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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说：“一九三0 年颁布的海关法禁止进口任何淫秽书籍。一本书淫不淫秽，法庭要看它会不会激起读者的性冲动或促使人产生不纯的情欲。不管人如何想保持公正，也难以避免主观。因此，我请了两位文学鉴定家（他们互不相识，彼此也不晓得我邀请了对方）。我对这两位在人生及文学方面的见解都十分敬重。我请他们在分别读完《尤利西斯》之后，告诉我这本书是否淫秽。结果，他们读后都不认为书中有引起色情动机的倾向。只觉得写得悲惨，还认为书中男女人物的内心生活都具有巨大的悲剧力量。”
这位法官在结论中说：“法律所关心的只是正常人。上述测验足以证明《尤利西斯》是一部出于真诚的动机，采用新的文学方法写出的作者对人类的观察。我完全清楚此书有些地方使一些正常而敏感的读者难以下咽。但据我慎重考虑，并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认为《尤利西斯》有些地方令人读了作呕，但并不淫秽。”
这判决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作出的。律师恩斯特说：“《尤利西斯》的胜诉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是对书籍审查者的一次粉碎性打击。从今以后，划清了色情诲淫的黄色读物与文学作品中正常而必要的性描写的界限，使作家们再也不必心有顾虑，拐弯抹角了。”
《尤利西斯》正式出版后，爱尔兰一位国务大臣马上登门拜访乔伊斯，表示要把它推荐给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乔伊斯的答复是：“那不会给我带来那个奖金，倒会使你丢掉国务大臣的职位。”当时正在巴黎的柬埔寨国王，后来甚至自己改名为列那·尤利西斯。
自那以后，这部小说就成为读书界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也是文学研究者的热门课题，几乎年年都有乔学研究的专著问世，简直足以摆几个书架了。这真应验了甚至超出乔伊斯所预言的不朽了。
我们这个译本主要根据的是莎士比亚书屋一九二二年版。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又把它重印了，编入《世界古典文库》中，并加了四种附录，即（一）古尔伯特的《尤利西斯》各章与《奥德修纪》内容的对照。（二）《尤利西斯》在《小评论》及《唯我主义者》二刊物上连载的经过，以及此书的出版史——也即是版本史。（三）正误表。（四）注释。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版本。在翻译中，我们还曾参照过奥德赛出版社一九三五年版，伯德里·海德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和一九八九年版，以及《企鹅丛书》一九八0 年版。凡有助于理解原著处，我们就根据上述版本做了些改动，一部分已在注释中说明。
六
一九二二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一九九四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一九五四年五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
动手之前，我绝没料到各方对我们翻译此书会寄予如此的关注。国内报刊报道之外，国外也十分重视这件事。不晓得一些有心人士是从哪里打听到我们的住址的，抽冷子就收到陌生读者的来信，信上往往只有一句话：“您和文洁若女士翻译《尤利西斯》是对人类文化的又一巨大贡献。祝你们工作顺利，早日成功。”九泉之下的那个爱尔兰幽灵乔伊斯倘若得知中国读者对此书给以这样崇高的评价，还不知他会欣慰到怎样的地步！
更奇怪的是域外对中国在翻译《尤利西斯》的重视。
一天，美联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魏梦欣女士突然打电话要求来家采访，我照例是一口谢绝。但她一再说，访问中政治一个字也不谈，只谈中国翻译乔伊斯的事。我只好约她在一个下午到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来喝杯清茶。她想了解我们合作的程序，并要我们举十几个费解的词句来说明工作的难度，还翻看了一些堆在两个房间里的有关参考书。事后，她派人把经由美联社发往许多国家的那篇千余字的通讯，给我送来。其中说：“这对夫妇啃起这本晦涩难解的书已够令人惊奇的了。今天中国政府居然准许译这本书，是更大的惊奇，因为乔伊斯的意识流技巧早就以太主观的罪名被共产党否定了。”
她的这篇通讯曾发到世界上百家报刊，其中，葡萄牙报纸刊载时，标题为《布卢姆在中国》，加拿大一家法语报纸的标题是《布卢姆在北京》。仿佛他早就应来到这里似的。原来平时从事政治经济报道的美联社之所以关注我们这项工作，是由于他们想从《尤利西斯》的翻译，来衡量眼下中国在文艺方面开放的尺度。因此，她那篇通讯的题目是：《外国书为中国作家打开禁区》。
去年十二月初，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驻京记者罗伯特·便亚敏也来我家采访。他是先读了我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的英译本才来访问的。他在通讯中同样特别强调这本书之所以直到今天才有可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是由于“它的写法曾与中国文化委员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抵触”。一个下午，加拿大多伦多电台忽然对我作了一次电话采访。采访者大概还是个内行。他先问起四十年代在剑桥研究英国心理小说时的情况，然后才转到今天我对乔伊斯的看法。这回，我因从前两次采访中已了解到西方对我们译此书的兴趣所在，就索牲顺水推舟，对他说：“今天我们能译这本书，正可以说明中国在文学艺术上的改革开放。”
我们从开始就是本着拓荒精神从事这一工作的，意识到搞的是个初译本——或者说是试译本。有些国家的《尤利西斯》译本不止一种。由于原作深奥，各家注释又有歧异，个中难免有猜译之处。希望将来会有更成熟、更完善的中译本问世。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基础工作。全书有大量的拉丁文及天主教用语。文洁若早年全家七个兄弟姐妹都在天主教办的学校里读过书，我也自幼上教会学校，背过《圣经》，还上过两年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所有宗教用语都来自教内，而不是我们杜撰的。遇到没有把握时，洁若还通过译林出版社向南京的神学院或向北东西什库北堂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请教过。
正如外国记者所指出的，倘若中国仍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之下，而没有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出版社约我们译这本书，这个空白也弥补不上。从一九四九年至七十年代末那三十年间，把乔伊斯搬到中国来是不可想象的。
我个人过去曾对这本书有过保留性的评价，那是由于当年我是把“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对立起来，绝对化了。我从开始写作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属于后者。这是由于我是在五四运动中度过童年的。我经历过贫穷，也曾看到祖国遭到践踏凌辱。我老早就认定一个中国作家只能为改善人生摆脱困境而写作。
但那不等于要闭上眼睛，“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自外于世界。
对于《尤利西斯》中一些纯文字游戏，我至今仍持保留态度。然而看人看事看作品，都应从整体出发。译完这部小说，我深深感到这确实是部气势万千的散文史诗。这是有文学以来作家第一次向人的内心世界挖掘，并真实地表现出潜意识中的矛盾与混乱，沮丧与憧憬。不能人人都去攀登珠穆朗玛峰，然而对于在艺术创作上敢于并能够攀登者，就无法不怀有崇敬之情。
七十多年来，西方也仍只有一个乔伊斯。说明肯定什么，推崇什么，并不等于那就成为道路、方向。艺术创作只能是个人智慧的结晶，心灵的影子。盲目地跟随、模仿，是死路一条。然而凡不甘于墨守成规、停滞不前的，都不会拒绝借鉴。小说，首先就是写人物。在乔伊斯之前，小说史上还没有过一个像布卢姆这样从里到外塑造得如此深而且厚的人物。他决不像皮影戏中的人物那样扁平，我们不但看到他的五官四肢，还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和脉搏。
《尤利西斯》确实把文学创作、小说艺术，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结束此序文之前，还得向读者申明，我们是在众多中外友人的热情帮助下完成这项工程的。
首先应感谢的是译林出版社的社长李景端。是他那股要把这部书介绍过来的热情感动了我们，使我们踏上征途的。在翻译过程中，他不断给我们打气，并且在技术上给予了一切必要的支持。
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钟恩（Adrian Johnson）及艾得福（Christopher Edwards）以及爱尔兰大使塞尔玛·多兰（Thelma Doran）都给我们以巨大的支持，为我们提供各种参考书、地图以及录相带，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们设法帮助解答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有时还代我们向他们本国的专家请教。
我们特别要向爱尔兰裔加拿大小说家柯伟诺（Patrick Kavanagh）和他的夫人唐兰（Sarah Taylor）表示感谢。他们常住北京，对乔伊斯很有研究，同爱尔兰又有着血缘关系。最重要的是Patrick 是个热心肠的人，因而他就成为我们最经常呼唤的“救火队”。每逢假日他回到爱尔兰裔人聚居的家乡，必带上我们成串的问题。有的迎刃而解，有的他还到处代我们去请教。
自然，我还不能忘记四十年代我在剑桥王家学院时的导师瑞兰博士（Dr·Daddie Rylands），是他最早启发并指导我去读乔伊斯的。
在专业方面，关于音乐我们多次请教过孙明珠和刘国纪，医学方面麻烦过李璞和姜波，经济和法律方面经常向祝友三和易家祥请教，天文方面则向林盛然请教过。
在语言方面我们麻烦的朋友就更多了。全书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处很多。我们主要请教的是老友杨宪益。梵文及佛学则多次请教过季羡林教授。阿拉伯文曾请教过李玉侠，法文请教过夏玫，意大利文请教过吕同六。古汉语方面请教过吴小如教授。另外，还零零碎碎地麻烦过许多搞其他语种的朋友。这里就不一一列名致谢了。
正因为此作十分艰涩，我们既要忠于原作（洁若一向主张一个零件也不丢），又想译得流畅些。译竣之后，我们对自己的译文放心不下，于是请丁亚平和商容在完全抛开原作的情况下，帮我们全文重点地通读了一遍。第十四章半文半白部分则请孙达先及宋红二位分别通读了一遍。他们都是忙人，但都挤出时间提了宝贵的意见。
在版本方面，我们还要感谢四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