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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月前共肃三禀，由厦门复寄三电，易道去又呈一缄，不知已邀垂鉴否？心甚悬悬。饷械奇绌，恩赏多少，祈速接济。”
八月十九日：“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天地父母，只公一人，乞救福死，而拯民生。”
八月二十一日：“福所以死守台南，为大局，非为私也。饷械不至，俄师渺然。我建孤忠所在，诸公必有以图之。事急矣！生死安危，惟公是命。如克有济，则祖宗之土地幸甚，台湾数百万之生灵幸甚，福亦幸甚！”
八月二十二日：“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援，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
刘永福函电迭至，张之洞拖延不复。直到八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始转电刘永福，告以：“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并谓：“台向不归江南管辖，来便越俎。”注3拒绝了刘永福的请求，并暗示其内渡。当时，刘成良“揣度情势，预知不久”，也私下劝说其父刘永福内渡。但刘永福尚存一线之望，不忍心弃台湾百姓而去，答曰：“虽无粮，何以对百姓？”注4
十月初，忽传出消息，“已有密旨，令南洋接济台湾。”台湾绅民大受鼓舞，拟再请刘永福为民主国总统，道员易顺鼎为副总统，“合力共谋，同心同德，扫平倭寇”，“以转旋台北之乾坤”。注5实则所谓密旨乃是讹传。十月二日，由台南回厦门商借兵械的易顺鼎，接到张之洞的来电：“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
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注6易顺鼎闻电后，叹曰：“不意天子断送台湾如此之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注7为之感慨不已。
台南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使刘永福进退失据。正如时人指出：“即卧龙复生，亦不能挽回大局。”注8此时，他见“四处之罗掘俱穷，百般之设法亦尽，张（之洞）、谭（钟麟）之接济已成画饼，番奴之进逼急若燃眉”，痛感“盖未动兵先筹粮，兵家为第一要。今日睹此情形，粮饷必定涸罄，土崩瓦解，势所必然。自念焦灼，言之激
昂。”注9不禁悲呼道：“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注10到十月九日，嘉义陷，台南成为一座孤城。正是，“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注11刘永福正在无计可施之中，英国驻台南领事胡力穑来访。相见后，胡力穑代表洋商的利益，向刘永福提出议和之事，因此双方有如下之对话：
胡：“打得久矣，各商民亦甚辛苦，究不如大家和好方为上策。”
刘：“如何和法？讲和之事，不是金银讲的。如果和了，百姓得安和亦好，但恐和后，我去了遭残百姓，我心何忍？”
胡：“和了，公内渡后，台之百姓即日百姓，焉有遭残乎？”
刘：“不知他如此否？他如果得安百姓，亦未尝不可。”注12
在胡力穑的劝说下，刘永福考虑，别无他法可想，只有和之一途。
十月十日，即日本第四混成旅团登陆布袋嘴的当天，刘永福通过英国军舰皮克号向日军转交了一封致桦山资纪的信。此信于十一日转送给高岛鞆之助。内称：“现在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但提出要“先立条约两端”：一、要求日军厚待百姓，不可践辱，其台民不拘何项人等，均不得加罪残害，须当宽刑省法”；二、对其本人“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高岛当即代表桦山复书拒绝刘永福之请，谓：
“汝似欲具条件乞和，曩依下关条约本岛归我日本版图时，总督桦山海军大将因好意起见，夙陈利害顺逆之理，恳谕汝速投兵撤回。乃汝当时故意左右其辞，斥此好意，窃据南部台湾之地，以至今日。况嗾使当地匪类，悍然抗我王师，久致本岛于扰乱者，汝实其魁也。今大军逼在咫尺，命庄旦夕，仍靦然乞和，且具条件，拟一如对答国将领相接议事之式，此本职所最不解者也。汝若悔前非，欲诚意乞降，唯有面缚自来军门乞哀而已。”接复书后，刘永福于十四日再次致书高岛，指出：前看桦山“既肯商议和好，今忽附言投降，将何以明信于天下耶？”并特别警告说：“双方攻战，其胜败之数不可预期，徒害生灵面已。本帮办为爱恤人民起见，始有此和议耳。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注13从这些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此刻刘永福要的是有条件的和，而日方则要的是无条件的降。由于双方在原则立场上存在分歧，是根本谈不拢的。
当时，摆在刘永福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入内山；二是内渡大陆。他一直在这两条出路之间摇摆，内心矛盾重重，长期难以作出决断。他在致高岛鞆之助书中说过“退守内山”的话。事实上，他也有此准备，在情况紧急时“安排退入内山”，并“已将辎重军装先用牛车运往”。尽管如此，因对进入内山坚持武装抗日，感到前途难卜，始终缺乏信心。在敌人大军压境之际，他起初确实想通过和谈来达到顺利内渡的目的，当这条路被堵死后，又想到还是要转移内山。此时，他致书易顺鼎称：“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注14十月十八日，刘永福召集部将会议，“或言退倚城东山，或言出城决战”。注15在当时来说，出城决战实孤注一掷，勇则勇矣，必全军覆没无疑。乃议决“退守关帝庙庄，据山以守”。注16这应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决策。据易顺鼎称：“台北义民望刘入内山尤切。益入内山有四利：一、地险倭不能入；一、粮足军不至饥；一、生蕃与倭为仇；一、义民到处相应。刘一日在内山，倭一日不安枕，犹之刘一日在越南保胜，法人一日不安枕也。”注17其后台湾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假若真能实行此策，则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必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但是，到了十月十九日，在这必须立即实施进山计划的最后时刻，他却扰豫了。此日，曾文溪一战之惨败，使他大为震惊。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却求助于神灵，焚香跪求，得签云：“木有根技水有源。”解曰：“求财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无回；出行多阻。”签语颇不吉利。适在此时，谭钟麟托人带信来，促刘永福内渡。同时，台南城内“粮饷已罄，人心已变，将有哗溃之虞”。这样，他才下决心“拚死也要内渡”。注18当夜，刘永福率其子成良及部将、幕客数人至安平，乘英国商船爹利士号渡厦门。
十月二十日，日本吉野、浪速、大和、秋津洲四舰进入安平港内，而炮台并不发炮，绅民始知刘永福业已内渡。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台南东门外教堂的英国传教士巴克雷等，至二层行村日军第二师团前哨报信。同时，沿海岸前进的右翼支队派人送来海军所得的消息，也证实了巴克雷等的报告。本来，日军决定于二十三日发动总攻。乃木希典见情况有变，便命令前卫司令官山口素臣提前占领台南。二十一日黎明，山口率队自二层行村附近的宿营地出发，从小南门进入台南府城。至此，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天的台湾民主国，终告灭亡。
十月二十七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十一月十八日，桦山又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台湾全岛平定”。注19但是，他高兴得未免太早了。“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注20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璀璨夺目的篇章。
注释：
注1 《刘永福乞总署代奏下忱书》，《普天忠愤集》第1卷，第23页。
注2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09410页。
注3 《张文襄公全集》，《中日战争》（5），第144147页。
注4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11页。
注5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第145页。
注6 《张文襄公全集》，《中日战争》（5），第148页。
注7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第145页。
注8 《上张香帅起义兵救援台湾书》，《普天忠愤集》第8卷，第24页。
注9 黄海安：《刘永幅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11页。
注10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第106页。
注11 吴质卿：《感事诗》，见《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
注12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11页。
注13 《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第495498页。
注14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6），的445页。
注15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6），第348页。
注16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78页。
注17 易顺鼎：《盾墨余余》，见《中日战争》（1），第147页。
注18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13页。
注19 《日清战争实记》第47编，第25、43页。
注20 《岭云海日楼诗钞》卷2，《送颂臣之台湾》。
结束语 甲午战争的结局及其影响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次战争是日本蓄谋挑起的。因此，对中国来说，它是一次反侵略战争，其性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战争指导上的失败主义，这次战争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近代史的前八十年当中，清政府领导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即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这五次反侵略战争的结局是相同的，最后都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其中，甲午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次战争，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沉沦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甲午战争的爆发，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早在一八六八年，明冶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宜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日本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为此，明冶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扩军备战活动。一八七O年，开始推行军制改革，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一八七四年侵略台湾受挫后，明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