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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钱，他说挣了200多万。当时家明正筹备来美国发展，就说你别干了，跟我去纽约吧，那儿有大舞台。这人说他已经不干了，已经攒够了出国的钱，他要去柏林。俩人吃了一顿饭，推心置腹谈了一场，家明这才知道这人要去柏林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临别，家明说什么都不要那50万，家明说我不要你的钱，你要真想谢我，就送我一句比50万还值钱的话吧。这人想了想，说那我就送你四个字吧，见路不走。”
梁士乔听得人神，说：“这故事蛮有意思的。”
梁士乔等了一会儿，见林雪红久没下文，就问：“然后呢？”
林雪红说：“没了，就这些。”
梁士乔不解：“嗯？这就算完了？”
林雪红说：“完了，就这么怪怪的，谁能想到男人还有这种玩法？如果不是侨会的朋友帮忙打听，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叶子农这人在哪儿呢。”
梁士乔说：“这年头还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呵呵。”
林雪红说：“这还不算什么，据说他16岁就研究，算到现在应该22年了。为直接读原版著作，他在‘文革’那会儿就学了英德两种外语，后来在政法大学上了两年就退学，佛学院上了两年也退学，都是为这个。”
梁士乔更不解了，说：“读书不为学位，那他为什么呢了？就算是为了研究，那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也得为点什么吧？”
林雪红说：“他父母都是干部，都在‘文革’中死了，他想知道父母至死都忠诚的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就为这个。当然，这都是据说，从家明嘴里七零八碎听来的。”
梁士乔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愿意相信他有能力，也愿意相信他应该负责。”
林雪红说：“是的，是我愿意相信，而不是相信。毕竟他没钱，有个正式文凭还是初中毕业，而且人家凭什么对我家的事负责？可我还是愿意相信那儿有根稻草，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也只能靠信念了，再没这点东西撑着，那就活不下去了。”
汽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来到纽约东郊一个公墓，在公墓停车场刚停下车，两个男人迎面过来，一个年轻点的胸前挎着照相机，肩上挎着照相器材包，一看就是记者，旁边的中年人则是一种稳重装束和领导气质，显然是华人商会的许主席。
下车后林雪红给双方介绍，梁士乔与二人握手。司机打开车后厢取出事先准备好的3束鲜花，给梁士乔、许主席和林雪红每人分了一束，一行人向苏玉平的墓地走去。
这处墓园更像是一座公园，美丽而幽静，高耸的树木像一把巨伞展开浓密的树荫，小路旁边到处是茸茸青草，不时能听到鸟儿的啼鸣，让人仿佛倾听到生命流逝的声音。在西方的基督文化里，人死后将化为灵魂进人基督的天国，那里只有爱和幸福，所以墓地气氛更多是纯净而释然，少了几分鬼神的阴森凄冷。
作为中国人，苏玉平和罗家明母子的墓地还是沿袭了中国人的墓葬传统，两个墓地分立安置，罗家明的墓地在母亲苏玉平的墓地旁边。梁士乔在林雪红和许主席的陪同下向苏玉平的墓碑献花、默哀，摄影记者从不同角度拍下了梁士乔悼念仪式的全部过程。
仪式过后，梁士乔说：“戴小姐和苏教授的关系是演艺圈里都知道的，戴小姐需要这样的报道，你们考虑得很周到。我也冒昧提个请求，报道请突出第一时间，戴小姐是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经纪人是在到达纽约的第一时间去了墓地，谢谢。”
记者答应道：“这个是事实，不会有问题。”
许主席说：“梁先生，知道你来，我约了九哥、布兰迪和库格列夫，你看能不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大家见个面？不会很长时间的，你上我的车，见过面我送你回家。”
梁士乔说：“好的。”
回到公墓停车场，梁士乔上了许主席的车，记者上了林雪红的车，两辆车一前一后继续向西朝纽约市中心行驶。驶过曼哈顿大桥两辆车分开了，车上的人相互挥手示意，然后各自去了不同方向。许主席的车在纽约大学附近的一条街道停下，两人进了一家咖啡馆。
这家咖啡馆不是很大，方桌的白色台布上再加一层较小的黑色台布，露出四个白色的桌角，黑色台布上摆着白色瓷器。虽然夜幕还没有落下，咖啡厅里依然被灯光笼罩着，橘黄的灯光里恰到好处地融进了几许淡淡的咖啡色。在这个浪漫而怀旧的空间里，既有情侣在窃窃私语，也有人高谈阔论，宁静与嘈杂就这么鲜明地彼此容纳着。
咖啡厅纵深处的一张桌子，正在喝咖啡的3个男人见许主席和梁士乔走进来，都礼貌地站起身，许主席谦恭地用英语跟大家打招呼，首先向大家介绍梁士乔，然后仍然用英语向梁士乔介绍道：“这位是九哥，老九面王的老板老九。这位是库格列夫，这几天一直在莫斯科帮罗家料理后事，昨天才回来。这位是布兰迪，美国迪拉诺电视台新闻频道编导。”又是一番握手寒暄，三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在纽约曼哈顿区的这家咖啡馆里聚在一起。
一张方桌坐不下5个人，服务员过来把两张方桌并成一张大桌子，又给新来的两位客人上了两份咖啡，大家围桌而坐用英语交谈。
许主席说：“柏林债务会议的事都已经通知到各位，但一直没达成共识。今天梁先生也来了，趁这个机会大家再商量商量。”
老九说：“我说话直，许兄别太计较。你想吧，几个大男人跟着一个小女人，硬要一个不相干的人对一堆不相干的债务负责，这像什么呀？还要脸不要了？”老九40岁的年纪，身材高大，脸色黝黑，面部线条粗犷刚硬，颧骨比较突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颊和下巴泛着一片胡子青茬，直爽里透着一点西装革履的土气。
布兰迪说：“我正在休假，时间不是问题，但是去柏林理由不充分。简单说，林雪红不能拿一个传奇故事去推定叶子农应该负责和有能力负责，叶子农也不能拿一堆马克思主义去替你还债。以罗家目前的状况，我认为应该采取更务实的态度。”
梁士乔说：“我同意这个观点，务实。罗家没钱，你勒死她也没用，况且是因为朋友才借的钱，借钱就有风险。以债权人的角色去柏林，没道理，也没用，真的有失体面。如果不是十分必要，戴梦岩将尽量避免出现在那种场合。”
库格列夫头一歪，手一摊，做了个俄罗斯式的动作，意思是：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许主席环视了一下大家，说：“其实我跟各位的看法一样，但是罗家求助到侨会，侨会就要尽这个义务。出了这种事，罗家的天也就塌了，林雪红还算清醒，没去管后事，全让家明的妹妹和几个朋友去操办了，她自己关在屋里想了几天，想出来这么个主意。林雪红是想以江湖的方式解决，德、美侨会都出个代表，这就代表侨界江湖了，撑个道场，施加点道义影响。林雪红的意思是不管有理没理的，直接间接的，责任的，交情的，道义的……凡是能烘托造势的都用上，在不扩大诸位损失的基础上，争取先保住饭店，有了饭店不仅罗家有了生路，也有了赚钱还债的机会。”
老九说：“这样的会十有八九就开成了集资会，那还跑柏林干什么？就在纽约开了。”
许主席说：“林雪红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这东西很难表达，她就是因为说不清楚才委托我来说的，其实我也表达不清楚。这么说吧，各位去柏林不是去找叶子农负责的，而是作为罗家明的朋友共同商讨罗家债务危机解决办法的，在林雪红认为叶子农应该负一定责任的基础上，其他债权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梁士乔忍不住笑了笑，说：“听起来还是集资会，我知道许主席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一层一层的确实很难表达，许兄不必再解释了，大家意会就行了。”梁士乔的后半句话里用了“许兄”的称谓，这种亲切口吻避免了“不必再解释”可能被误解为不礼貌。
许主席说：“罗家明不死，罗家明就是责任主体，跟人家叶子农说不着呢。恰恰是罗家明一死，没有责任主体了，林雪红找叶子农求助倒是有可能了。林雪红这个想法也并非完全没道理，毕竟罗家明帮过叶子农，叶子农能被家明看得起想必也有他不简单的地方。让我怎么说呢，大家给她个心理平衡的机会行不行？雪红给各位预订了头等舱、五星级酒店，各位就当旅游一次，就受点委屈、舍点面子，我代表罗家恳请各位帮忙了！”
老九说：“许兄，可别这么说，我去就是了。”
梁士乔也说：“许主席言重了，我转告戴小姐，争取挤点时间去一趟。”
库格列夫说：“我不反对，我理解罗家的决定。”
布兰迪的表态则是美国式的，说：“这就算投票表决吧，我服从多数。”
许主席起身以传统的中国礼节抱拳道：“那就拜托各位了，谢谢！谢谢！”
咖啡馆见面应该算是一个协调会了，议题单一，议程简短，很快就结束了。正如林雪红所托付的，许主席发挥了侨会以及他个人的影响，说服了债权人参加柏林会议。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许主席开车送梁士乔回家。
许主席一边开车一边搭汕道：“看这情况，家里还不知道你回来吧？”
梁士乔说：“没告诉她，她一知道就当个事了，这次时间太紧，能回家看看就挺好。”
许主席感叹道：“罗家明也算一方人物了，没想到一脚不慎就……真是世事难料啊！”
梁士乔点点头，然后问：“这么多人去柏林，跟叶子农约定好了吗？”
许主席说：“德国侨联轮值主席钱静辉跟叶子农联系过了，但只是表达个意向，说有时间的话希望跟他见个面。叶子农说只要钱主席方便，他随时都有时间。这就是说叶子农近期都在柏林，他大概会以为是侨联找他有什么事。”
梁士乔说：“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搞突袭嘛。”
许主席说：“林雪红就是这么要求的，她怕叶子农知道了借故推托，这个只有林雪红去解释了。侨会也难呢，面儿上的事该说得说，该办也得办。当事者迷呀，劝也没用。”
梁士乔说：“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一笔钱，抢银行都来不及了。”
许主席说：“这话都跟她说过，没有用。”
许主席按梁士乔所说的地址驾驶到曼哈顿下东城包厘街，在“永恒之光灯饰”店铺门口停下车。这条街是纽约有名的灯饰区，遍布着几十家灯饰店铺，也是餐具批发零售较为集中的地方，以前这里是犹太人居多，后来逐渐被华人商家取代了。“永恒之光灯饰”的招牌上有英、汉两种文宇，门头不是很大，装饰风格简约、典雅。
许主席下车在路边与梁士乔握手道别，说：“梁先生一路劳顿，我就不打扰了。”
梁士乔说：“多谢许主席关照，咱们下次再叙。”看着许主席的车走远了，梁士乔转身进店里。
店里有一位男士在专注地挑选吊灯，一个服务生站在身旁随时准备解答、问题。还有一对情侣驻足在一台精致的落地灯跟前，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正在给他们介绍商品。
这位女士正是梁士乔的妻子，漂亮、端庄，她注意到有人进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