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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接阅日方提出的和约底稿，为之愕然。他早就知道日本所欲甚奢，但还未料到苛酷到如此程度。急与科士达相商，科士达建议“请总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即日傍晚，李鸿章分两次将日方约稿条款电告总理衙门。并将科士达的意见相告：“查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以上情节，并祈密告知三国公使。至日本所拟通商新约详细节目，一时务乞勿庸告知各国，恐见其有利可沾，彼将协而谋我。”注3上电于四月三日到京，军机大臣先将约稿梗概上奏光绪。又重抄两份呈递。彻夜抄录，至四日上午九时始毕。随后又按李鸿章一电，略言：“彼武员专政，虽伊藤不能争。”并谓“此事恐难结局。”当天，光绪召见枢臣议商，其“意总在速成”。翁同龢力言台湾不可弃，与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发生龃龉。上午十点一刻，时恭亲王奕訢卧病在府，世铎、奕劻与各枢臣往商。奕訢主交廷议，而持之不坚。孙毓汶力争须和，并言：“‘战’字不能再提。”奕訢病甚重，唯唯而已，最后执孙毓汶之手曰：“是。”注4议无所决。
李鸿章等不到清廷的复电，而四月五日的限期已到，乃对日方的和约底稿拟一说帖。内容分朝鲜自主、让地、兵费及通商权利四项。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余三项皆有所驳论。如：“让地”一项揭露日本的谎言：“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并告诫日本当局：“徒恃其—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兵费”一项曰：“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迄今所费详细数目，未睹官中簿籍，虽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通商权利”一项称：“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于华商所设制造厂所极有妨碍，国家自不能不出力保护。”如果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华商之制造厂所立即挤倒矣。”注5
陆奥宗光读完李鸿章的说帖，认为“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他立即携往梅坊，与伊藤博文相商。伊藤读后大为恼火，认为：“如果不先加以彻底的反驳，使其迷梦觉醒，恍然悔悟，则对方终不能了解现在彼我之地位，将续作痴言哀诉，徒使谈判延长。苟我不指出其论点的谬误，可能使局外第三者发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陆奥认为：“一开论驳之端，彼方亦必有再三反驳的余地”，“与其在空洞的理论上和他们哓哓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也就是说，不跟中国讲道理，专要中国谈“事实”，以迫使中国屈从。伊藤终于同意了陆奥的意见，于四月六日致李鸿章一照会。略云：
“应知由于战争结果所要求之条款，自不能与在通常情况下谈判某事件相提并论。故日本全权大臣对于我方所提出之媾和条约案，再请中国全权大臣明确答复对全部或每条允诺与否。若条款中有希望修改者，亦希逐一开明条项以约文之体裁提出。”注6
李鸿章接到日方照会后，当日致电总理衙门称：“说帖大意，于让地一节，言奉天南边割地太广，日后万难相安。赔费一节，言中国财力短绌，万办不到，非大加删减不可。通商利权一节，言子口半税减为值百抽二，并将一切税钞豁除，与各国定章不符。又机器进口改造土货运入内地免税，亦难准行。以上已摘要答复，而彼嫌未说明所欲允之意，注意仍在让地、赔款两条实在着落。若欲和议速成，赔费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停战期只剩十余日，事机急迫，求速代奏，请旨示复，为幸！”注7他估计“赔费恐须过一万万”，未免把日本的胃口看得小了点，但断定“让地恐不止台，澎”，却看准了。当时，枢府诸臣仍在争论割地问题，意见相持不下。四月六日议事，争论又起。翁同龢激昂慷慨，力陈台湾决不可弃。其他枢臣多主弃台湾而保奉天南部。翁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众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翁同龢孤掌难鸣，弃台派占了上风。因按众意拟复李鸿章电旨。八日，奏事太监传慈禧旨意：“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注8然而，在割地问题上，无论是哪一派观点，都只是一种主观愿望，不可能以此来填满日本的欲壑。在左右为难之中，只好由总理衙门发一封语义含胡的电报给李鸿章，内称：“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敌意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注9正如有人指出：“这个电旨的措词，在廷臣争吵之后，对割地无肯定指示，却责鸿章‘不得退避不言’。互相推诿，其情可见。”注10不过，电旨虽对割地无肯定意见，然细揣旨意，实暗寓“极尽驳论尚不能得”时可弃两地之意也。但是，清廷在割地问题上仍然抱有幻想，故又指示李鸿章：“先将让地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彼信中原有某某款不允之语；不嫌反复辩驳也。”注11日方将此密电译出，完全摸到了中国方面的底。
日本方面深感双方反复辩驳，只能使谈判延长，这是对日本不利的。而要早结束谈判，只有对中国全权大臣采取威胁手段，这就是陆奥宗光所说的“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日方考虑到李鸿章的威望和影响，决定先从李经方身上下手。先是在四月一日，日本政府即经谭恩转电北京云：“李中堂现虽较愈，未免所商之事现须从缓，日本拟中国如电派李经方，亦予以全权之任，日本可以接待。”清廷正急切谈和，当无不可，便于六日经田贝转电日本云：“中国因李中堂伤病未痊，添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商议和约。”注12同一天，李鸿章也向伊藤博文致送了同样内容的照会。日方于四月七日复照，表示承认李经方为全权大臣。
此时，双方全权都在为下一轮谈判作准备。李鸿章拟定了一份商改约稿节略，堆备于四月八日晚上送交日方。此节略云：“查日本约稿所拟请让奉天南部地方，内有辽阳州等处与台湾全岛，皆日兵所未到者，未便请让。又欧洲向例，险要之地虽为敌国兵力所据，仍应让还。旅顺口、大连湾乃北京渤海最要门户，应照法国俾路佛之例，让还中国。”又云：“此次兵端，并非中国先开，亦未侵占日本土地，论理不应认赔兵费，即使赔费，亦只应算至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认明朝鲜自主之日止。其款既以兵费为名，即应查明用兵所费实数。”注13于是，李鸿章于八日中午复电总理衙门称：“昨接唐抚（景崧）电，敌未来犯，军民心固，似可坚守。鸿断不敢轻允割弃，已于另备节略中驳论及此。但窥日意，扔逐日由广岛运兵出口，恐添赴台，将有南北并吞之志。皆饬让地以一处为断，极是正论，自应如此立言，不知将来能否办到。日原图所划奉天经纬线度，竟连辽阳、田庄台、营口均包在内。辽阳未失，尚易辩驳。此外日兵已据之地，彼已设官安民，极力争论，未易退让。可俟会议时，察酌妥议，似难由我预为决定。总之，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注14
此电刚发，伊藤博文即派专人邀中国新任全权大臣李经方至其行馆谈话。伊藤对李经方大肆威胁，施行外交讹诈。伪称：“此次停战，由伊力持乃允。各武员预备兵马粮械齐足，必欲分道直攻北京，再行议和。现期已迫，断难再展。”又谓：“尊意欲将奉境全行收回，万作不到。南北两处均要割让，仅让一处亦断不行。该国已用兵费，实系太巨，所索三万万，即欲减少，能减无几。此我国上下文武熟商而定，特据实密告。”注15最后，厉声恫吓说：“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李经方经此一吓，先自怯了七分，所携之商改约稿节略亦不敢交出，答以：“回去与父商议后，再行提出答案。但答案万一不能使日本全权大臣满意时，希望不因此招致日本全权大臣之盛怒，以致谈判破裂，使九仞之功亏于一篑。是以诸事皆请海涵。”注16简直是在哀求告饶了。
李鸿章据李经方之回报，即致电总理衙门云：“鸿再四筹思，时迫时急，姑据鄙见，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俟后再说。赔费即遵电谕，以一万万应之。明日再将约稿送交，看其能否转圜。会议后，再详晰电奏。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外为止。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注17并据此意拟定修正约稿，于四月九日送致日方，乃约定于十日继续谈判。
四月十日下午四时十五分，中日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举行第五次谈判。李鸿章以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中方参加者还有全权大臣李经方、参赞伍廷芳、马建忠及罗丰禄。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出席。日本参加者除全权大臣伊藤博文之外，还有伊东已代治、井上胜之助、中田敬义、陆奥广吉、楢原陈政五人。闲谈片刻后，伊藤即转入正题，并拿出准备好的改定条款节略，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根据日方提出这份节略，中国的下属领土皆永远让与日本：一、盛京省南部地方，从鸭绿江口起，溯江抵安平河口，从此划线而抵凤凰城、海城及营口，以上指名之地亦在所让境内；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三、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四、澎湖列岛。赔款则减至库平银二万万两。李鸿章阅读日方节略的中文本后，曾就赔款和让地两项进行了辩驳。伊藤对李鸿章说：“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目前最需我等努力者，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