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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考试我没有通过，考试那天我赶去学校路上摔倒，带有有轻微脑震荡，坐在街边缓了很久才勉强站起来，有警察过来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回答没有，谢谢。考试迟到了四十分钟，教授已经拒绝我进场。我恳求他，告诉他我除了意外，让我看一看试卷也好……教授见我摔脏的衣服和狼狈相，大约是动了恻隐之心，让我进场。做题的时候我只感到头晕，试卷在眼前一直在不停地摇晃。我又似乎觉得如果我没有出意外也考不过。我忘记怎么回到住处的，那时我刚刚交保险，还未生效，不敢去看医生，便独自在家休息了几天。
我未能入学，不得不想到这一年的出路该如何安排。休息一阵，开始重新上语言班突击考试。学费太贵，我极其心疼，每天都没命地早起晚睡。拿回大叠大叠的作业，一边守在摇篮旁边一边做题，字典和尿片放在一起——其实这还好，怕的就是幼儿总不睡觉，我常常不得安静的空闲。
语言班里有各国的青年，大都这样的活泼好动，他们的生活自由散漫，在欧洲大陆和全世界跑来跑去，天天搞聚会，奔放起来管你认不认识拉着手就一通打哈哈。火辣的西班牙女郎，口语课上最积极，动词变位和宾格全是乱来的，但却总是让人听懂她想说什么——他们拉丁语系印欧语系的母语者学起德语来都轻松好些，至少容易开口便来，可我思念本科下来，笔头尚可，口语还是困难。
在单身母亲的家里我做了接下来的三个多月保姆，熬过了一个下暴风雪的冬天。难怪德国式一个产生童话的国度，初见暴风雪和气候的景色叫我惊叹，像格林童话里的样子，那么厚的雪，房子街道骑车全都变成了圆圆胖胖的白色物体，俯瞰大片树林像一块提拉米苏奶油蛋糕……
圣诞节的时候家里的女主人带着孩子去瑞士和朋友团聚，让我一个人留下看房子。她走之前非常委婉地表示，要暂时扣押我的胡早留底，我觉得十分屈辱，但还是不得不忍受。
我开始懂得什么叫寂寞。节日一来就没有商店营业，夜里街道上安静得像有鬼，我不得不总在家里囤积食品过日。五点钟天就黑了，积雪在夜里是暗蓝色的一片。他人的家里正在欢喜团聚，我寄人篱下举目无亲，孑然一身。心下忽然真的明白，对于除了自己之外的一切，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是根本无法依靠。
过了一些时候，中国春节到了，但这里不过像平常一样没有区别。一个语言班同学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现在在慕尼黑，重病了，却有一个口译的活要接，陪同三天，实在找不到人顶替，又不能丢了这份工作，想让我去，也可以住在她的地方。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又不想再做保姆，索性辞掉了去慕尼黑。
我在慕尼黑一边打工一边自学备考，与那个中国女生同住。日子过得很静。每日造成步行去餐厅打工，下午三四点下班，我便走回家来看书，半路上总有一个拉手风琴的卖艺者，有时候坐下来听听他。他的琴声这样欢快，我在旁边坐下来一刻，都快忘记了前世今生。
我的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家里时不时有人在房间里面party，大声的音乐和大量的啤酒慢慢一屋子，凌晨到了，年轻男生便带着女孩子回家。那些日子我如果没有参加就会嫌吵闹，一个人走出门去散步。大多数都会边走边吸一口烟。那个时候我开始吸烟了。
我打工的地方是宜家土耳其菜的餐厅，老板叫阿默德，是一个德籍的土耳其人。第一天来上班，他见到我便与我来了一个热情的贴面礼，大声说到，啊，我还去过你们国家的广州谈服装生意。印象最深的是你们吃饭用的是那种可以旋转的餐桌……
三十多年前阿默德全家都移民过来谋生存，而今状况已经好了很多。他在土耳其还有服装厂。阿默德体格高大，理的是那种接近光头的德国军官似的发型，有一张带笑亚细亚特色的脸孔，常穿厚麻布的卡其色衬衣，细致地扣好领口顶端和手腕上的扣子，带俄产的苏联军用风格的机械名表，且喜欢将衣摆扎进皮带。他身材很好，没有欧洲人的大肚腩，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有时候作派很像德国人，有时候又很像热情的土耳其人。
阿默德自从我来上班之后便对我十分宽容有好，我如果需要请假他都不会介意。在他的餐厅，我的工作就是洗碗洗沙拉数次啊，西餐碗盘又多，我在厨房总是昏天黑地也洗不完。打工的时候我的手曾一度对水过敏，皮肤通红，另一个洗碗工发现了竟然是去老板那里投诉我有皮肤病，我举起双手向阿默德解释是过敏，他什么也没有多说，带我去看医生，又给我买了胶皮手套。在疲倦的夜里，我躺在床上想起来这一点恩情来竟然就落了泪。但其他也不再有太多感受，总觉得日子因为安静，所以也算还好。
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没有特色，但累计起来看却已有可回味之处。
这个城市何等的干净，好像是从森林中冒出来的一半。巴伐利亚历史悠久，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慕尼黑再欧洲旅游城市之中非常受欢迎，附近就有从前只在环球风光挂历上见过的城堡和森林，我实在是欢喜高兴。
我打着背包去过附近好些地方，去天鹅堡，坐上个一天一夜，冷得发抖睡不着，头上是夜穹清朗，从未讲过这样灿烂的星辰漫天。在公路边徒步，偶尔会有人把车停下来问我要不要搭车。我给他们笑容和谢谢，只继续走路。
阿默德说她的小女儿喜欢中国，让我去他家作客顺便下厨。我进他家的时候，来开门的是一个扎着头巾的矮个土耳其妇女，传统而朴素，我以为是他们家的保姆，点头问好，眼睛却往里望，等着见他的妻子，我想大概应该是一个很高大的德意志风格的女人。
一直没有那个女子出现，我只见到了他的九岁小女儿和十六岁的儿子。两个孩子都十分礼貌，小女儿尤其可爱。儿子大概正值叛逆沉默的青春期，与我打了招呼之后便独自上楼去了，知道阿默德又叫他下来，他才拿了一副装在牛皮筒里的国际象棋来与父亲下棋。阿默德告诉我，这个沉默不语的儿子在他们学校国际象棋社团成绩优秀，他极喜欢国际象棋。
在我在厨房准备做一道中国菜的时候，无意中听到小女儿叫那个妇人“妈妈”，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阿默德的妻子。我忽然觉得有些好笑和失望。
我在他家下厨做饭，和他的全家人一起吃。饭后我们又一起喝土耳其红茶。他的聊天让我觉得费劲，大概是因为我德语不佳，进行起来非常疲倦，夜里他留宿我，说楼上有客房。我没有留下，他便开车送我回到住处。
在我下车的时候他又突然叫住我，用英语问我想不想打一局桌球。我关上了打开的车门重新坐定对他说OK，他便开车带我去了。
他一路上都开着radio，调到了怀旧音乐频道，全都是老歌，一首接一首。遇到主持人播报的下一首是他喜欢的，他便兴奋地一拍方向盘，叫Bravo。
他显得非常高兴，一路唱着各种路牌的老歌开刀了一家西班牙风情的小酒吧。我们在角落的小桌边坐下，要了两大杯的黑啤酒，他要了一包骆驼牌香烟，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吸烟，请你别介意。
旁边便是打桌球的人，他挑了球杆，一个人在那儿打，后来又邀我去一起打。我球技不好，他边笑边把球全都摆好位置让我再来，非常逗笑。我们打完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听小乐队演出，主唱是一个看上去极有佛朗明哥气息的西班牙女郎，风尘味在她的身上如成熟的石榴一般性感艳丽。她唱的是老慢摇歌《Quizas，Quizas，Quizas》，西班牙文的歌词，几个穿夏威夷衫的胖乐手在歌女身后的阴影中伴奏，轻轻摆动身体。这首歌节奏这样的暧昧优柔，如同最性感的红与黑的舞步，进退妖娆。酒吧里的男人，木管逡巡在她的丝袜搭扣以及漆皮胸衣上，在所有的暗处轻轻微笑，唯独她像一朵艳红的因素花，唱得这样的轻松尽兴，如梦一般，好像忘记了年轻时候的忧愁和爱情。这歌女的声音像是挑探戈的女子轻佻伸出的小腿，令人能在波尔多的酒红中窥见少女时代的艳丽裙摆。我却模模糊糊想起了五六十年代的黑白。
阿默德又要了两瓶黑啤酒，他用英文跟着曲调独自唱到，perhaps，perhaps，perhaps。摇着头轻摆身体，自得其乐。
他去付小费点歌，乐队便又奏了《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Casablanca》、《Istanbul》等等老歌，他邀我跳舞。我笑着摇头，他便把我一把抱下了高脚凳，要拉我一起尽兴。
夜深时他与我说话，我于Ayse已经离婚七年了。
我吓了一跳，问，Ayse是谁，他说，就是家里的那个主妇。
后来我又去过阿默德的家里数次，Ayse仍然带着头巾，永远都是在做事。银对自己的婚姻抱有遗憾和羞耻，他的妻子对我说起她自己时常不快乐的时候，竟笑得羞赧而灿烂。十五年。十六年的家庭主妇生活。从一个心如清湖的纯善少女，直接过渡到与一个男人日夜厮守的主妇生活。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为他生儿育女，打理一个家庭，跟随他事业的变动而背井离乡……而男人以及他的家人对待这样一个贤良妻子的态度，竟与对待一个仆人无异。犹记得晚饭过后，阿默德和他的孩子们全都懒懒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着她端来甜点。她说，我想送蛋糕给娘家的父母。说完却没有人搭她的话，更没有人愿意陪她在夜里出门。
最后她叫上了我，拿了丈夫的车钥匙，独自开车送蛋糕给娘家。
那夜车开到了郊区，她忽然哭了起来。我没有说话，静静坐在车里，听着她的哭声：为着十五年漫长而沉闷的不幸婚姻，或者静静是这一个叫人易感的晚上。
十六年，今后还会更长，更长。她知道在她自己的一生里，别无选择的年岁实在是太长了。她擦干眼泪，笑着说，对不起，我不该这样。
我说，没关系。
阿默德离婚七年，仍然与家人一直在一起，因为他有一双儿女。他爱这双儿女，不愿意他们生活在缺少一方父母的家庭里，儿Ayse又是传统的土耳其家庭主妇，离开丈夫便没有生活来源。所以他留下来。
他告诉我这些之后，看着我的眼睛，只是说，我是一个很老的人了，很老的人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离婚。他说，因为我和Ayse是完全不同的人。
9
像是走进了一部布景地道的欧洲电影，只是身边还没有撑着黑色雨伞，竖起毛呢风衣领子并且沉默不语的行人北影。我总觉得四月就改是属于伊斯坦布尔的。一条街道便是一场帝国旧梦。一片落叶便有一则皇朝陈事。我睡前还听得见窗外欢快的歌舞声，就此如梦便觉得欣悦。
阿默德的制衣厂在南部一个小城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