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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买到了回国的车票，包厢里还有两位北京男士，是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年龄大一点的叫郝雨，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特爱说话，一说话就笑，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眯缝儿着，一路上就听他讲故事了。年龄小一点的叫焦和平，二十五六岁。郝雨不光爱说爱笑，还挺会照顾人。汪虹几趟大包儿滚下来，落儿了个一上火车就胃疼的毛病。平时跟着侯玉花跑，除了强忍着也没别的办法。这回遇上个怜香惜玉的爷儿们，自己也就金贵起来。郝雨一阵儿端茶一阵儿送水，把汪虹服侍得舒舒服服。这家伙和俄国列车女乘务员混得特好，居然允许他在包厢里用煤油炉子做饭吃。汪虹喝了他熬的大米粥，胃里好了许多。他又给大伙儿讲笑话，拿罗马尼亚人的名字开涮，说罗马尼亚人最常用的名字叫“一拉拉一裤”。
把汪虹笑得肚疼。
北京到了，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郝雨说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尤其象上货这种事儿，他门儿清。
没几天，汪虹到北京找郝雨，要他帮助上点好货。汪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卖完货就回布拉格。郝雨说回布拉格干嘛去，不如跟我到罗马尼亚呢。你这样小打小闹挣不了钱，要做就正正规规往大了做。他这次又发了一个集装箱鸡毛服，“眼瞅着天就凉了，准能卖个好价钱。”郝雨说。
汪虹心里一动。
这回汪虹上的都是好货。郝雨带着她去找客户，因为郝雨是走集装箱的大货主，客户都不敢得罪，以很低的价格给了汪虹很不错的皮夹克和羽绒服。
回莫斯科的火车上，汪虹和郝雨在同一个包厢。看着为她忙上忙下的郝雨，她突然笑了，她想起在布拉格聚义时的三姐妹。什么铁板一块，一遇爷儿们就散了！
郝雨问她笑什么？她不语。
列车上，郝雨帮她卖货收款，殷勤备至。他告诉汪虹，他原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老婆跟他最好的朋友偷情被他发现了，自觉无颜再在北京混，跟老婆离了婚，只身跑到布加勒斯特闯天下。一个人在异国谋生，艰难不怕，男子汉嘛。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这种孤独和寂寞，是最难忍受的。
汪虹对此感受非浅，点头称是。
郝雨便说：“为什么你不跟我去布加勒斯特呢？我发货柜，你有英语，可以帮我很多忙。利润我们平分，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亏待你。我本来应该发完货坐飞机去罗马尼亚，就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路上才陪你的。”说着便抓住了汪虹的手。
汪虹任他抓着，过了一会儿才轻轻挣出，说：“我得想想。”
是夜，汪虹几乎无眠。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小郎？郝雨？她无法定夺。
到了莫斯科，郝雨带她住在他一个河南朋友的公寓里。两室一厅，郝雨和朋友住一室，汪虹自己住一室。那河南朋友好像在专职倒票——那时莫斯科到北京的票非常难买，都集中在这些票贩子手里了。郝雨和汪虹到的时候，他刚刚和俄国警察打了一场官司得胜归来，高兴得很。摆好酒菜，一边吃一边讲起这档轰动莫斯科华人社会的事来。
河南朋友那天下午乘地铁纵线去中国人聚居的“吉庆”旅馆送票，出来后又准备原路返回。刚下了电梯，一高一矮两个俄国警察拦住了他的去路。高的年轻，矮的老，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穿便衣的汉子。他们把他叫进旁边的警察办公室，让他面壁站着，两手高举放在墙上，双腿叉开，警察便开始搜身。河南朋友心里火火的，俄国警察经常对中国人来这一手，真他妈的讨厌，可是又没办法，警察是在执行公务。那天他身上有票款3400美元，被警察一把全掏了出来，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为是倒票，票款必须记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张纸上，谁的多少钱谁的多少钱。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这张纸拿着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国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数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号——他大概意识到这是一张账单，便撕碎了随手丢在纸篓里，然后对他说可以走了。
河南朋友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他摸了一下钱，感觉厚度还差不多，地铁里又不是数钱的地方，便乘车走了。路上他想钱肯定会少，俄国警察尽是下三滥。但估计他们也不敢多拿，抽一张了不得了。如果那样他也认了——谁让自已在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数，我操！整整少了640美元！孙子们也忒黑了点，他怒不可遏，立马打的赶了回去。
他一进门，仨孙子还在呢。他冲过去抓住那俩警察就用俄语喊：“你们是玛菲亚！还我的美元！还我的美元！”
仨孙子压根儿没想到他敢找来，他们这样坑害中国人多了，从没见过有找后账的，一时慌了，纷纷发誓说绝对没有偷他的钱。这时有个俄国老太婆走过来说：
“他们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捣乱，他们会狠狠地打你。”
穿便衣那小子也挥着拳头吓唬他，说你如果还不走，马上就让你坐牢。
河南朋友见跟他们讲不出理，立刻用地铁里的公用电话报了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少校。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命令那两个警察出示证件。看得出，少校相信肯定是这两个下贱的家伙干了坏事。可两个家伙死活不承认，少校便问河南朋友有没有证据？他到纸篓那儿一看，撕碎的帐单还在里面，马上取出来拼好，交给了少校，告诉少校他们共抢了640美元。少校立时就火了，大声训斥那两个家伙。那俩家伙万没想到会在这张撕碎的纸上出问题，登时都傻了眼。少校骂了他们一顿，然后让河南朋友和他们一起乘车去地铁警察分局。到分局呆了不大一会儿，市警察局来了两个人，让河南朋友把事情又叙述了一遍，全部记录在案。正在这时，有一个警察跑进来说有人来电话找中国人。他过去一接，闹错了，不是找他，是找另一个中国人。打电话的是国内公派的一个翻译，原来在河南朋友被抢钱之前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个姓陶的中国人被这三个家伙用同样的手段抢走了440美元。这位译自称认识警察局的人，可以私了。当然，是要收费用的。这位翻译以为河南朋友是那位陶先生，挣私了费来了。翻译说这种事多了，没见哪个中国人把俄国警察告赢了，劝河南朋友私了得了。这朋友真是条汉子，断然拒绝。回到办公室就对警察们说，这三个家伙今天还抢了一个姓陶的中国人的钱。少校一听，立即让他帮助找到这位陶先生。说今天已经很晚了，让河南朋友明天再来。
第二天是俄罗斯警察节。河南朋友一进门，分局长就说：“在我的节日里你不是来祝贺我快乐，而是来给我添麻烦。”
朋友一听这话便知道对方态度不友好，立刻说：“你错了，给你添麻烦的不是我，而是你的部下。”
那分局长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河南朋友早做好了准备，从容掏出从匈牙利到俄国入关时的申报单，上面写着14000美元。
“拿你钱的警察是用哪只手拿的钱？”分局长又问。
这纯属找茬儿了，河南朋友反驳说：“哪只手偷钱重要吗？况且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去分辨他是在用哪只手偷我的钱？”
“那么你从你住的地方乘出租车返回地铁付了多少车钱？”
“付给出租车司机多少钱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我认为你的问话方式有问题。请注意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是受害者，而做案人却是警察。强盗抢钱不是新闻，而警察抢钱就是新闻。我要把这件新闻告诉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让他们来主持公道——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
他们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惹，态度收敛了一些。问话结束时那位分局长向他表示歉意，并强调说这是他们的职责。
当天晚上，他在“吉庆”旅馆找到了那位先他被抢的陶先生。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陶先生来到地铁警察分局。值班警察录了陶先生的证词，让他们回去等待。在走廊里，他们看见那两个警察已经被脱掉了警服，呆坐在长椅上等候审讯。
过了四天，也就是今天，河南朋友被通知前往检查院。一位检查官告诉他案子要结了，两个警察要被判刑15年。而那个穿便衣的要判20年，他是个建筑工人，是他把那两个警察拉下水的。他们都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改，“伐木。”检查官比划着说。检查官退给他620美元，说还差20美元，过几天让警察的家属用卢布比照汇率还给他。并说那位陶先生也只能退300美元，其余的也是退卢布。
“检查官说过几天就要宣判，还要我出庭呢。”河南朋友高兴地说。
汪虹钦佩地说：“你真行，总算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
他笑笑，“主要是老毛子欺人太甚，多少中国人被他们欺侮呀？现在已经发展到入室抢劫中国人了，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人，黑头发，现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一见黑头发的老毛子就跑。”
天色已晚，各自安歇。
半夜时分，郝雨爬到汪虹床上。汪虹轻叹一口气，接受了他。她清楚，和小郎不仅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郝雨可就不一样了，起码他在发集装箱，大小也是个老板。
她没有抵抗，顺从地由他折腾。
事毕之后，汪虹对他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愿意跟你去布加勒斯特。我一回到布拉格就去签证，让我大姑想办法，估计能签下来。但有一条，我不愿意跟你这样同居，你既然已经离婚，那就娶我。”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亮。
郝雨疲倦地说：“我正求之不得呢。”
汪虹躺在郝雨的怀里喃喃地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的心已经干涸欲裂，你真是我的好雨吗？”
郝雨早已沉沉睡去。
第十四章 铩羽布加勒斯特
汪虹回到布拉格的第一件事就是求大姑去给她到罗马尼亚驻捷克大使馆办签证。
这时李昌盛已经来了，力劝她不要去罗马尼亚，瓦哈洛娃也不同意，更不用说小郎了。汪虹本是个没主意的人，见大家都反对，也就犹豫了。可郝雨的电话不断打来，说他的集装箱要到了，催她赶快过来。她一横心，硬缠着瓦哈洛娃去了罗马尼亚大使馆。
得到了签证，瓦哈洛娃告诫她：“你的捷克往返签证半年有效，无论如何不要丢了捷克身份，半年头儿上一定要回来，哪怕再去呢。”
汪虹说：“我明白。”
与一脸哀怨满眼泪花的小郎在站台上吻别，汪虹独自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
经过一夜一天的奔驰，列车在深夜抵达布加勒斯特。汪虹随着人流走出破旧不堪的火车站，却不见郝雨来接。车站附近到处是一群一群的酒鬼，衣衫褴褛，东摇西晃。汪虹到处找不到郝雨，急得要哭。正没辙儿呢，听到身后有中国人在焦急地喊：“汪虹！汪虹！”她回头一看，正是郝雨，领着一个中国人在人堆儿里乱跑。汪虹赶紧喊：“郝雨，我在这儿呢！”郝雨听见了，顺着声音一找便看到了汪虹，急忙跑过来，拉着汪虹的手说：“可把我急死了！路上顺利吗？”不等回答，又向汪虹介绍他身边的中国人，“这是老张，我的好朋友。”
老张早把手伸了出来，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