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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虽百般威逼，朝鲜政府仍严正指出：日本“严限实行改革的日期，不免有干涉内政之嫌。”注10并表示：“内政改革一事，须待贵军撤回之后，我政府可实行之。”注11拒绝了日本以高压手段强勒“改革内政”的计谋。此时，清政府主要依赖列强进行调停。在朝鲜，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的交涉已告终止，在北京，总理衙门与小村寿太郎的谈判表面上述在进行。先是七月四日，小村至总理衙门表示，“愿两国相商，不甚愿他国干预，以免日后牵制。”并说明“已按其外务电，予以商议之权，日内必能开谈”。注12其后，总理衙门与小村进行了两次会谈：
第一次会谈是在七月七日，中目方面参加的有奕劻、孙毓汶、徐用仪、崇礼、张荫桓五人，日本方面则由小村寿太郎携书记官兼译员郑永昌参加。其主要对话如下：
小村：“对于此次事件，如贵我两国不速开协商之端绪，恐日益受他国之干涉，此应为特别注意之事。”
孙：“贵政府对此事更应提出办法，我政府希望据此与贵署大臣达成协议。”
小村：“目前自朝鲜撤出两国兵员，乃谈判开始先应议定之事项。即对于搬兵之方法和时间进行必要之协商．此点仅供贵王大臣参考，故明言之。”
孙：“如同意以此为协商之第一项，本大臣亦表同感。”
奕劻：“早者明日，迟者亦不过后日，可答复之。”
小村：“此事急需处理，希望至迟后日必须答复．”注13
日本政府早就否定了中国提出的双方撤军建议，并决定制造决裂的口实，小村对此不会不知道，而他却主动提出再议撤兵问题，显然是有意地引中国上钩。奕劻、孙毓汶等误认为是列强调停奏效，欣然应诺，结果大上其当。
第二次会谈如约在七月九日举行，双方的参加人员未变。其主要对话如下：
奕劻：“望贵我两国进行协商，迅速结束此事。然而，目前两国派出众多兵员，一则使各国产生种种疑虑，难免会有来自他国的多方干涉；二则恐两国军队发生意外冲突，遂有破坏两国友好之悬念，故贵我两国谈判前互将兵员撤回，乃当务之急。”
孙：“顷接朝乱已平之报告，故两国兵员已无驻扎之必要。两国先将兵员撤回，然后再协商善后之策。盖两国撤兵乃执行《天津条约》之明文也。”
小村，“朝鲜目下安宁，然明日难期．一旦两国搬兵，乱必再起。故我政府力求两国充分协议，以绝乱源。谈判之始先商撤兵一事，亦为实现日后不再出兵之切望也。”
孙：“贵我两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而出兵，业已平安朝乱。今国王既请求撤兵，责我两国亦应遵照《天津条约》之明文，约定日期共同撤兵，是乃恰当之处置。”
小村：“在事情未定之时，我兵员决不撤回。”
孙：“目前两国出兵朝鲜，引起各国种种猜测，以至试图干涉之。为消除此患，惟有速撤两国之兵。况且撤兵之举，井非不再谈判。第一步先行撤兵，然后两国就劝告国王改革内政事进行协商。”
小村：“如此，为免于误解，本官可将贵王大臣意见之要点重复如下，现今朝鲜内乱业已平定，根据《天津条约》之明文，日清两国所派兵员应各自撤回。且两国驻兵朝鲜，亦有引起他国出兵之虑。因此，谈判非于撤兵之后难以进行。”
徐：“如是，无误。”
奕劻：“接到贵政府对我政府意见之回电后，望速报知。”注14
在这两次会谈中，中国方面都以避免他国出兵为词，强调两国撤兵的必要性。而日本方面需要的只是挑衅的口实，不是用道理可以使其转变立场的，其结果也就不难预期了。
到七月十四日，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送来了日本政府的照会，内称：
“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注15
这就是陆奥宗光的所谓“第二次绝交书”。其中，不仅断然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双方共同撤兵的正当要求，还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罪责推给中国。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注16，幻想依赖列强折冲调停，到此终于落空。
在此阶段中，李鸿章对俄国的干涉抱有很大幻想，故在军事上仍不积极准备。这与光绪皇帝的态度适成鲜明的对照。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光绪曾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但是，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先开衅，仍不积极进行部署．六月二十九日，丁汝昌请战，提出：“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拚战，决一雌雄。”注17七月初，叶志超有移军水原的建议。在此以前，袁世凯也曾提出：“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注18不久，汉城即风传聂士成“准备以谒见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大鸟圭介听说后，异常惊慌，准备制止，如不听其劝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注19可见，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在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而李鸿章却认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注20及到七月十日，聂士成请求“撤队内渡”时，李鸿章又未能当机立断，再一次失去了撤军的大好时机。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愈来愈陷于被动，这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极大失误。
第四阶段：从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是主战空气高涨面又希望转圜的阶段。
七月十五日，即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皇帝颁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有关朝鲜问题的对策。十六日，中枢诸王大臣会议。会议间，翁同龢，李鸿藻主张续派军队，而奕劻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会后，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注21
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注22
在朝廷的严令下，李鸿章才开始增派军队援朝。此时，主战的空气渐趋高涨。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为今之计，与其后日添防，老师匮饷，縻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倘该夷自揣理屈，退兵守约，诚国家福．设仍相抗，即以一战，挫其凶锋。”注23礼部右侍郎志悦亦上疏称：“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扰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井指责依赖列强调停之失当：“全凭口舌折冲，虽俄，英各使逞辩苏张，果能化弱为强，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乎？”注24翰林院修撰张謇则上书翁同龢，为“中国之兵狃于庆典，不开边衅，翱翔海上”的情况担忧，提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注25这些议论，多是批评前此已失机宜，应为亡羊补牢之计，力争在军事上掌握主动权。
但是，也有一些官员虽不反对主战，但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给事中余联沅认为：“轻于开衅，则兵连祸结，恐无已时，急于求和，则贻患养骄，亦非至计。当此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而大局所关，一有不慎，则成败利钝争于顷刻。”建议朝廷：“饬下廷臣密议，广集群策，独运宸谟，计必出于万全，事无持夫两可。”注26他主张或战或和皆须慎重。御史种德祥则忧虑北洋陆军不可恃，想战而不可能。他指出：“然则今日即不遽战，尚安得不筹战？而臣独不能不长虑而却顾，何也？北洋水陆诸将，即使尚有可恃，亦必不堪疲于独战，况未必可恃乎？其势将不得不搜起宿将。然所号宿将者，臣夙知之矣：名位已极，家实已厚，精气久耗于利欲，而勇悍非复其往时，仍泯然庸众人耳。”注27工部郎中端方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说，“然前谋之不预，持之未坚，则本根动摇，事变杂出，或因小有胜负而浮说已兴，或固谋出老成而赔偿如故。从前俄，法衅端，其初未尝不言战也，而卒归于失算，则谋之不预，持之不坚也。而犹能终归于和，则以其始之不忘战也。况今日之事强弱众寡迥不相侔哉？”并提醒朝廷既战而应善其后，因为“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万一小有挫衄，则主和者得以阻挠，主战者无所依倚，势必人心震恐，致坏大局”注28这些议论提出的问题，显然都是确实存在而且应该注意解决的。
那末，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是否已趋于一致呢？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电询津海关道盛宜怀：“日来情形如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盛宣怀在复电中称：“上主战，派翁、辛会议，内外臣尚合拍。”注29这是他有意地做官样文章，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事实上，他也无法如实回答。此时，中枢的意见并未真正绕一，除翁同龢、李鸿藻外，多数人仍然幻想依赖列强调停，并无主战的决心．七月十八日，以翁同龢领衔的《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折》便反映了这种首鼠两端的情形：
“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此次派兵前住，先以护商为名，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现动静。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盖国家不得已而用兵，必须谋出完全．况与洋人战，尤多牵掣。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盖英最忌饿，恐中倭开衅，俄将从中取利也。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且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然果事至无可收束，则亦利钝有所勿计。”注30
此折反映了中枢内部和战两歧，实际上是和战两派妥协的产物。会议的结果，仍然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但以和商为主的方针。当时，中日两国的交涉已经中断，所谓和商也只是通过第三国的英国来继续调停而已。
由于清朝当局幻想日本会“有悔祸之心”，而且相信列强“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