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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挤在一起，他把头上的帽子给我戴上，天台上有高出一截的方墩，我们两人正好可以坐在那上面。
等气息喘匀静了，他蓦地开口说一句：“我觉得杨静玲好烦。”
“哦。”我当然看出来了，什么小事都会争对别人，他表现出的‘讨厌’非常明显。
“你真的喜欢她？”他问我。
“我想是吧。”我回答。
他沉默很久。
我问他：“你为什么讨厌杨静玲？”
“没有啊，我没有啊。”他若无其事说道。
至今我都还记得他当时的矛盾，我笑他，我当时以为他喜欢杨静玲所以吃醋了。他只是低着头并不说话，也不理会我的嘲笑。长大之后他有话要说时也会这样，他沉默之后开口的第一句总是能让人心悸半天，颇有一种一鸣惊人的意味。
“你喜欢杨静玲？”我问他。
“不喜欢。”他答道。
“那你还是喜欢赵燕吗？”我问他。
“为什么是‘还’？我跟你说过我喜欢她吗？”他不解道。
转念一想也对，我是跟他走得最近的人，如果他喜欢赵燕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有喜欢的人。”他见我不说话，又继续道。
“谁啊？”我问他，“别班的吗？”
“不是，就我们班的。”他低头说。
“谁啊？”我好奇道。
他伏到我肩上，把冻得冰凉手掌弓着贴在我耳朵上，嘴中吐出的热气挠得我耳朵很痒，他小声说：“我喜欢……”
犹豫半天，结果他还是没说出口，嗯嗯几声自暴自弃般离开我耳朵：“哎呀，反正就是有喜欢的人了。”
我也没追问，我对他喜欢谁、不喜欢谁不太感兴趣。
那天正是除夕夜，他提议把晚上十点放的烟花看了再去找在同事家中打牌的母亲，我赞成了。
我趴在楼顶的栏杆上往下望，那些在小区各处躲藏的小孩都聚到一起，在一废弃的水沟里玩火。我问他玩火之后流过尿没，他说没有，答完后又问我，我说我没玩过火。
玩火都是几人凑在一起才会捣的乱，一个人玩火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从来没玩过。但是我从未觉得我度过的那些孤单的日子有什么不好，至少回家上学的路上有郑辰逸，没有郑辰逸的时候有自己想象出的世界。
我和郑辰逸坐在屋顶相互靠着，就要睡着了，被十点的第一声轰隆炮响震醒。我坐好身子，看烟花把整个夜晚都染成红色，烟花轰隆隆之后还有飘散在空中的烟尘，气味难闻，不过烟花的美好能掩盖这个细节。
我记得小学时候描写烟花，模仿语文书中的《火烧云》，总是写：有的似百合、有的似玫瑰、有的似牡丹，好一幅火树银花。长大之后看到自己小时幼稚的文字总是会不自觉地红脸，每次元旦坐在父母旁边看的烟花都是和描写的一样华丽且热闹的。这天的烟花与众不同，楼下很喧闹，家家户户都开着灯守夜，烟花动静也震人，我和郑辰逸坐在屋顶，谁也不说话，只看烟花。
那是我毕生都在追忆的十几分钟，在喧哗世界中的宁静、自由，让人无缘故的快乐。
烟花看完，人声喧哗也不如之前，夜晚霎时安静了。
郑辰逸没有要起身离开的意思。
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怎么接吻？”
“不知道。”我摇头，又看他，道：“你知道？”
“电视里面看过。”他说。
“想试试吗？”他问我。
我说我不会，他叫我闭上眼睛坐好就行。于是我面对着他闭上眼。
对于那个吻，我只记得反正是亲了。
他用没用舌头、吻了多久、吻得马虎还是仔细、嘴巴是否柔软舒服，我全记不记得了。
但是在别人问起青少年的我还有没有初吻时，我恬不知耻的说我初吻还在，我把这同性间的又年幼的亲吻当做幼时不懂事，当做不带任何情感的，对成人世界做出的第一步尝试，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选择性遗忘了这件事。
始作俑者是郑辰逸，让我愿意用怀念的心情去回忆这件丢脸事情的也是他，不过那是在遥远的十几年之后了。
作者有话要说：
☆、第六章 如果你死了，我跟你一起
四年级之前我一直是体质差，隔三差五地感冒发烧，非常不让父母省心。
直到四年级我大病了一场之后，才彻底好起来，之后一直没怎么生病过。在我生病休学了一个多月，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发现自己头疼到走路都不稳是在一次星期五回家的时候。我扶着墙勉强走上七楼，敲开门后对父亲说我头疼。他便问我原因，我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就把温度计拿出来叫我夹在腋下。
五分钟之后他再把温度计拿出来看，‘天呐’一声之后果断将我送到了厂里的医院。
从我家只要走路就能到医院，但那时我已经走不动了。是父亲将我背到医院的。多年过去，那时父亲肩膀带来的厚重感以及从他背上传来的沉闷的呼吸声都还清晰的记在脑海里。
我记得五年级时为父亲写了一篇作文，写的就是这件事，我把他的背脊比作大山深沉稳重，我当时觉得那是绝妙的比喻，无法找到比大山更像父亲脊背的东西了。但老师并没对那篇文章有什么关注，只因父亲或者母亲背‘我’去看病这种题材已经不新鲜了。
我住院了，在厂里的医院。那个医院并不是什么很好的医院，医死人的事情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听说了，不过还好年少的我没栽在那种倒霉事情里面。（对被已逝的那位仁兄无意冒犯）
医生东弄西弄来来回回搞了一个星期，血也验过了，片也照了，氧气罐搬到了我床头，氧气管直接插在我鼻子里（虽然至今为止我都觉得氧气管什么的根本没多大用处）。最后还是没给出个结果来。
他们推测是肺结核，后又是什么我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有关肺的病症。总之弄得我一家人心惶惶。我母亲又正好在外出差，婆婆住在厂内，象征性地来看过一次，顺便提一句：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外公外婆对我照顾有加，在还没住院的那几天全是他们在照顾我，住院后便是父亲请假照顾了。其他的亲戚来没来看过我，我已经记不得了。
生病时父亲很可靠。与医院的交流、我的一日三餐、甚至还有很多课外书，他一个人便包办了。关于那个课外书我现在都还很喜欢，那天晚上父亲下班之后到医院来，他兴奋地把一大摞书放在我身前，向我展示那个书页是无法撕烂的。的确无法撕烂，我当时觉得神奇极了，爱不释手。
老师组织同学来看过我一次，不过害怕是肺结核就没人敢接近我。我也怪不好意思，用父亲给的书挡住脸。我听到吕老师打趣道‘呵呵，他还不好意思了’，杨静玲在抹眼泪，甘慧文也红着眼睛。
他们停留片刻便走了，郑辰逸还说要留下来玩会，老师叫他不要打扰我的清净，他固执地不走，之后父亲也说‘就让他玩会，没事’，老师这才放心地把他留在我身边。
晚饭时间父亲回家为我做饭，郑辰逸自告奋勇地要在他回家的这段时间陪我。父亲前脚踏出门，他后一秒就哭了起来。
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见我都开始吸氧气了（在电视剧里只有病危的人才会带氧气面罩和输氧管），害怕我死了。
不是他提起，我根本就想不到死的那种地步，总觉得经历再多再难受的痛苦都不至于把小命搭进去。我沉默，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因此死掉。
他哭了半天，说了很多东西，包括他并不在意那个我俩弄烂的玩具，非常喜欢那颗绿色的玻璃弹珠、我们的秘密基地和已经侦查好了的能够一起冒险的地方。他说：“老师说你病要传染人，搞不好还不一定能回学校上课，叫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我答‘哦’，那时候我对我自己的病情知之甚少，只觉得每天都难受而已，具体怎么难受的我也说不清楚。
郑辰逸握着我手说：“就算要传染我也会陪你，如果你死了我就和你一起死。”
虽然在医院里说‘你死了’之类是极其忌讳的不吉利的话，不过病房里就我一个人，我不在意，并且为他的话哭了。
我现在都记得我为什么会哭：一是害怕我真的死了，再是舍不得郑辰逸，我害怕不能再和他一起上课，三是因为他说就算我死也会和我一起。
死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有一个跟你毫无血缘的人愿意为你说这样的话又是多么可幸，即便是童言无忌。
父亲来的时候我俩的眼泪早就干了，郑辰逸趴在我旁边。
他带了两个保温桶，为郑辰逸单独准备了一份饭菜，我和父亲吃一份。父亲做的饭很好吃，郑辰逸一直都很喜欢，当然我也是。后来想起，不由得赞叹父亲的细心，又因父亲的行为感动：他害怕我会传染郑辰逸便单独为他准备饭菜，至于为什么不怕被传染和我吃一份，我只能说，恐怕就算我感染了什么末日丧尸病毒，他和母亲也会与我同吃一份。
郑辰逸走后那天晚上父亲抱着我，安慰我入眠，我一直很想问他我会不会死，但是一直到我眼皮打架也没敢问出口。
在那医院里挣扎了一个星期，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爸终于是无法再等医生说出下一个测试结果了。于是，病人父亲大闹厂区医院，对医生恶言相向后将孩子转送市中心儿童医院进行医治。
我转院了，到了市区内一个儿童医院。那是我第一次去重庆市区，也是在那个生病期间，我尝到了人生之中第一顿肯德基。
父亲带我到了重庆，外公也跟我们去了：白天就在医院里照顾我，晚上就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回两路（重庆地名）。
我清楚地记得去的第一天，病床短缺，第一个晚上我是睡在过道里的，胸上贴着膏药似的东西，上面连着线，最后连在一台显示心跳和血压的仪器上。父亲就坐在小板凳上，守在矮床边。晚上医院里众人都入睡了，我醒了一次，过道阴森森的道不出有多恐怖，不过父亲贴着床沿睡得沉沉的。
几天后母亲放下工作赶回了重庆，她为我带回了玩具，虽然那是什么玩具我已经记不清了。
后来医院确诊我得的是肺炎，自我感觉肺炎并不是什么大病（除了后来流行一时的非典型肺炎）。在儿童医院的日子还是比较愉快的，父母都陪在我身边，外公也会带些好吃的来看我。
除了父母，谁都不知道我曾那么接近过死神，包括我自己。
难受的感觉也渐渐好起来。不好过的只是每天都得做的激光化疗，每去用红色的激光照一次我就得吐一次，这让刚吃过鸡翅的我非常郁闷。
医院里和我一样得肺炎的小朋友不少，我也有不少乐趣。我记得父亲在那个时候跟我说了他和‘猪肝’的缘分：他在童年生病时，奶奶为他炒了一顿泡椒猪肝，于是他就很喜欢吃猪肝了。尽管直到现在我都不怎么能接受那个东西，不过他对‘猪肝’的喜欢有一部分我还是能感同身受的，比如在我大学离开家的那段时间我就总是会想到肯德基去带回一个全家桶回寝室吃。
不久之后我痊愈出院，那时候正是冬天，我裹得严严实实去上学了。
第一天我去得很早，天亮得很晚。我是第二个到的，潘黎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