不要叫‘陪茶’小姐？”
东道主是一位穿T恤衫、留长头发和小胡子的老年诗人。他说：“不必了。”他显然是怕多花钱。
有人则说：“各人自便。”
大邵分雅士都说“不要”，小姐也就算了。
小姐又问：“会不会冲功夫茶？”
诗人作家都是老茶客，那有不会之理，纷纷说：“不用劳驾了，
我们自己来。”
于是小姐离去，反手拉上木隔拉门。
这雅座，其实也就是20平方米左右的一种日本式茶座，里面不设坐椅，只铺一种纺织得很细密的席子，置有不少席编的蒲团，文人雅士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屁股下垫上一个蒲团。每人面前一个盖碗茶盅，长长的小茶几放着几个热水瓶。四面的墙上却用红木镜框挂着少许中国字画，有着几分文化人的淡雅、散乱和随意，意在创造一种自由放言的气氛。
海牛诗人开始表演他的拿手茶道。他习惯性地理了理脑后散散的长发说：“烧杯热壶，高冲低斟，关公跑城，韩信点兵。”冲前先用滚水浸泡茶具三四分钟，这叫“热身运动”，也就是“烧杯热壶”。
他一边表演，一边说：“然后在滚热的茶壶里放进茶叶，冲进开水，冲开水时要从高处直冲，让茶叶在壶中翻滚，促其出味。冲好盖上壶盖，稍候二三分钟，方宜饮用。斟茶入杯时，方法与冲茶正好相反，茶壶嘴要低低靠近杯子，沿杯身慢慢斟入避免茶香因水力冲击而散失。这就是高冲低斟了。”
说完，海牛先生在每位雅士杯中先斟四分之一，第二轮又斟四分之一，第三轮还是四分之一。他解释说：“这样每杯茶的浓淡才均匀，这就叫‘关公跑城’。”这时壶中的茶已差不多斟完了，剩下的茶尾是真正的精华。他轮流在每杯茶中斟上点滴，解释道：“这就是‘韩信点兵’了。”
斟完茶后，他一一用双手捧给每一位雅士，颇带点江湖味地说：“来，兄弟我敬每位贤契一杯。”
于是大家都举起杯来品尝这台湾冻顶乌龙茶。这茶果然名不虚传，入口但觉芳香甘醇。
随后大家吃瓜子、剥毛豆，照海牛的样子开始泡茶品茗，聊天。
一位穿花格子衬衫，留着小胡子的诗人正在放言高论。这位诗人四方脸，大眼睛，浓眉毛，一头浓密的黑发，很招人喜欢的样子。他用一种带点大陆古都口音的香港话，在大声宣示着他对诗的见解。海诗人悄悄告诉张女士，这位香港来的诗人叫杜天马，他演讲的题目是（拒绝美丽》。但见他一边品着茶，一边用动感强烈的手势在放言高论：
“文明以前世界的美丽是一种无美丽。这种美丽是命名式的。
它和后来那种‘言此及彼’的本体和美丽无关。在这里，世界被呼唤为一个声音。本体是物，声音是这个物的审美。这种转换并不依赖于相似性，因为某个集体无意识的等值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声音，它代表一个世界，一个语言世界。它并不表示世界的广阔、
丰富、博大……”
这些深奥玄妙的话，使写惯纪实文学的张丽姗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他的语言和带点广东客家或福建闽南口音的台湾官话相比土得不能再土。那语气中古都城南口音太重。她想起了古都那位A省出版厅的谭冠厅长的口音和这位杜天马的太相似。而他表述的语言却那么拗口聱牙，简直像是天国里的鸟语。而眼前这位海诗人对他的放言高论却很不以为然。海诗人自我标榜的是诗界最新流派新写实主义的代表，和眼前这位自命为后现代主义的诗人显然并不相投。海诗人呷了一口茶，用轻蔑的口吻说：“哎，小杜嘛，不是我，他早就倒毙在香港街头了，你当他是什么人，现在人五人六的，以前只是一个古都市的三流文人。”于是他和眼前这位司爱的小女人喁喁细谈起了杜天马。
“杜天马这小子，原来不叫杜天马。这名字是他到香港以后改的。他是古都市人，也是国军去台人员遗留在大陆的子弟，其命运可想而知。1949年国军撤退去台湾。其中有一姓杜的上校团长。这团长临别前告别了身怀六甲的太太。杜上校是随大军坐火车去了西北，准备建立反共复国基地的，以为不几年就可能反攻回古都市，太太就留在古都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杜天马降生人世。不久古都市陷于共军之手，为了不株连子女，杜天马随了母姓，取名梁来春。杜太太从此缄口不言上校，只当是国共内战中死了，她也未改嫁，一直守着儿子，在城南开着一爿小老虎灶。”
海诗人看着张丽姗疑惑不解的样子，解释道：
“这老虎灶就是茶水炉，在沿街的房子里，开一个门面，砌了一个大灶，嵌上几个锅，水开了，就帮附近的居民灌上一瓶，那时5分钱一瓶，现在台湾和大陆都已见不到了。母子俩相依为命，杜夫人将儿子扶养成人。国军遗留在大陆的家属，其日子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状似孤儿寡母。好在梁来春聪明好学，从小学到中学在班上的成绩一直领先。家境虽然贫寒，然而杜夫人知书识礼，教子有方。原指望儿子能顺利地考上大学，将来分配一个好工作也算有了指望，不想大陆闹起了‘文化大**’。杜夫人倍受磨难，梁来春下放农村，眼见凭学业进取的希望破灭。梁来春独辟蹊径，追随时尚写下了大量的**诗文。他写的诗歌频频见报，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文革”过后，知青返城，他也回到了古都。中共改革开放后，杜上校已退役经商，并小有积蓄。杜上校始终挂念大陆的母子，辗转托人去大陆查询母子下落，竟也联系上了，从此两岸常有书信来往。梁来春已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