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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人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我们不需要肌肤相亲，那太奢侈了；我们不需要含情脉脉地相互注视，那太幼稚了；我们甚至也从来不讲那些隐晦的笑话，那太下流了。只要有她在身旁，我们便乐观开朗、谈笑风生、言语诙谐、机智幽默。汪虹不知道是她开发了我们的智能，还以为我们原本就是既高尚又聪明的男人，于是便常常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和你们在一起的这几天，是我一生中笑得最多的时候。”
她郑重地说。
但是，汪虹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余阳的生理——心理是否改变我不好妄断。首先，余阳变得更勤快、更周到、更细致小心，这都不是坏事。可他由于天天要同汪虹进行大量的、题目广泛的谈话而频繁使用温柔得如同美声唱法的气嗓子，对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又无处可逃的我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
我读过辩证法，懂得福祸相倚的道理：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苦难就没有幸福；没有温柔的气嗓子就没有丰满的汪虹。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马光发要回国了，走之前来向我们辞行。他听着余阳在那边厢呢呢喃喃嘀嘀咕咕地和汪虹说话，便问：
“还有谁？”
我说：“没有谁呀？”
他又问：“这是谁在说话？”
我说：“是余阳呀，怎么了？”
他诧异地问：“他怎么变成这种声音了？”
我苦笑：“我已经听惯了。”
马光发是个粗人，他看了我一会儿，脸上逐渐堆满了坏笑，低声说：“是不是你小子想独占花魁，夜里把余阳给阉了？”
我强忍住笑，“滚你的蛋吧，是他自个儿把自个儿给阉了。”
其实，汪虹也非常愿意和余阳聊天。
很自然，哪个女性不喜欢一个男人对自己的熨贴、呵护和关爱呢？尤其是向余阳请教有关英语语法的一些问题时，他旁征博引、循循善诱、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常令汪虹喜不自禁——这个地方真来对了！不仅有不用花钱的房子，不用花钱的三餐，而且还有不用花钱的TAXl，不用花钱的英语老师！
她当然要喜不自禁了。
欣喜之余还有些后怕——为她当初的孟浪后怕。那天她之所以没有去陈妍家，以至让余阳输了个一塌糊涂，是因为在地铁里碰到了她在布拉格的小情人。当年她在布拉格与小情人相识相爱，却又在回国途中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上认识了大情人，同样又是一番难舍难分。小情人小她三岁，大情人大她十岁。大情人在罗马尼亚做贸易，三番五次来信来电话邀她去布加勒斯特共同发展。她委实难以决断——既舍不下小情人的单纯可爱，又无法割断对大情人那种成熟男人的迷恋。最终，她还是在小情人的哭声中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半年后，当她满身疮痍一无所有地回到布拉格时，小情人已不知去向。
她万念俱灰，下决心把自己嫁掉，于是便去了荷比卢德法，然而毫无斩获。正在她流离失所，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去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那里投宿的时候，却与音讯皆无的小情人在地铁里不期而遇。
能不让她悲喜交集？
小情人告诉她，自她狠心走了以后，他视布拉格为伤心地，只身前往捷克南部一个美丽小城，在那里开了一个专卖中国纺织品的小商店。
“你能跟我去吗？”小情人怯怯地问。
汪虹热泪盈眶，当即决定前往。
在小城，两人过了三天昏天黑地的爱情生活。汪虹觉得美极了，所有的烦恼都被她忘得光光的。
但小情人并没有忘。
第四天，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争执。小情人生气了，借题发挥，把汪虹抛下他去布加勒斯特这段永远的把柄端了出来，痛骂之后让她立即滚蛋。
于是才有了我们在大马屁股底下接她的一段事。
她明白，她和小情人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严峻的生存压力。如果为了一段明知不会有结果的浪漫而与我们失之交臂，后果也许会是灾难性的。
当然，这些都是汪虹在以后的日子里告诉我的。当时，我们之间的话并不多——哪个女性会喜欢和一个不修边幅、粗声大气、经常恶言恶语的刻薄男人说话？
看着汪虹和余阳一个切菜，一个剥葱，一个刷锅，一个洗碗，乐乐呵呵，亲亲热热的样子，我只有用李敖的四句诗来解嘲——
老夫古怪，
小姐海派。
去他的吧，
大爷不爱！
几天过去了，她对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的“我们”主要应该是我，对余阳，她已经足够了解了。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说：“和余阳在一起真好。”
无限神往之状溢于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车要为她开车门，吃饭要为她布菜，所有的活儿都替她做——包括熨裤子。
能不“真好”吗？
我笑话余阳，余阳一撇嘴，说你懂什么呀？这叫“真他妈。”
慢慢地，她也跟我话多起来。她认为我虽然长得凶神恶煞，其实并不可怕；虽然言语刻薄，心地还算好；虽然不像余阳那样“真他妈”，但是挺仗义。
重要的是：我是老板。
一天夜里，已经11点多了，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要找汪虹。电话就在我床头，我便躺在被窝里喊她。
她来了，穿着睡衣，说声谢谢，便拿起了电话。
谈话不够愉快。
大致可以听出是对方在向她索债，她不停地解释，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她烦了，也因为我在旁边，有点窘。说：“我这不刚从荷兰回来嘛，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些荷兰盾，明天换了美元一准儿给你。别烦了好不好？这么晚了，不要打扰人家睡觉。”
扔下了电话。
却不走，怔怔地站着。
我问：“出什么事儿啦？”
她摇摇头。
“欠谁的钱？这么逼债。”
她迟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问：“欠他多少钱，我来帮你还吧？”
她吃惊地看着我，慌忙说：“不用不用，谢了，Goodevening。”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领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来了。她介绍说这是她姐夫。原来，她把昨天夜里逼债那主儿给领来了。
那爷们儿一口天津话，嘛嘛的，听着特烦。
我们吃过饭了，余阳便问汪虹吃了吗？汪虹那时已经跟余阳熟到一点客气都不用讲的程度了，说没吃，跑了一下午，要饿死了。
余阳问：“蛋炒饭行吗？放点国内带来的腊肠，再弄一个榨菜肉丝汤。”
汪虹说：“好的好的，拜托你快一点。”
余阳说：“快得很，你先给姐夫沏一杯茶——我床头有铁观音。”说罢，扎起围裙便丁丁当当弄了起来。
余阳平素小气得很，带了点四川腊肠，我们都很少吃。那罐儿铁观音更是当宝贝似的供在床头，我从来没喝过——我也没见他喝过。这回倒好，全拿出来孝敬姐夫了。
那爷们儿连吃了三大碗，打着腊肠嗝走了。
汪虹把大袋子放到桌上，打开，原来是一袋子水果。有葡萄，有香蕉，还有猕猴桃。
“来，余阳田力，吃水果。”她说。
余阳兴致勃勃地挑了个猕猴桃，一边剥皮儿一边问：“发财啦？”
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刹那，阴云又布满了脸。“到哪儿发财去？我们要分别了——我大姑给我找了个工作，去给一个北京老板打工，明儿一早就得去。”
“给多少钱呀？”余阳问。
“一千美元一个月，包吃包住。”汪虹说。
“行呀！”余阳两眼放光，“工资不低呀。”
“我不愿意去。”她幽幽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区，一座挺大的HOUSE，还有一个挺大的花园。
我在门口停下车，对汪虹说：“有事儿就打电话。”
汪虹说：“那没事儿呢？”
我笑了，“没事儿当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见。”她伸出手来。
余阳已经下了车，殷勤地帮她拎着东西，俩人一块儿走了进去。
回去的路上，余阳一句话也不说了。
汪虹打过几个电话来，没事儿，都是闲聊。说她一点也不忙，就是平时接接电话，客户来了做做翻译什么的。
我说那不挺好吗？
她说好什么？一点不快乐。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又打来电话，是余阳接的。两人先嘀嘀咕咕了一大顿，英语也用上了，然后余阳说汪虹要找我说话。我接过话筒，汪虹直截了当说想到我这里工作，工资多少都没关系。我说为什么？你那儿多轻松。她说老板太差了，一点文化也没有，不带脏字儿不说话，吃喝嫖赌都占全了，一发脾气就骂人。
我问余阳怎么办？
不用说什么事儿——他明白着呢。
余阳叹口气，“那老板也实实在在是个混蛋，汪虹怎么能在那儿呆呀？受气还不受死？你是老板，你决定吧。”
我想了想，对汪虹说：“来吧。”
我之所以同意汪虹来，主要是想借重她大姑在捷克的关系。有这样一个人物相助，我们在捷克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说起汪虹的大姑，又是一段故事。
第三章 天涯路
汪虹的大姑中国名字叫汪如珍，50年代的北大高才生。那是一个清澈的时代，新生活刚刚开始，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虽然去哪儿不知道，但都确信我们走在大路上。就像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唱的那样：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一起来歌唱；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快60岁了。但她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尤其是走起路来，真正是健步如飞，我们都跟不上。从她现在的模样，不难想象当年是如何的艳绝惊人。她性格爽朗，快人快语，由于在欧洲呆久了，让中国人感到有点傻。她十分关爱同胞，到处扶危济困，在布拉格华人社会大名鼎鼎，颇有一柱擎天的气势。她不止一次地对我回忆起50年代，虽然物是人非，但眷恋依然。那时，她和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穿布拉吉和列宁装，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积极要求进步，因此，她也是共青团员。但是，由于校里校外来找她的男同学特别多，而且她似乎跟谁都情意绵绵，也经常要在团员大会上深刻检讨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就在这时，她的白马王子出现了。
白马王子名叫瓦哈洛，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他起了个谐音的中国名字“吴和”。他是中苏蜜月时期从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派来的留学生之一，专修古代汉语。据说吴和的家族在捷克历史上就以研究语言而著称，薪火相传到这一代。
吴和将近两米的个头儿，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得一塌糊涂。用当今的时尚语来形容，那真是既“帅呆了”又“酷毙了”。
我没有问汪如珍她是如何与吴和相识的。也许是在周末的舞会上，也许是在黄昏的未名湖畔——这都不重要。以汪如珍的艳绝惊人和吴和的英俊高大，两人都在各自的第一时间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