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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这些“博士”，拿了“西洋文明”的种种好处，却又以保家卫国的姿态来换取掌声。这大概是“大义灭亲”的最高境界了。倡议书说，“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然而，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节日，让大家彼此祝愿，究竟何罪之有？
“博士生”和“博士熟”们大谈“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要驱逐西洋文明的“异端”。不知十位“同端博士”眼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本无所谓“主体性”，即便有那也得首先满足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更决定于人的自我选择的权利。工具的主体性不能超越于人类的选择之上。所以，在博士们大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首先要明白的是，无论是过什么节，在哪天过节，那都是公民自己的私事。
从政治伦理上讲，国家因契约而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制造的一种工具，同样难免有“虚拟社区”的意味。所谓本土情感或爱国主义，既取决于本土文化与国家有着怎样的价值与美德，同样取决民众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本土情感不应是一种“逆来顺受”、“嫁鸡随鸡”的情怀。
我们的一切文明，当归属于人类文明。然而，有些人非要将人类文明像切西瓜一样分成几瓣，然后将它们对立起来，就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勾引大家举起各自的一瓣西瓜进行肉搏。文明对立论者说别人手里的西瓜被下了毒药，而自己的那一份却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以此逻辑，向世界推销孔子是为世界文明作贡献，而在中国抵制给小孩送礼物老人却是为保家卫国。这种精神分裂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尽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举着西瓜刀与光彩照人的人类文明作战。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论“洋节”，还是“土节”，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领域的公共产品。究竟以怎样一种心态来对待节日，那完全是后人的自由。至于说圣诞节对本土节日的压迫，更是无稽之谈。毕竟，圣诞节并不具有排他性，它至多只是多给民众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且，并非多数人选择过圣诞节，其他人就不可以过圣诞以外的节日。十位“同端博士”以“传统文化”的名义驱逐圣诞老人，不过是用自己的愚蠢观念剥夺或诋毁他者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我封闭的自由，若是号召别人和他们一样自我封闭，而且自我封闭到了“爱国”与“爱传统”的高度，倒真需要引起大家注意了。今日中国正在转型，在此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征途中，有些人签名做历史与文明的加法，有些人签名做历史与文明的减法；有些人为民众获取更多的权利签名，冒险犯难，促进中国的自由与繁荣，有些人则为“驱逐异端”签名，给这个社会的发展增加几副手铐与脚镣。
我主张“每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中国的自由”，一个社会的富庶，就在于我们有较多种的选择。平安夜，不知道那些博士们在松树林里搜捕圣诞老人，为中国文化做净身运动。文化卫道士们或许永远目光明亮，他们不用睡觉，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终究会疲倦。若要相安无事，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继续保留“唤醒国人”的热情，与此同时也请尊重我们在劳碌一天或一年后选择如何休息或睡觉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同样是在圣诞节前后，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争论的问题仍是要不要过圣诞节。当年那位发起联署抵制圣诞节的学生也到了现场。谈着谈着，这位学生坦承，自己现在的想法和过去不一样了，准确说是不像过去那样激烈反对了，并且承认过不过圣诞节，完全是个人的事。那天录节目比较匆忙，没能多问，也不知道其他九位至今是何想法，以及是否仍有热情在大雪天追捕圣诞老人。
【第19节：好色关乎心灵（1）】
好色关乎心灵
2005年，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文章中提到“好色男人”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女色，一是死于国色。前者指的自然是“牡丹花下死”的男人，后者则是指那些“为乌托邦献身者”，他们在一个虚构的“美丽新世界”中迷失方向。
在一些思想封闭的人看来，“好色”是个坏词。平素里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某些妻子把在大街上顾盼其他美丽女性的丈夫称为“色狼”，甚至要求离婚。由丈夫的爱美之心而走向婚姻诉讼，是悲剧，还是喜剧？
然而，在我看来，好色并非是件肮脏的事。庄子有云，“哀莫大于心死”。心所为何物？我的回答就是“好色”——因为“好色关乎心灵”。
有人不能理解，误以为“好色关乎下体”。这种观念只停留于肉欲，而没有抵达美，否则你就不能理解在巴黎的大街上为什么到处是裸露着上体的美丽雕塑。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类好色的本性，我们不妨简单“洞察”一下马斯洛，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在《洞察未来》一书中，马斯洛讲了一段自己好色的经历。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一位姑娘走了进来，她是如此地美丽，所以，我简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这位姑娘意识到我正盯着她看，于是走过来对我说：‘我认识您，而且知道您在想什么！’
“我吃了一惊，有点不自然地说，‘真的吗？’‘对，’她得意洋洋地说，‘我知道您是一位心理学家，您正试图对我的心理进行分析。’
“我哈哈大笑，回答：‘那并不是我正在想的！’”
在这里，马斯洛不是考究人的需求层次的理论家，而是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
我之所以引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时常像这位漂亮姑娘一样，习惯从过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否定人的油然而生的“好色本性”。事实上，好色乃人之常情，不容忽视。回到马斯洛的回忆现场，他欣赏女性（好色）更是源于心灵，因为任何美都不是计算出来的。关于这一点，电影《死亡诗社》里的基丁老师有所批判——任何诗歌之美都不是用圆规与坐标计算出来的，因为写诗不是安装水管。
其后诸事更关乎理性。无论马斯洛因此堕入爱河，还是不择手段骗得这位女性的欢欣，我们都不能否认那些高尚或卑鄙的行为同样源自马斯洛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纳粹当年对德国疯狂一时的爱情何尝不是一种国家理性？
【第20节：好色关乎心灵（2）】
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关乎心灵的东西，往往是向善的；导致人走向罪恶的，往往是人的理性抉择，是计算。爱情是关乎心灵的，而获取爱情的手段却是关乎理性与头脑的。同样是为了爱情，有的人选择更自由的方式，而有的人则选择了侮辱与强奸；同样是爱国，有人选择了共生主义，有人选择了玉石俱焚的复仇主义与专制
主义。
倘使理解“好色关乎心灵，而不关乎强奸”，我们便会对历史上的那些乌托邦梦想（追求“国色”）有了宽容之心——向往美好世界无罪，就像人们顾盼美女无罪，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实践自己的理性。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启蒙运动、乌托邦运动多持批判态度。当理性的梦想破灭，波普尔的“试错理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开始受到欢迎。许多有关启蒙的反思同样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彻底否定人类的乌托邦理想。而欧盟在某些地方受到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的“乌托邦情调”。然而，乌托邦并不害人，害人的只是以乌托邦的名义强奸民众，或怂恿互相强奸，同时强奸乌托邦理想。
应该说，关于理性与情感、头脑与心灵的争论贯穿人类的始终。法国群体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曾经讲到一个国家被领袖催眠后，就会变得像女人一样丧失理智。林语堂则说，“男人只懂人生哲学，女人却懂人生。”女人的直觉能抵达心灵，男人的理性有时却接近幻觉。当战争让女人走开时，男人却在战场上死个精光。
一个好社会，必定要在心灵与头脑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巴黎的时候，我也注意到有些法国人倾向于将左右之争理解为心灵与头脑之争。讲效率的摊大饼关乎头脑，讲公正的分大饼则关乎心灵，因为头脑追求差异，有三六九等，心灵却各有灵气，没有优劣之分。
转型期的中国人，同样面临心灵与头脑的冲突。当“半盘西化”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时，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远离了心灵生活，压制了内心的声音。或许这才是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怀旧之情，喊出“八十年代真好”的真实原因。在那个轰然远去的时代，万物曾经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正绽放。
就在我整理这部书稿的时候，时常抽空在微博上与网友即兴讨论一些问题。比如在谈到思想与性爱时，有一位网友是这样回答的，“独立思想是理性的最高境界，性是非理性的最高境界。”这个论断非常有趣。人的幸福感无外乎两个：一是个体独立，二是与人同乐。如果说思想独立是独立之最，那么性爱就算是合作之最，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生命中的精华，孕育儿女。联想到以前的一点思考，我在想，所谓人生的最高境界，岂不就是在这两方面“不最不归”？我常说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不也是为这两个“不最不归”的结果？
【第21节：铺路石下是海滩】
铺路石下是海滩
常常有那么一些人，对别人的自由生活充满痛感。比如，几个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成群结队在毕业前拍了一些穿学士服的照片。只是因为摆出“轻佻性感”的pose，便被一些网民骂了个狗血淋头。据称，这些“最大胆”、“最前卫”的学士照，是故意“拿大腿做文章”，它不仅亵渎毕业服、亵渎了老师，而且亵渎了知识与教育，甚至有网民痛斥这是高学历女生扮“野鸡”、“妓女”的堕落行为。
中国教育竟然如此脆弱，只因几位女生的拍照就被“亵渎”了。然而，只是透过网上流传的几幅照片，便一口断定这些女生“拿大腿做文章”，着实冤枉了这些孩子。如果观者细心，不难发现，那些在学士袍外斜劈出来的大腿，甚至还裹着一条严严实实的牛仔裤。
有什么样的心灵，便有着怎样的目光。传播学理论同样认为，任何意义的完成，关键在于信息接收者。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因此获得了解释生活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偏见对信息发送者进行观念上的附会与迫害。后者在这件事上的具体表现是，一些不知青春与权利为何物的卫道士，在观念上撩开了这些女生的牛仔裤，并指责她们猥亵大众。
女生们只是即兴照了几张青春活泼的照片，再被人传到了网上，并被不断地转载。即使有所谓的消极的“公共意义”，也未必全是女生们的过错。但是，透过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