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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日趋强盛，生机勃勃。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无一例外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但是这种改革只能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全面改革。邓小平视察深圳股票交易所时有过一番谈话，他说也可以试着搞一下股票交易所，有问题关掉就是了，反正政权在我们手里。这句话很有意思。局部的改革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是局部的改革，所谓的“双轨制”便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出现。正是这种状况，给了“政权在我们手里”的各级官员进行贪污受贿的一个历史性机会。当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党政官员贪饱了捞足了以后，如何使自己贪污的国有财产合法化，便成了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首要任务。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两个字——变天。
“中国也会是这样吗？”她怯怯地问。
我笑了，说：“不是有句老话吗？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该子，不具备政治思维的能力。
第二天晚上，她与方磊在站台上告别，登上了经基辅到布拉格的国际列车。
第六章 大姑一家
又是两夜两天的奔驰，列车终于抵达了汪虹此行的终点布拉格。
她一下火车便看到了高举着写着她中文名字木牌的三个人：两女一男。她知道，这就是她从未谋面的大姑一家人。她拖着箱子跑过去，大姑微笑着张开臂膀。她略一迟疑，她还不习惯这样的礼节，但她还是投入了大姑的怀抱。
“这是你大姑夫。”大姑介绍身边高大的老洋人。
继续拥抱。
“这是你妹妹。”大姑介绍身边美丽的混血女郎。
又是一番拥抱。
“回家。”大姑夫是标准的普通话。
“姐姐，我来帮你拿箱子。”妹妹也是标准的普通话。
“天哪！你们都会说中文？”汪虹又高兴又吃惊。
“有什么感觉？”妹妹调皮地问。
“如果闭上眼睛，就像是从天津到了北京。”汪虹说。
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瓦哈洛娃的家在布拉格四区的一座公寓楼里。有两个卧室另加一个很大的厨房和同样很大的客厅。虽不算很宽敞，但干净明亮。墙上还挂着一些中国字画，让汪虹感到十分亲切。汪虹住进了表妹的房间，表妹搬到了客厅。汪虹有些不好意思，表妹却说没关系，我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住。表妹的中文名字叫小丽丽，她健康活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标准小美人。想想看，爸爸妈妈都漂亮得没法说，而她又集中了父母全部的优点。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她的眼睛是蓝色的；脸儿像妈妈，俊美的鹅蛋形；鼻梁却像爸爸，高且直；1。78米的个子；一双让大部分中国女人羡慕死的长腿；中国美女的婀娜细腰；欧洲女性的丰满乳房简直无可挑剔。
我曾经问过她，你喜欢你这一头长长的黑发吗？她说太喜欢了，女同学们都要妒忌死了！
我苦笑。我想起中国满大街那些把黑发染黄的时尚女孩儿。
小丽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法律，这是一所在欧洲极具盛名的大学，就像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一样。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查理大学也刚刚庆贺过自己的650岁生日。她会说中文，却不认识多少字儿。汪虹想教她，她偏偏不想学，说一写汉字就头疼，写出来也缺胳膊少腿儿的，连爸爸也不认识，说她是一不留神写出了日文。
虽然是第一次见大姑，但汪虹并不感到拘谨。瓦哈洛娃爱说爱笑，活泼爽朗，三分钟不到已经跟你熟得没样了，汪虹从心里觉得她真可爱。
大姑夫言语不多，但永远面带微笑。
汪虹就在这里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小丽丽要去上学，说顺便带汪虹去老城广场玩儿。大姑给了汪虹200克郎，她们兴高采烈地去了。
老城广场是布拉格的一大人文景观，与著名的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齐名。1415年被教廷处以火刑的捷克著名宗教领袖杨·胡斯的巨大塑像便矗立于此。广场北侧是全世界惟一一座献给圣母玛丽亚的教堂，名字叫“我们的女士”。广场周围酒吧林立，酒旗翻飞。广场上游人如织，卖各种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的小贩穿梭其间，十分热闹。这里的小贩颇有意思：他们并不摆摊儿设点儿，只是从脖子上吊一个大木盘在胸前，木盘里摆着各色杂物。木盘底下有一根折起的木棍，累了便可把木棍取出，支在一只脚的脚面上以减轻脖子的负重。原来这里的商业法规有明白的规定，摆摊儿设点儿即为占地营业，除了要申领有关执照外还须交费。而脖子上吊个托盘叫卖则不算占地，不须领取执照当然也用不着交费。但有一条，减轻脖子重量的那根棍子只能支到你的脚背上，如果支到地上就算占地，必须交费。
广场上有一座叫不上名儿的大教堂，许多游人聚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下面，等待一小时一次的教堂钟声。钟楼壁上有四个塑像，钟声一响便一齐动弹起来。有一个持镜修士，是看你前生来世的；有一个背钱口袋的先生，是替你理财管账的；有一个弹琴歌唱的行吟诗人，是主你七情六欲的；还有一个骷髅，是专司你寿命长短的。钟楼上还有扇窗子，平时紧闭，只要钟声一响便自动开启，一个个狰狞的鬼脸儿像走马灯似的依次在窗前出现。稍顷，雄鸡一唱，黎明将至，钟声停息，窗子紧闭，鬼怪遁于无形，塑像也归于安静。
小丽丽要去上学了，让她别乱跑，又把回家的地铁站名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她，然后走了。望着小丽丽渐渐远去的背影，汪虹突然感到一种身处异国的孤寂。那时的布拉格不比现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东方面孔。四周都是外国人，语言一点也听不懂，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敢走远，怕迷路，只能到附近的商店里转转。中午了，她用大姑给的零钱买了一个面包夹红肠，坐在广场的长椅上默默地吃。
不知为什么？她流泪了。
瓦哈洛娃是个不泯亲情的人。
好多华人一到国外就忘了家乡故旧，但她不。她了解国内的生活状况，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穷亲戚——虽然那时她也不富裕。汪虹对我说过，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家里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从布拉格寄来的奶油饼干。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能帮助汪虹一家摆脱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扰。
国内亲戚只要愿意出来，她都会积极去办。在办出汪虹之前，她已经办出了她的妹妹也就是汪虹的小姑一家三口，办出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汪虹的表哥夫妻二人，并且都通过各种关系把他们送到了奥地利。办出汪虹以后，又办出了她的侄女婿也就是汪虹的姐夫李昌盛。汪虹对我讲过她们家这支远征军的战况，让你从心里感到瓦哈洛娃及其夫君真是一对儿厚道人。
先说她那小姑一家三口。
小姑是个医生，小姑夫却是个工人。这段姻缘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小姑出身不好，又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属于改造对象。整怕了，既然文化越多越反动，她就嫁了个没什么文化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给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跟躺在红色保险箱里睡觉一样安全？——小姑这样认为。
可是这位工人阶级和银幕上的工人阶级完全是两个样子——整个儿一好吃懒做长年泡病号的主儿。什么苦都吃不了，丁点儿罪都不能受。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但是有一条好：思想活泛。刚刚打倒四人帮，他就动了出国的念头，绝对是领风气之先。一家三口——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在布拉格姐姐家一住就是一年多！一日三餐都是姐姐伺侯着，连妹夫的香烟都得姐姐去买。说实在，那时瓦哈洛娃真不富裕——她发财是后来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吴和是个厚道人呢？别说外国了，就咱们中国，有亲戚全家搬你那儿一住一年的吗？
好容易疏通关系送到了奥地利，工作也给找上了，可那妹夫嫌工作不理想，太累。工作是不理想：刷碗。可你还能干啥呀？那是奥地利，没地儿派你去当工宣队员，也没人承认你和你那阶级能领导一切，奥地利政府缺不缺领导人还不知道，就是缺，目前也轮不到你——你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呀！
但他就是不明白。
干了一个月，死活不干了，要回国。
小姑劝他再坚持一下，他梗着脖子说不。
小姑提醒他：“回去咱可挣不来钱啊？”
他倒明白：“回去是挣不来钱，可咱还不受累呢！”
没辙儿了，一家三口儿飞回北京。
“没出息劲儿大发了。”汪虹这样评价她的小姑夫。
“现在后悔吗？”我问。
“肠子悔青好几回了！”汪虹说。“那时中国人出来的特少，70年代末嘛。办身份相对要容易得多，入籍也不难。奥地利是高福利国家，只要你有了永久居留身份，失业在家钱也够花。他们回去没几年，出国潮就开始了。又想出来，这回我大姑是说什么也不给发邀请了，一次折腾怕了。头几年小姑夫肾坏了，在北京换的肾，二十多万，正赶上改革公费医疗，公家给报了不少，自己也掏了许多。要是在欧洲，国家全包了，一分也不用自己掏。”
汪虹的表哥两口子倒是坚持了下来。
表哥叫汪卫，原先在徐州工作。有一年他偕太太来布拉格玩儿，我见过一次。那时汪卫已经拿到了奥地利永久居留，享受奥地利人可以享受的一切福利。他和太太都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里打工，汪卫做厨房，太太跑堂。维也纳的中餐馆太多，生意也不好，竞争非常激烈。一没客人老板娘就拉着脸，看谁都不顺眼。汪太太是个粗枝大叶的人，有点没心没肺。再说了，打工的管不着老板生意好坏，没客人更清闲——无非小费拿不上呗。经常一边擦桌子一边唱歌，也怪了，她既不唱邓丽君也不唱李谷一，什么歌曲革命她唱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这简直就是给老板娘上眼药，老板娘听烦了，就喊：“喂喂喂拜托你啦，有没有搞错呀？社会主义那么好怎么跑到资本主义来了？”
她做个鬼脸儿，没事儿一样。
老板娘也笑了。
汪卫就苦多了。厨房在地下室，宿舍也在地下室。早上十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下班就睡觉，睁眼就上班，从来见不到太阳。天长日久，养成了一种毛病——对太阳过敏，一见太阳就头晕。
可人家坚持下来了，如今在维也纳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正儿巴经地做起了老板。
汪虹来了一年多，大姑又把她姐夫李昌盛给办出来了。
这李昌盛在国内是学计算机的，听说国外好，也要跑出来开眼赚钱，就给大姑写来了信。大姑二话没说，把邀请发到国内。那时候签证相对容易一些，再加上是瓦哈洛娃的邀请，大使是她的同学，领事是她的学生，没有签不了的。那时吴和赋闲在家，正在编一本捷汉词典以消磨时光。他需要一些中文软件，欧洲买不到，便托李昌盛带来。李昌盛是个颇会来事儿的人，不仅带来了各式中文软件——当然都是盗版的——而且还给他这洋姑夫带来了一台旧计算机。
吴和喜笑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