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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自称已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七十岁时的金庸仍能去英国讲学，仍能北上京城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畅谈中国前途，仍能写社论，仍能每年出版一本英文的时事评论集，是老矣？金庸显然宝刀未老，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
作为《明报》创办人，亲手卖出《明报》，心情不免有一份苍凉之感，金庸回答记者说：
“舍不得。我刚翻看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于品海先生加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向他表示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仍然适用于以后的《明报》办社方针。《明报》的商誉就是《明报》最大的资产，《明报》的编辑方针是绝对不能变的。于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是可以信任的。你们知道最清楚了，于先生并没有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事实上，《明报》不但销量创下了创办三十四年来的记录，广告创了记录，股价也创了记录，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退休完全是年纪问题，如果我是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的话，就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明报》股权。”
退休后，金庸要做什么？会去什么地方？
他说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是写历史小说，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
历史小说，他会取材春秋时期的吴越及汉唐时代的史实。汉唐是中国最伟大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激扬文字，思想开放。金庸的心中仍系着中国人的根。
牛津大学的St．Anthony（圣安东尼学院）和Maugdalen（摩丹伦学院）分别颁授他名誉院士和访问学者荣衔。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荣誉，并于1994年四五月间邀请他讲学，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与小说。温哥华的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聘请他为兼职教授，他有时也去那儿讲课。
金庸做人，写小说，写文章，处处透露出学者风范。或许，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位学者。在宁静的黄昏岁月，他会不会奉献给读者几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会不会将多年的佛经研读心得形成文字，令广大的读者分享那一份智慧与感情呢？
金庸是在杭嘉湖平原的秀丽山川与丰厚的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江南文化的血脉。他多次表示，退休后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
他的家乡海宁紧邻杭州，乘坐汽车仅需一小时即可抵达，而且历史上属于杭州府。金庸本人也在这座城市读过中学，当过记者。
杭州的美丽，宋代人诗人柳永有过脍炙人口的描绘：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金庸在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也有关于杭州西湖的描绘：
陈家洛也带了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
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
金庸云游几十年，不知西湖的景色几番入梦？再度回到湖边，已是两鬓斑白，功成名就。只叹时光如飞，白了少年头。一样美景，两种心情，同一身心，两番天地。造化弄人，谁能奈其何。
故乡以巨大的热情欢迎这位游子。西湖风景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建私人住宅的，但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作出特别决定，批给金庸四五亩地，建造一间园林式的小舍。金庸将其作为休闲、藏书之用。他表示去世后，这所房子连同书籍，全部交给杭州市政府。
这四五亩地位于西湖畔洪春桥边的“茶人之家”。从今以后，金庸便可常常回到西湖，在湖光山色之中领略人生的情趣。
1994年4月1日至10日，应浙江省省长万学远的邀请，金庸夫妇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夫妇的陪同下，回到了浙江，引起不小的轰动。在金庸的家乡，有数不清的金庸迷，由于多了一层同乡关系，他们对金庸更有一分亲切感。
金庸捐资三百万元的嘉兴图书馆在4月3日落成。嘉兴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聘其为市人民政府高级顾问。杭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之衔。金庸在嘉兴图书馆留言：“感我桑梓，赐以嘉名，愿尽菲薄，助振斯文。”
他还去游览桐乡乌镇的茅盾故居，写下了“一代文豪写子夜，万千青年诵春蚕”的题诗。
在绍兴兰亭曲水流筋景点，一腔豪气中，金庸连饮两盏绍兴老酒，完了才说：“我不会喝酒。”走到康熙皇帝写的“兰亭碑”前，听到讲解员说到“一”字典故时，微醺的金大侠立即引用《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一句话：“只有这个‘一’字一模一样。”游到陆游沈园时，他又盯着一株红白花相间的桃树，脱口吟出了陆游诗句：“惊鸿照影”。
最有趣的是，在杭州、嘉兴、绍兴等地，许多读者捧着他的书要求签名，但摆在金庸面前的，几乎都是盗版书。为了不让“金迷们”扫兴，他签了一两本。求字者幽默地说：“除了签名，其他都是假的。”
金庸倒是颇具侠客风度，他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盗版，我的书还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
4月4日下午3时左右，金庸回到母校嘉兴一中。对着那些孙儿辈的学生们，他想起自己在这里读书时也是这般年纪，而眼前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等到多年以后，到了他现在这般年纪，又是什么样的命运？他激动地称这些小孩子们为“小师弟小师妹”，唤得满场激昂，气氛融洽，连他自己的眼角都闪着泪花。
金庸对于随行的记者也常以“小师弟”、“小师妹”相称，一副江湖中人的口吻。有记者问他：“你书中哪一个男主角最像你，你最像哪一个？”他十分认真地回答：“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是比较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况且我不会武功……”
这次浙江之行，他还去了普陀山，献上清香一瓣；在北仑港，迎着海浪嬉水；在河姆渡原始人遗址，遥想人类的蛮荒时代……
回到香港，他又匆匆起程，到台湾、新加坡等地访问或演讲。
退了休的金庸，倒像个云游四方的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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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平生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
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
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出要离职。
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我要出去办报。”
“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