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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地说明此行的目的，是想听取日方的讲和条件，而“结束目前这种不幸的战争状态”。十一月二十八日晨，德璀琳发信时，连所携之照会一并附上。并在信末告知：“我已决定今晚离开神户，但仍希望得到答复。”注11
在对德璀琳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上，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的意见并不一致。陆奥主张坚决拒绝接待，而伊藤则比较慎重。根据他的分析，中国在连败之后“不仅无一人维持政府，且瓦解亦迫在旦夕。实际上，北京已面临无政府状态，李鸿章不能离开天津。”因此，他认为：“德璀琳一行若提出条件，仅为同我会面而听从我之意图，则不能不决心改变其陷入无政府之状态。”注12可见，他是主张有条件地会见德璀琳的。正在两人相持不下的时候，德国驻日公使哥特斯米德在二十八日上午打给陆奥的一个电话，却使他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陆奥接到电话后，立即致电伊藤：“德国公使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已收到德璀琳的电话，间接地建议接见德璀琳一行。我惟恐接见德璀琳一行，将是外国干涉的开始。因此，我要特别重申我原来的建议。”注13陆奥的口气很硬，伊藤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意见。
是日，在伊藤博文的指示下，伊东已代治让兵库县知事周布公平出面，正式通知德璀琳：
“（一）台端乃非经正当手续的使节，因此不能和台端会面。
（二）今两国正在交战，倘有事商议，中国须通过正当手续，派遣具有能充分发挥实效之资格人前来。
（三）即使带有李鸿章的书翰，而欲以此举作为派遣正式使节的准备工作，亦必须是中国官吏，而且有权力、能完全代表中国政府的人。
由于上述理由；总理大臣不能和台端会面。又所带来的李鸿章书翰亦不能接受。”注14
对于周布的口头通知，德璀琳一言不发，却称：“本日接恭亲王电，日本政府巳承诺美国政府仲裁，本人已无须在日本逗留。恭亲王的电报乃二十六日天津德国领事致神户德国领事者。因此，本人必须立即返回。况且李鸿章的书翰，业已于本日邮寄伊藤伯爵。”注15
十一月二十九日晨六时零五分，德璀琳一行仍乘礼裕号由神户解缆，归航天津。
德璀琳东渡，只是清政府派出正式议和代表之前的一段插曲。对此，日人评论说：“德璀琳冒然而来，怅然而返，世人皆以为奇。”注16其实，这并无奇怪之处。派德璀琳渡日一事表明其乞和心情之迫切已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而日本政府拒绝接见德璀琳，则含有延长战事和避免外国插手而迫使清政府正式派遣全权使臣的双重目的。
注释：
注1 泰勒（Breut Taylar），德璀琳的私人秘书。立嘉（Alexander Michie），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及天津英文《时报》编辑，并充李鸿章顾问。
注2 《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十月二十六日。
注3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858号，附件。
注4 《李鸿章致伊藤博文文书》，见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14卷，第466页。
注5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电》，《朝鲜档》（2374）。
注6 北京美国公使馆：《中日议和往来转电节略》，见《中东战纪本末三编》第2卷，第32页。
注7 《赫德致金登干函》Z字第641号。见《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78页。
注8 《孙毓汶、徐用仪致李鸿章函》，《李鸿章未刊稿》（抄本）。
注9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851号。
注10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855号。
注11 《日本外交文档》第27卷，第858号。
注12 《日本外交文档》第27卷，第857号。
注13 《日本外交文档》第27卷，第859号。
注14 《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1），第258页。
注15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861号。
注16 《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1），第259页。
第二节 日军进犯山东半岛
一 威海卫的军事地位和防务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相对峙，共扼渤海的门户。故威海卫素有“渤海锁钥”之称。此地在古代本为滨海渔村，汉时称石落村，元时称清泉夼。明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曾设卫于此，名曰威海卫。卫城前临海湾，背枕群山，峰峦连绵起伏，三面环绕。港湾广阔，其南北两岸山势险峻，蜿蜓而东，犹如两条巨龙腾越海中，刘公岛恰似一颗明珠置于港口中央，形成二龙戏珠之势。在港湾附近，明礁暗石，森列潜藏；列岛群屿，星罗棋布。此港形势堪称险要。古往今来，曾有无数骚人墨客咏叹其险；如称：“形势天然鬼工造”注1，“巨镇天开海国雄，屹然海际跨瀛东”。注2绝非过分的夸张。
近代以来，威海卫的军事地位再度受到重视。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出兵进攻台湾，侵扰达半年之久。清廷切感海防空虚，思为亡羊补牢之计。同年十一月五日，恭亲王奕訢等奏称：“有鉴于前，不得不思毖于后。”注3奏上，谕沿海各省督抚“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注4于是筹备海防问题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最先提出在威海卫建立海军根据地的是郑观应，他说；“今宜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连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彼不能赴此而北，又不便舍此而东，则北洋之防固矣。”第二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筹办海防折》中进一步提出威海卫设防的具体计划：“威海地势……紧束，三面皆系高山，唯一面临海，而外有刘公岛为之屏蔽。刘公岛北、东两面为二口门，岛东口虽宽，水势尚浅，可以置一浮铁炮台于刘公岛之东，而于内面建一砂土炮台，海外密布水雷，闭此一门，但留岛北口门为我船出入。其北口门亦有山环合，可以建立炮台，计有三砂土炮台于内，有二浮铁炮台于外，则威海于口可以为轮船水寨。轮船出与敌战，胜则可追。败则可退而自固，此威海之防也。”当时，赞成此议者倒是不乏其人。但是，威海筑台设防需费极巨，一时不易筹办，故进展十分迟缓。
直到一八八一年，威海始成为北洋舰只的屯泊之所。注5同年，清政府决定在威海设鱼雷局，但未即兴办。一八八三年，李鸿章命候补道刘含芳主持，在威海金线顶建鱼雷库及学堂，并在刘公岛设水师机械厂、鱼雷营料库、雷厂等。一八八六年，山东巡抚张曜专程到威海进行实地考察，接见地方名流，以征询意见。注6次年，威海的海防工程才得以全面展开。是年，李鸿章奏派绥、巩军驻威海，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戴宗骞自带绥军四营一哨驻威海城郊和北岸；分统总兵刘超佩带巩军四营驻威海南岸。一八八八年，又调派护军两营驻刘公岛，以总兵张文宣为统领。以上各营皆直辖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战争爆发后，威海海防吃紧，绥、巩、护诸军又各增募二营。至是，威海驻军已达到十六营一哨。其驻地如下表（表略）：
在调派清军驻扎威海的同时，威海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等处还修筑了新式海岸炮台多座。这些炮台全系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大尉设计和修建。按照最初的设计，拟建炮台八座。后因海上防御仍嫌薄弱，又陆续建造五座。至一八九O年，威海共建成十三座海岸炮台。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国外。其中，除刘公岛西北端的公所后（麻井子）炮台和威海南口的日岛炮台外，皆配备以德国克鲁伯厂制造的大炮。公所后炮台和日岛炮台则建成“暗台”，采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大炮。此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坏击，燃放之后炮身即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降，复还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于中，上施钢盖，适与地平，所用炮手两人亦伏地中，以防敌弹飞堕。距阱稍远，多筑土堆，阱东土西，使敌疑惑。开炮之顷，烟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备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面，探视敌情，测量准的。”时人多称此台“厥制新异，足资海防”。注7一八九一年后，威海南北两岸又建造陆路炮台两座，以护炮台后路。战争爆发后，更在威海南北两岸炮台后路增筑临时炮台多座。至是，威海共修筑了各类炮台二十五座。
威海炮台工程之宏大，构造之雄伟，曾引起许多人的赞叹：“一台尽聚九州铁，熔铸几费炉中烟？”“意匠经营世无敌，人工巧极堪夺天！”注8李鸿章观察威海炮台后，也认为：各炮台“均得形势，做法坚固”，“相为犄角，锁钥极为谨严”。并夸口道：“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注9当时，人们只看到台坚炮利海防巩固的一面。而没看到炮台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的一面，结果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悄绪，从而给日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威海海岸炮台的主要缺陷是后路空虚而无保障。注10英人泰莱即曾指出：“威海南岸之陆路炮台，其后路外无保障，敌人可由此来攻也。”注11对于炮台后路空虚的问题，炮台设计者后来辩解说：“诸凡兴作之工程，皆余构运之心计也。惟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当时曾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是否怀挟私意，余不敢知，而职此之故，遂与当事者意见不洽。”注12尽管汉纳根把责任推卸给所谓“胶执成法者”，但还是承队了炮台设计中的问题。这是后来日军决定从威海后路“蹈瑕而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注13
战争爆发之初，李鸿章十分担心“威海南口太敞，日多诡计，设黑夜以雷艇入袭，恐自扰乱”。丁汝昌提出：在威海南北两口“布置水雷及制挡雷练木桩、鱼网等件”。注14适税务司德璀琳亦有同见。李鸿章便批准了这个建议。其办法是：将长丈余、直径一尺半左右的木材排列海口，以大铁索相连接，每隔一定的间距用锚固定于海底，以防风浪或潮水之冲击。木栏附近，遍设沉雷、浮雷、电雷等各种水雷。这就是所谓“水雷拦坝”。威海南口由刘公岛东端之东泓至日岛设木拦两层，布水雷五层；由日岛至龙庙嘴下设木栏一层，亦布水雷五层。北口由刘公岛西端之黄岛至北山嘴下设木栏两层，布水雷七层。两口共布水雷二百四十八颗。于是，威海南口全被堵塞，“在北口水栏中间设一活动口门，用时启开，平时关闭。有此水雷拦坝，李鸿章相信敌人势难越雷池一步。直到日军已攻占威海南帮炮台时，他仍然认为：“水雷拦坝得力，倭船必不敢深入。”注15。后来事实证明，水雷拦坝并不能使威海卫口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
原来，李鸿章曾经说过，威海卫海军基地“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注16这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始终是一个“守”字。早在一八七四年，他即提出：“中国兵船甚少，岂可往堵敌国海口？”并声称“欲其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