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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的余地。”
“如何转圜？”曾国藩皱起两条扫帚眉。
“我想，对周道、陈镇等人，老中堂坚持只予撤职处分，洋人坚持要抵命，双方都各持一端，事情就僵住了。这时候需要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崇厚摆出一副老练外交家的姿态。“晚辈长期来与法、英两国关系都还可以，也适合充当一个调和居中的人。晚辈到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即以严重失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将周道等交刑部严议。老中堂看如何呢？”
“不合适，太重了。”曾国藩摇头。
“老中堂！”崇厚急了。“这看来是我们向洋人让了一步，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周道等人的处分再重，亦只发军台效力。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这话还不好讲吗？待事态平息，洋人出了口气后，老中堂再一纸保奏，他们不又回来了？照旧当他们的道员、总兵。晚辈还可以私下对他们讲，老中堂这样做，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老中堂为国家委曲求全，请他们也为国家暂时委屈一下。”
巧舌如簧的崇厚这番话，终于打动了曾国藩，他授权崇厚作这样的折中。
过几天，新上任的署天津知府马绳武，为答谢曾国藩的重用之恩，送来一个绝妙的点子，帮曾国藩从另一困境中解脱出来。
前些日子，青县红柳庄吴姓和陆姓发生械斗。陆姓吃了亏，死了六个人，上告县令，县衙门出兵抓了吴姓七个凶手。案子报到知府衙门。一个老书吏悄悄对马知府说：“太后要曾中堂多杀几个凶手，曾中堂为证据不足而发愁，青县这七个凶手横竖是死，不如将他们算作杀洋人的凶手，这不帮了曾中堂的大忙？”
马绳武听了大喜，连声夸奖书吏脑子活。他正愁没有什么来报答曾国藩，这可真是大礼一件！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不妥：“这些犯人，都要对他们宣布罪状，还要他们签字画押的，他们会肯吗？再说，陆姓要借此雪恨，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哎呀呀，我的好老爷，这事您就交给我办好了，您批一千两银子给我，我保证把事情办得熨熨帖帖！”
老书吏支出一千两银子，自己留下二百两，然后将八百两分作两半，陆姓四百两。吴姓四百两。吴姓七个凶手家里，每家分四十两，旅长也分四十两，剩下八十两，阖族每户摊了二两多。陆姓也是这样，他们族户少，每户摊了三两多。这下皆大欢喜。吴姓的族长和家属就来劝凶手，叫他们以国家大局为重，在烧教堂、杀洋人的案子上签字画押，保证死后给他们埋上等棺木，建上等坟墓，年年族里公祭。陆姓的族长就来劝死者的家属，叫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再上告了，仇人已经杀了，管他死于什么名目，何况每户都得到了抚恤金！
“马太守，你真聪明能干！”曾国藩从心里赞赏，从心里感激。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既可向朝廷作交代，又可堵塞洋人之口，自己的良心也不受谴责。
“老中堂，若朝廷嫌少，还可以照这个办法多杀几个。”马绳武得意地说，“牢房里囚禁着七八个死刑犯，反正都是一死，到时给点银子给他们，叫他们画个押就行了。”
世上也有如此会偷梁换柱的人！曾国藩真的觉得自己脑子太笨了。他当夜就给太后、皇上上折：正法的凶手又增加了七名，若嫌少，可由总理衙门去探询法国公使的态度，他们希望杀几个，报来数字，我们照办。
崇厚也兴冲冲地前来禀报，说罗淑亚、威妥玛答应了折中处理，并提出释放武兰珍、王三，为了和局的早日实现，他也代表曾国藩同意了。罗淑亚、威妥玛表示满意，连夜回北京去了。曾国藩和崇厚都不知道，法国公使罗淑亚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并匆匆赶回北京，是因为他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原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正酝酿着与它的邻邦普鲁士打仗，他要将全副力量用在欧洲，远东的麻烦事需尽早结束。没有几天，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一个多月后，法军败于普军，拿破仑三世宣布投降。当时，只要清廷和曾国藩与罗淑亚再僵持一段短时期，事情就会起大变化，然而他们太昧于世界大势了，竟然一点不知。曾国藩听了崇厚的禀报，虽嫌他擅自做主，但事到如今，也只得认可了。
正当曾国藩庆幸国家和百姓免除了一场深重灾难的时候，他自己却坠入了人生耻辱的深渊，不仅使他生前悔恨莫及，甚至也不能得到后人的谅解。
十一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曾国藩决定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以及与洋人订定抵命＇Qisuu。奇‘书‘网＇人数的奏折由塘报传出去后，京师及各通都大邑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四方腾起，国子监里一批热血青年，愤怒地奔到虎坊桥长郡会馆，将会馆楹柱上曾国藩的亲笔联语：“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狠狠地用刀刮去。
这副联语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五年时题写的。先年顺天乡试，周寿昌高中南元。次年会试，萧锦忠赫然中了状元，孙鼎臣朝考第一。这一科湖南八进士全是长沙府人，又贵州进士黄辅相、黄彭年叔侄，原籍亦属长沙府。这下子，在京的湖南人沸腾了。恭贺长沙府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尤其是萧锦忠的状元，更令万目艳羡。清代的状元大半出自两江，湖南在此之前，仅只一个衡山人彭浚得此殊荣。萧锦忠独占鳌头，实为湖南省、为长沙府挣得莫大的脸面。于是在京长沙籍官员合资在长郡会馆摆酒演戏，隆重庆贺。刚迁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曾国藩，是公认的长沙府后起俊秀，大家推他撰一副联语作纪念。那时的曾国藩正是才华锦绣、仕途得意的时候，他灵感顿起，大笔挥就：“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盛事佳联，一时在京中士大夫中传为美谈。曾国藩一生对此联也甚为满意。这副即兴而作的联语，后来便被工匠刻在长郡会馆的楹柱上，作为长沙府光荣历史的最高纪录而永久保留。这些年来，随着曾国藩名声的显赫，它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守会馆的老头子无法拦阻，只有跌足叹息。刮去了联语后，又有人喊：“湖南会馆的匾也是那个老卖国贼写的。”
“砸掉它！”众人立即作出决议，监生们又一窝蜂跑到教子胡同湖南会馆。一阵痛骂后，将高悬在大门口的蓝地金字大匾取下来，用脚跺，用石头砸，直把这块匾破坏得粉身碎骨，方扬长而去。
连远在兰州指挥楚军与回民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愤愤不平。从同治三年来，左宗棠一直不与曾国藩通书信。那年曾国藩主动修书与之言和，因信中未有道歉认错之语，左宗棠便负气不复。曾国藩也没有再给他去信。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负气不对，但他一贯好强，即使错了也不认错，彼此之间便这样绝了私人书信。不过公务往来依然频繁，双方都不苟且，每有拜疏，即录稿咨送，完全是一派锄去陵谷、绝无城府的光明气象。曾国藩要将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左宗棠支持。左宗棠在陕甘打仗，分派给两江的粮饷，曾国藩总是按量按期地运去，又主动将后期湘军中德才兼备的名将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刘松山及其统率的老湘营成为左宗棠的精锐。今年正月，刘松山战死，其侄刘锦堂接统其军，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为此甚感曾国藩之德。一次两江总督衙门会议上，有人称赞左宗棠为西北第一人，曾国藩接话：“岂止是西北，实为当今天下第一人。”这话传到陕甘前线，左宗棠心里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劳绩为全国所瞩目，愧的是自己的胸襟远不如曾国藩的宽广。在这种心情下，左宗棠在奏报刘松山战死时，将曾国藩诚恳地赞扬了一番。不过，这次他又大为不满了。心里虽然对老朋友已无芥蒂，面子上却拉不下，他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要总理衙门转达他的态度：“津郡事变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
在湘潭设帐讲学，弟子众多，俨然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王辏г艘餐ü涎哺а妹牛睦戳艘环饪仪械某ば牛�
宫太保爵中堂乃当代山斗之望，九重所倚重，万姓所瞻依，兼之十余年之战功，十余年之德政，史册焕其勋业，而华夷惮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性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闾阎，其患有不可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众怒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昔王禹偁曰：“一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谟，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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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内，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的家门口。这些天来，慰问的人络绎不断，怜悯之泪，不绝于面。本来官声平平，却突然都成了勤政爱民的清官贤吏了。街头巷尾，不知谁编的童谣在四处传唱：“升平歌舞和局开，宰相登场亦快哉。知否西陲绝域路，满天风雪逐臣来。”
曾国藩这时方才明白轻听崇厚之言，将周家勋等人交刑部严议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心里痛苦万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坚持定见，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的悲惨境地。奏疏已经拜发，犹如泼水不可复收，他每天夜里默默地向神灵祷告，求太后、皇上能宽容这几个可怜的地方官，莫让自己的过错造成事实，使良心稍得安宁。
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地方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讯在押犯人，不可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执行”的提法予以驳斥：“衡情定罪，唯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
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的到了上下指责、左右为难、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地步了。眩晕病又复发，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他自知不久人世，也愿速死，致书给儿子，叫他们将棺材早日做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丁启睿、马绳武、萧世本、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身心已完全憔悴，不能多说话了，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时至今日，别的办法已没有了，唯一可行的，是用银子来弥补，但曾国藩又犯难了。他一贯于财产看得很淡，也不打算给儿女留一大笔钱。祖父星冈公有一句话，他信奉一辈子：“命里有饭吃，再无钱财也不得挨饿；命里挨饿的，先人留下的钱财再多也没有饭吃。”多年来，他在养廉费里只存得两万两银子，以作养老用。可以从中拿一部分出来，但不能全拿，总得留一些。他将必须开支的部分作了仔细考虑后，决定拿出七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