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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像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么公民社会就应该像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健全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媒体固然也很重要，但活跃在媒体的无数为“公共领域”服务的斗士，他们本身也是大学的“成品”。另外从结构角度看，媒体还有一个先天的弱点，那就是大部分传媒机构本身也是经济组织，或亚经济组织，它们也要营利；而一旦维护正义与追求营利两者发生冲突时，事情就会变得不妙起来。大学则不然。大学乃“天下之公器”，本质上自当是公益机构。维持大学运转的经费来自社会，这是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大学不是为赚钱而存在的，这是大学区别于所有经济组织的根本标志，它没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可图。这种“清白”的身份使大学面对社会时身正声朗，凛然而无所畏惧。
从近现代教育史的实践历程看，大学乃是通过坚持下列理念而履行其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职责的，即教育、学术独立，知识的崇高地位，教育的世界性以及人格本位的 教育原则。在金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这些“理念”之发生与历史演进的精当阐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
21世纪的中国大学应是中国现代早期伟大的高等教育传统的继承者。令人可喜的是，虽然中间有过一段历史曲折，但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确实正在重构、整合、崛起之中，它必然会伴随着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前行而日益成熟起来。中国大学之“理念”不再稀缺、中国大学成为社会良知维护者与代言人的那一天，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成功就不远矣。
我的大学观
大学生的精神升华
雅斯贝尔斯
（18831969），德国哲学家，晚年入籍瑞士。本文节选自作者《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题目为编者所加。
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
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的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而无所适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他们就必须经历人生追求真理的痛苦磨难去寻求理想的亮光。
我认为，大学的理想始终存在着，只要西方国家的大学里还把自由作为其生命的首要原则，那么实现这种理想则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依赖于理解这一理想并将它广为传授的单个个人。
年轻一代正因为年轻气盛，所以从其天性来说，他们对真理的敏感速度往往比成熟以后更为灵敏。哲学教授的任务就是，向年轻一代指出哪些是对思想史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不能让学生们把这些哲学家与普通的哲学家混为一谈。哲学教授应鼓励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科学的意义的把握，让他们认识到生活在大学的理想之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创新、去建设和实现这一理想，他不必讳言知识的极限，但是他要教授适当的内容。
精神贵族是从各阶层中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的永不衰竭和才华横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但是，由于精神贵族只能在民主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不是出自自我的要求，因此大学必须为他们提供机会。大学就是要求在成绩和个性方面都十分突出的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
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的更新要与整个人类观念的改变联系起来把握，其结果仿佛会导致国家观念的觉醒。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懂得怎样运用权力，惟其如此，国家的意义才能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思维方式中。如同所有精神生活一样，国家不断校正自我的形象，在精神的斗争中显示出自由，精神通过共同的任务存在于与它相连的对立面中。这样的国家充满了尊重知识的气氛，因此，在大学的精神创造中不仅要寻求最透明的意识，而且还要寻找国民教育的根源。
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性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他的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
原则上，学生有学习的自由，他再也不是一个高中生，而是成熟的、高等学府中的一分子。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当然，也允许他们有懒惰、散漫，并因此而脱离学术职业的自由。
如果人们要为助教和学生订下一系列学校的规则，那就是精神生活、创造和研究的终结之日。在这种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人，必然在思维方式上模棱两可，缺乏批判力，不会在每一种境况中寻找真理。
假如我们希望大学之门为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敞开，就应该让全国公民，而不是某些阶层中的能干人拥有这项权利。这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些需要特别技巧应付的考试而淘汰了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人。
通过一连串考试，一步步地抵达目的地，这种方式对不能独立思考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考试则意味着自由学习的结束。大学应始终贯串这一思想观念：即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谁要想找一位领导者，就不该进人大学的世界，真正的大学生能主动地替自己订下学习目标，善于开动脑筋，并且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大学生在交往中成长，但仍保持其个性，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敢拿自己来冒险的个人。这种冒险既是现实的又必须带有想像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被召唤成为最伟大的人。
最后一关是考试，而考试只是在证实已经发生的事情：学生运用他的自由对自我做出选择。如果经过严格条件挑选出来的大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仍要走一条由学校规定、控制的安稳之路，然后达其终点，这就不成其为大学生了。高等学府的本质在于，对学生的选择是以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行为为前提，他所负的责任也包括了到头来一无所成、一无所能之冒险。在学校里让学生在精神上做这样的选择是最严肃的事情。
精神贵族与社会贵族迥然相异，每一个有天赋的人都应该寻求读书的机会。
精神贵族有自己的自由，不论是在达官贵人或工人群中，在富商人家或在贫民窟里，均可发现他们，但不论何处，精神贵族都是珍品。而进人大学学习的年轻人便是全国民众中的精神贵族。
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订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想像力：大学存在的理由
怀特海
（1861—1947），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本文选自《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题目为编者所加。
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从它向学生传授纯粹知识方面，也不能从它为院系成员提供纯粹研究机会方面去寻找。
因为，这两种职能也可以在花费巨额开支的学校之外的地方，以较低的费用得以实行。书本的费用不高，学徒制也为人熟知。就传授纯粹的知识而言，由于15世纪印刷术的普及，大学已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然而，建立大学的主要推动力却正是自那以后产生的，而近来这种推动力还更为增强了。
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像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就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像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在此，一件事实将不再是纯粹的事实，因为它被赋予了全部的可能性。记忆不再是一种负担，因为它如同我们梦境中的诗人和我们的目标设计师一样富有生机。
想像与事实不能分离。想像是探明事实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在于，引出适应于事实的一般原则（正如事实的存在一样），并对符合这些原则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理智考察。它能使人建构一种新世界的理智的远见，并以提出令人满意的目标来永葆生活的热情。
青年人是富于想像的，如果通过训练使想像力得到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