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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感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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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古今中外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红楼梦》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状元。中国其他长篇小说都没能成为“学”,而“红学”则是显学。内容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微的过程。本书特异之处也在它的艺术性上。书中人物众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应有尽有。作者有时只用寥寥数语而人物就活灵活现,让读者永远难忘。读这样一部书,主要是欣赏它的高超的艺术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无稽之谈,都是不可取的。
2001年3月21日


广通声气 博采众长


比较文学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显学。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很自然的事情。
最近十几年以来,我国和我们山东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日益重视,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顺乎世界潮流、合乎学术发展规律之举,值得我们欣慰。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有没有不足之处呢?实事求是、心平气和论之,应该说还是有的。我并没有把所有的比较文学的文章全部读遍。仅就我阅览所及,我觉得,有些学者把比较文学看得过于简单,写出来的文章不够深入,缺少新的见解。表面上看起来,文章数目不少,似乎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气象。仔细品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我个人肤浅的看法,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表面繁荣的掩盖下,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空泛无涯涘,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十分不同的文章,统统装入比较文学这个筐子里。这不利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在欣慰之余,我又有点忧虑了。
救之之方,只有一条:广通声气,努力学习。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给予。博采众长,必有所得。所谓努力学习,首先指的是要学习文艺理论。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工夫努力学习。“采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出现新气象,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没有成就的老兵,一个忠诚的比较文学的拉拉队员,作为山东比较文学界的一员,我愧无建树,幸有赤诚,野叟献曝,老生常谈。愿与我省同仁们共勉之。是为序。
1990年1月17日
(此文为《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一书序言)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我的人生感悟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个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搜集极勤,写作极苦。但是,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了。我自己这个毛病比较少,我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但我并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我举几个例子。
我于1947年写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其中包括外国研究水平和资料,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自己并不满意,耿耿于怀者垂四十余年。一直到1989年,我得到了新材料,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解决了那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极喜。最令我欣慰的是,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心中颇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佛典梵语中-am>o和u的几篇文章。1944年我在德国哥廷根写过一篇论文,谈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国的F.Edgerton,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这个音变现象。最初坚决反对,提出了许多假说,但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半推半就,被迫承认,却又不干净利落,窘态可掬;因此引起了我对此人的鄙视。回国以后,我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对Edgerton加以反驳。但在我这方面,我始终没有忘记进一步寻找证据,进一步探索。这些情况我在上面的叙述中都已经谈到过。由于资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经过了46年,我才又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在这里,我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证明了我第一篇论文的结论完全正确,无懈可击。
例子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也就够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听说,国外已有学者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逝不停的。
1997年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在芸芸众生中,有一种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教书匠,或者美其名,称之为“学者”。我们这种人难免不时要舞笔弄墨,写点文章的。根据我的分析,文章约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被动写的文章,一是主动写的文章。
所谓“被动写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应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颂圣”的,不许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会说废话。记得鲁迅在什么文章中举了一个废话的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中怀之在抱。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还有,我记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废话,念起来却声调铿锵。“试帖诗”中也不乏好作品,唐代钱起咏湘灵鼓琴的诗,就曾被朱光潜先生赞美过,而朱先生的赞美又被鲁迅先生讽刺过。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也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至于主动写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分析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交“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须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像吾辈“爬格子族”的人们,非主动写文章以赚点稿费不行,只靠我们的工资,必将断炊。我辈被“尊”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国学术界里,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他们专心一致,唯学是务,勤奋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点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真正的学术著作,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单篇的论文与成本的专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许多大部头的专著,像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辉煌璀璨的巨著,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这里不再详论。我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单篇论文的问题。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论文则没有这种负担,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新意,它与专著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我在上面几次讲到“新意”,“新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出于“灵感”的,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昼思夜想,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便豁然顿悟。吾辈平凡的人,天天吃苹果,只觉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劳什子“地心吸力”干吗!在科学技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现在先不去谈它了。
在以前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学术界曾大批“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因为这样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须心中先有一件先入为主的教条的东西要宣传,这样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学术新意”是触犯“天条”的。这样的文章一时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这样的文章印了出来,再当做垃圾卖给收破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白色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以外,丝毫无补于学术的进步。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觉得可惜——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读杂志的风气,颇为不振。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写去写去。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国际学术接轨”。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997年


我的考证


我在上面叙述中,甚至在“总结”的“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中,都谈到了考证,但仍然觉得意犹未竟,现在再补充谈一谈“我的考证”。
考证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把它捧到天上去,无此必要;把它贬得一文不值,也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清代的那一些考据大师,穷毕生之力,从事考据,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好多古书,原来我们读不懂,或者自认为读懂而实未懂,通过他们对音训词句的考据,我们能读懂了。这难道说不是极大的贡献吗?即使不是考据专家,凡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有时候会引证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的真伪迟早都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工作。这些几乎近于常识的事情,不言自喻。因此,我才说,考证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且考证之学不但中国有,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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