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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一书发表后，立即掀起了一阵大叫大嚷的反对声，因为它被称为有产生“危险的革命”的倾向。①一个名叫亨利？斯塔布的博士专门写了一本书反对培根的新哲学（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名字肯定要被人遗忘），他将所有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都痛斥为“亲培根的一代”。甚至连英国的皇家协会都反对《新工具》，因为皇家协会认为，“经验哲学颠覆、动摇基督教信仰”。
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被宗教法庭当做异教徒而加以迫害，开普勒便被宗教法庭贴上了异教徒的标签。“因为，”他说，“我似乎总是攻击与上帝命令一致的那一方。”甚至连淳朴的牛顿——伯奈特主教认为牛顿是他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牛顿的心灵淳朴得如同一个婴儿——也因为其伟大的发现，即万有引力定理，而被指控为有“推翻上帝”的罪行。富兰克林也因为揭示雷电之谜而受到了同样的指控。
斯宾诺莎也因为其哲学观点而被开除了他的犹太教籍。犹太教认为他的哲学观点违背宗教教义。以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暗杀者一直企图暗杀他。斯宾诺莎一直到最后都仍然保留有这种勇气，完全靠自力更生生活。他去世时，一贫如洗，惨淡凄凉。
笛卡尔的哲学被斥责为敌视宗教；洛克的学说也被说成产生了唯物主义；在我们这一时代，布坎南博士、塞奇威克先生以及其他资深的地理学家都被指控为企图推翻《永示录》中有关地球形成及其历史的启示。确实，在天文学领域，在自然历史的领域以及在物理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受到偏执和心胸狭窄之人的攻击，并被痛斥为“异端邪说”。
其他伟大的发现者，他们虽未被指责为敌视宗教，但也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强烈谴责。哈维博士发表他的血液循环理论后，他的业务锐减②，整个医学界都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我所做的几件好事”，约翰？韩特尔说，“无不伴随有极其巨大的困难，无不遭遇过极其巨大的阻力。”查尔斯？贝尔先生在从事他关于神经系统的非常重要的研究时，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如果我不是这么贫困，如果我不遭遇如此多的烦恼，我现在该多么幸福呵！”他对神经系统的研究导致了生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但是，他自己说，自从他的发现依次发表后，他的业务明显减少了。
因而，几乎每一知识领域的拓展——这些知识领域的不断拓展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天国、地球以及我们人类自身——都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伟人们的热情、专一、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巨大的勇气息息相关。这些历史上的伟人，无论他们的同龄人怎样谩骂和反对他们，也阻止不了他们成为极具荣誉的开明人士。
不公正地、褊狭地对待历史上的科学巨人对我们今天不无教训。它教导我们，对待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如果他们耐心地说，诚实地思考，以及自由真实地说出他们的信念，我们就应该保持克制，不能以势压人。柏拉图曾经有言：“世界也就是上帝交给人类的书信。”因此，研读上帝的书信，诠释上帝书信的真正意义，就只能使人类更加深刻地感受上帝的力量，就只能使人类更加真切地感受上帝的智慧，就只能使人类更加感恩戴德于上帝的恩赐。
这就是科学殉道者的勇气，正如光荣是信仰的殉道者的勇气一样。为了问心无愧，许多人，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甚至在没有一丝一毫的鼓励和同情的环境中，他们能温顺地忍受一切不公正的遭遇，这种勇气要高于在炮火连天、杀声震天的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因为，在战场上，即使是最懦弱的人也能感受到战友们热切同情的鼓励以及军中楷模的激励。时间也许会逐渐淡忘那些殉道者的名字。这些殉道者因为信仰真理，即使在面临艰难险阻、惨遭不幸和身陷绝境之时，他们也仍然会在世界的道德战场上坚守正义，他们会英勇无畏地面对这一切，他们会甘愿为了其所信仰的真理而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而绝不会背弃自己对真理的虔诚信仰。
历史上，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因为其高度的责任感，无不表现出极其达观的勇气，继续为我们作一些可以预见的极富睿智的历史预测，甚至一些女性，一些温文尔雅、贞淑娴静的女性，也和男人一样，为了真理和正义，也能表现出极其坚定、无所畏惧的勇气。
例如，安娜？阿斯库，即使被施行脱肢刑致其骨关节脱臼时，她也绝不呻吟一声，只是一动不动，静静地注视她的施刑者的脸，她绝不向神父忏悔，也绝不放弃坚定的信仰；又如拉迪米尔和里德利，她们既不哀叹她们不幸的命运，也没有在临刑就义之前表现出惊惶紧张，而是像一个新娘一般欢快地走向祭坛，慨然赴死——其中一个祝福另一个“振作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将沐浴上帝的恩赐，在英格兰点燃永不熄灭的智慧之火，智慧之火所折射出的理性之光将恩泽整个英国”。还如玛丽？戴尔，一个贵格会教徒，当其因为对人民群众的布道而被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处以绞刑时，她面不改色，迈着坚定的步伐登上绞刑架。在心平气和地对站在其四周的人们发表就义前的演说之后，她任由刽子手施刑，然后平静地、快乐地死去。
虔诚善良的托马斯？莫尔先生也表现出了伟大的勇气，他也心甘情愿地走向断头台慨然就义，而绝不愿背弃他对真理的信仰。当莫尔最终决定坚守他的节操时，他感到他赢得了光荣的胜利。莫尔对他的侄儿罗波尔说：“孩子，我感谢我们全能的上帝。战斗就是胜利。”诺福克公爵告诫他注意危险：“总之，莫尔先生，与帝王抗争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帝王一怒，顿时便会尸横遍地，流血千里。只怕你的性命堪忧矣。”“勋爵先生，果真是这样吗？那也不过如此。我和你的区别也就是——我今天死去，你则稍后死去，只不过我们死的时间早晚不同罢了。”
虽然许多伟人在艰难和危险的时刻有妻子们在背后的坚定支持，但莫尔却没有这种及时给予安慰的妻子。在他被羁押于伦敦塔③期间，他的配偶从不给予他半点安慰。她根本不能明白他还有什么充分的理由继续被监禁在那儿，因为，其时，只要莫尔按照国王的要求去做，那他就能立刻重享自由，他就能重新拥有他在切尔西的精致漂亮的住宅以及他的果园、藏书室和画廊，他就能重新和妻子、孩子共享天伦之乐。“我真的感到不可思议”，一天，他的妻子对他说，“迄今为止，你一直被当做最明智的人，然而你现在却傻到被监禁在这间封闭、肮脏的监狱里，甘愿与耗子为伴。你本来可以出去，重获你的自由，只要你按照主教们的要求去做。”但是，莫尔对自己的义务的看法并不同于他的妻子：他的神圣的义务绝不只是他个人的。他对妻子的话置之不顾。他温和而高兴地说：“精致漂亮的住宅能与我热爱的真理相提并论吗？”他的妻子则轻蔑地回答：“真是愚不可及，真是愚不可及！”
但是，莫尔的女儿，玛格丽特？罗波尔却鼓励父亲坚守节操。在父亲长期身陷囹圄期间，她义无反顾。地安慰父亲。没有笔和墨，莫尔就用一块炭给女儿写信。莫尔在一封信中说：“如果要我将你的关爱父亲的信给我所带来的快慰点点滴滴地写在纸上，一块炭显然是不够当笔用的。”莫尔终于成了讲实话的第一个殉道者：他绝不愿虚伪地起誓。因为他的诚实、正直，他惨遭杀害。他的头被砍下来以后，被悬挂在伦敦桥上，玛格丽特？罗波尔勇敢地请求人们取下悬挂于伦敦桥之上的她父亲的头颅并给她。怀着对已不在人世的父亲的满腔的爱，她要求死后和父亲的头颅合葬在一起。许久以后，当玛格丽特？罗波尔的坟墓被打开时，人们看到，这件珍贵的遗物，即莫尔的头颅，正搁在玛格丽特遗骸的胸部。
虽然马丁？路德并没有因为他的信仰而献出生命，但是，从他宣布反对教皇的那一天起，他就冒着时刻失去生命的危险。在开始他伟大的斗争之初，他几乎完全是孤身一人奋战。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一方是”，他对人说，“博学、崇高、显贵、神圣不可侵犯的、极具才华、手中握有强权的且受到大众拥护的教士们，另一方则是威克利夫、洛伦佐？瓦纳？奥古斯汀和路德——可怜的，无知的，仅有几个朋友的人。”当皇帝召他到沃姆斯去答复关于他的异端指控时，他决定亲自去答复指控。周围的人都对他说，如果他去，就很有可能会为此而失去宝贵的生命，他们都劝他逃走。“我不逃走”，他说，“虽然我也许会发现那儿的魔鬼比这里公开张牙舞爪的魔鬼要多三倍，但我仍然要去那儿，就是龙潭虎穴，我要去那儿。”当有人警告他当心乔治公爵的刻骨仇恨时，他说：“我要去那儿，连续9个整天应该能熄灭乔治公爵的仇恨火焰。”
路德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立刻动身出发，开始了他充满危险的旅程。当他经过沃姆斯古老的钟楼时，他立刻从马车上站起来并唱道：“伟大的城堡就是我们的上帝。”——这是宗教改革运动期间的“马塞曲”——他唱的这首“马塞曲”的歌词和曲子都是他在仅仅两天前临时创作的。在路德即将会见迪埃特之时，一个名叫乔治？弗伦淡伯格的老军人拍了拍路德的肩膀，并对他说：“虔诚、仁慈的僧侣啊，我劝你注意你的言行，你将进行一次比我们任何人曾遭遇过的更为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路德对这位老兵的回答却是：“决心捍卫《圣经》和我的良心。”
关于路德在迪埃特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历史上已有记载。路德的勇气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篇章上的一页。
当皇帝最后要求他放弃他的信仰时，他坚定地说：“陛下，除非根据《圣经》或根据极其明显的证据，我才会相信我错了。我不能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因为我们绝对不能违背我们的良心。我站在这里说，我不能不这样做，上帝会帮助我！他必须恪尽职守——与国王的命令相比，他应该首先服从上帝的命令，他是冒着一切危险躬行践履这一信念的。”
后来，在奥格斯堡④，当他的敌人多方刁难他时，路德说：“如果我有500颗头颅，我也宁愿全部失去它们，我也绝不愿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像所有大智大勇之人一样，路德的勇气也似乎随着他所不得不遭遇和不得不克服的困难的增加而增加。“在德国，没有人”，霍顿说，“比路德更视死如归。”我们应该把现代的思想自由以及对伟大的人权的维护归因于马丁？路德那样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其他人对现代思想自由以及维护人权观念的贡献都远远不及马丁？路德。
高尚勇敢的人绝不会忍辱偷生。据说，保皇主义者厄尔？斯特拉福德昂然走向塔山的断头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