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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村濬所说；“拟先调兵来防护”，含催促中国出兵之童，又是为日本出兵预留地步。袁世凯却见不及此，总是从好的方面考虑，以为同杉村濬有老交情，不会对自己过不去，说什么“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注11完全相信了日本方面的瞎话。
到了六月三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注12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六月六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注13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注14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馁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七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注15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按连发生了两桩事情：
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注16为“属邦”二宇，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注17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注18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衫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注19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九百一十人，为前锋。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九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一千零五十五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八日下午六时启航，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十二日上午十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百名，旱雷兵百名及步队三百名，乘海定轮渡海，于二十五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井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注20
六月十二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聂士成只是派弁兵一百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注21等语。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注22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注23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其实，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注24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巳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严世永抵达全州后，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继之以劝谕，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此时，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于六月十一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所谓《全州和约》：
一，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
二，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
三、严惩横暴富豪。
四，严惩不良儒林两班。
五、烧毁奴婢文书。
六，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原注：屠户卖肉者）戴平壤笠。
七、许青年寡妇再嫁。
八、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
九，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
十、严惩私通日本者。
十一，取消一切公私债务。
十二、土地应平均分配。注25
十二日，全琫准率起义军退出全州，撤至淳昌和南原一带。二十四日，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开始安抚地方。
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七月五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二十天。是日下午三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州城。全州城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查明流离失所者共九万家。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
七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注27即离开全州。十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则犹豫不决。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其禀文有云：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注28
聂土成电文的中心意思，是主张实行退却。这位被日人誉为“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注29的将领，为什么主张退却呢？这是因为“兵无常势”，而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只有采取兵法所说的“避实就虚之计”。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在军事上已失先著的情况下，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聂士成的意见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及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鸟圭介看到“朝鲜国内出乎意外的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入内地”，即曾致电政府说：“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陆奥宗光也认为：“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注30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逞其外交伎俩，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定然势所难能了。
十一日，聂士成又力请叶志超电李鸿章“请班师”。于是，叶根据自己的考虑，向李提出上、中，下三策。他把聂士成的建议作为“中策”，而另外提出了由北边速派大军的所谓“上策”。但是，兵机既钝，缓不济急，且无贯彻此策的决心和正确措施，结果仍是“迁延不断”注31，实际上无异于“下策”也。当天，李鸿章复电“暂静守勿动”。注32
聂士成提出“撤队内渡”的建议时，正是清军实行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难以再来。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并付诸实行，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之大错！这样一来，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处境愈来愈陷于被动了。
注释：
注1 《养寿园电稿》津院去电，《袁世凯致李鸿章电》（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
注2 “势道”，又作“世道”，用以称王族外戚之当权者。
注3 《梅泉野录》，第132页，见《袁世凯与朝鲜》第348－349页转述。
注4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32页。
注5 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第3页。
注6 《曰清战争实记》第1编，第33—34页。
注7 《朝鲜史》，高宗李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注8 注9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