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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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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军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决。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
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n)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预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医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
失败以后,大事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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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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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的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逾愿意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惧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持
(Witte)正赶修西比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时海参
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冰冻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
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
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条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
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与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
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我们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
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我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作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毕士麦克于是到欧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固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与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论,但主张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持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定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待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
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二十四年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我的方便,他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
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惟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
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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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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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1855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
试,取科名外,持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
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比和思想的背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
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
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
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
《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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