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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个嘴张得不容易啊。”老九说：“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还是像囚禁一样把他关起来？”方迪没吭声。
老九喝了一口啤酒，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传话简单，可传成啥样就不简单了。九哥这人你是知道的，嘴笨，脑子也笨，哪是办这种事的料啊。”方迪听着，已经感觉到老九要表达的意思了，等着老九继续往下说，而老九却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说了。方迪等了一会儿，说：“九哥，你能在这儿为难就不错了，叶先生要真鼓起勇气给张志诚打电话，你现在连为难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有倾向性的表态，这让老九心里多了几分底气。
老九说：“昨天夜里我给家里打电话，让你嫂子跟我说家里有事，让我赶快回去。那我就家里有事了，要赶快回去。可我知道你不愿意多事，家庭背景又敏感……”方迪抬了一下右手示意老九不要讲这些，说：“九哥，说事。”老九喝了一口啤酒，长吁口气，说：“子农说他只能没脸没皮一回了，我能理解。那九哥这次也是不要脸了，我家里有事得赶快回去，传话的事就转托你方迪了。”说着，老九将写有张志诚地址和电话的字条交给方迪。
方迪又看了看这张字条，收起，说：“九哥吩咐的事，我照办就是。”
老九叮嘱说：“办好，一定要办好。”方迪说：“张志诚愿不愿意帮忙？能不能帮？他求助的上级或部门是什么态度？法国官方又什么态度？这都是未知数，即使叶先生直接打电话，办成的概率也是很低的。如果是很容易的事，叶先生也就不存在没脸没皮这回事了。”老九说：“交给你办我就放心了。那你先慢慢吃着，我这就去服务台问机票，到纽约的班机不少，赶上哪班算哪班，赶早不赶晚。”方迪点点头说：“好的。”老九说：“传个话不是啥复杂的事，不能久拖。”方迪说：“我知道，晚上我准备一下，争取明天就办。如果张主任不在北京，或者有事不能接见，那就不是咱们的责任了。”老九放心了，去酒店总服务台问机票。
方迪驱车提前两个小时把老九送到机场，老九将乘坐晚上8点的航班回纽约。老九担心方迪开夜车路上不安全，就早早让她回去了。方迪离开机场时天色临近黄昏，回到市区大街上已是灯光璀璨了，冬季的北京城到了晚上显得格外绚丽和繁华。
车子快到新房的小区，路过一家饭馆，店家在饭馆门口摆个摊子卖盒饭，方迪停下车过去买了一个盒饭，放到车的仪表台上，开车回新居。
进了门开灯、换鞋、脱下外套……她坐到沙发上准备吃盒饭，这就是她的晚饭了。她拿着一双一次性筷子愣神，一口没吃……愣了一会儿，她放下筷子，盖上盒饭，穿上外套下楼去了，步行走出小区。出了小区大门就是一条大街，大街两侧店铺林立，她走进一家门面不大的烟草专卖店，买了一包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个乳白色的陶瓷烟缸。
回到屋里，她坐到沙发上抽烟，继续愣神……抽到第二根烟，她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熄掉烟，再次穿上外套下楼去了，到街上一家小饭馆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五香卤煮花生豆，回到屋里一个人喝酒。没有酒杯，就是举着瓶子喝。花生豆也没放到盘子里，就用手捏着吃，然后用纸巾擦擦手。屋里静静的，没开电视，没烧热水，甚至连一只钟表的声音都没有，只有方迪默默地抽烟、喝酒，偶尔放嘴里一颗花生豆……
不知过了多久，烟缸里的烟头都塞不下了，酒下去了大半瓶子……她终于喝醉了，头重脚轻地到洗手间呕吐，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挣扎到沙发上的，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方迪驾车来到张志诚的工作单位。尽管她醉了一夜，但是出了家门的女人永远是一丝不苟的，除了眼神里稍稍的倦意，她依然是美丽动人而气质出众的。她把车停在大门口的一侧，走到警卫室窗口。
方迪说：“我找张主任。”
值班员闻到了方迪呼吸中的酒气，皱了一下眉头，问：“哪个张主任？”
方迪回答：“张志诚。”值班员问：“有预约吗？”方迪回答：“来之前我给张主任打过电话，您可以核实一下。”值班员到里面打了个电话，回来说：“证件，登记一下。”方迪拿出身份证递过去，值班员很仔细地检查、验证，然后记在登记簿上，写完让方迪签字，把证件还给方迪，给了方迪一张准入证。
值班员说：“进门照直走，到那栋三层办公楼有人领你进去。”
方迪把车开到纵深的三层办公楼前停下，刚下车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迎上来。
工作人员问：“是方小姐吧？”
方迪出示了一下准入证，说：“我是方迪。”
工作人员说：“请跟我来。”
到了张志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先是轻轻敲了两下门，听到里面的人说“进来”才推开门进去，说：“张主任，方迪小姐到了。”张志诚正伏在桌上办公，抬头说：“请她进来。”工作人员对方迪说：“请吧。”说完关上门离开了。
张志诚看了看方迪，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说：“坐吧。”
方迪坐下。
张志诚说：“说吧。”
方迪把叶子农委托老九、老九因为家里有事又委托给她，叙述了一遍。
张志诚听完，问：“你喝酒了？”
方迪尴尬地淡淡一笑，说：“见您这样的大官，我得喝点酒壮壮胆子呀。”张志诚也笑了笑，说：“你爸的官更大，都壮胆子得多少酒够你喝呀？”方迪迟疑了一下，说：“我把话带到了，就没我的事了。那您忙，我就不打扰了。”说着拿上挎包要起身告辞。
张志诚摆摆手示意方迪坐下，说：“外界对叶子农有各种调子的解读，这个事件有政治色彩，你父亲是将军，是担负国家安全的人，所以我首先要告诉你，你来找我传话就是介入了这个事件，这个情况是必须要让你父亲知道的。”方迪说：“我知道。”张志诚说：“据我知道的情况并且可以告诉你的，昨天中国驻德大使馆派人与叶子农有过接触，鉴于叶子农目前的情况，提醒他在国外可能有人身安全问题，劝导他回国，并愿意为他提供需要的帮助。叶子农已经具备了标志性、传播性和关注性这些要素，容易成为各种极端势力扩大自己影响的载体，袭击叶子农新闻信号强烈，有公示效应。”
方迪说：“也许我不该问，您是什么态度？”张志诚反问：“你呢？”
方迪说：“我只是个传话的，没资格谈态度。”张志诚说：“叶子农回答使馆人员说：我知道了，谢谢。我知道会是这样的，尽管我不希望这样。从我个人说，我内心肯定这样的人，我相信国家和社会也会肯定这样的人，他不是什么英雄、圣人，你甚至可以认为他就是个痞子，但是，他有底线。”
方迪说：“您尊重他的选择。”张志诚说：“人各有志，看他的造化了。”方迪觉得是时候该告辞了，起身说：“那您忙，我走了。”张志诚说：“稍等。”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说，“方小姐属于酒后驾车，安排人把方小姐和车送回去。”然后放下电话说，“我不是交警，就不追究你了。”方迪很不好意思，说：“谢谢。”说完就告辞了。
方迪在楼下等了片刻，来了两个人，让她上了一辆车，另一人开着她的车，走了。
方迪被两位工作人员送到新居楼下，把车钥匙交还给她，就回去了。
回到新房，方迪把那份《方迪与慕容久关于“老九禅面”项日的投资合作协议》从书房里找出来，放进包里。张志诚已经申明必须要向她父亲通报有关情况，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父母与她会有一次审查性的谈话，她需要把汽车、房子、老九、叶子农等等的一切都解释清楚。她本来是想等筹建公司有点眉目了再谈的，而“传话”使这场谈话提前了。
她拿出纸、笔，写了一个简短的提示，放在电话旁边。提示是——传话的事：尽心了。张志诚的表态：看他（叶子农）的造化了。
虽然她非常清楚老九的意图，但她还是尊重了叶子农的意志，那么她给老九的回话就成了一个问题，她不能撒谎，也不能清晰表达，所以只能用这种放大概念的方式去处理。
做完了这些，她心里突然空荡荡的。她想去车床加工厂看看，但是不能开车了，她自己都能在呼吸间嗅到酒气。她想给老九打电话告诉他已经见过张志诚了，但此时的纽约时间正是后半夜，人们都在熟睡。于是她打开电视，换了这个台换那个台，换了一轮却什么节目都看不进去。其实她并不是需要做什么，只是需要有个事做让心别老那么悬着。她知道，一直让她的心悬着的既不是父母的审查，也不是如何踉老九交代，而是她选择了尊重叶子农意志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她无法给出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的答案。
那天为接待老九特意购买的一套茶具已经收起来了，方迪又把它们拿出来，重新摆放一遍是件很琐碎的活儿，她就漫不经心地干着，以此耗时间……等茶具全部摆放好，烧开了一壶水，她就泡茶。她对茶道一点不懂，不是泡过了就是泡轻了，泡过了就兑点白水，泡轻了就当白水喝……多喝点水没坏处，有利于加速体内酒精代谢。
忽然门铃响了，她有些诧异，确切地说她只在这套房子里住过一夜，而且还是在醉酒状态中度过的，在这个小区没有熟人，也没有亲戚朋友知道这个地址。她走到门前透过猫眼观察了一下，见门外站着两个年轻军人。她打开第一道门，留一道纱网防护门。
其中一位军人问：“是方迪小姐吗？”
方迪说：“是我。”
军人说：“首长派我们来接你。”
方迪问：“哪个首长？”
军人回答：“方副司令。”
方迪说：“请出示一下证件。”军人拿出证件打开，隔着纱网让方迪查验。
方迪看番号、兵种、相片等细节都没问题，说：“请稍等。”
穿上外套拎上包，方迪下楼上了军用吉普车，被两个军人带走了。
来到司令部大院，通过门卫，吉普车在司令部楼前停下，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那名军人带着方迪进人司令部，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门口站下，守门警卫把门打开。
军人进去，行军礼喊道：“报告！方小姐接到。”
方迪的父亲50多岁，身着少将军服，正在看一份文件，说：“让她进来。”方迪进屋，军人行个军礼退出了，警卫把门关上。
方父对女儿说：“拿把椅子坐过来。”方迪就拿把椅子坐过来，说：“也太快了吧，什么事不能晚上到家说？”方父说：“你着家吗？ ”
方迪与父亲面对面坐着，太近了，看到父亲面前的那份文件其实就是她调查叶子农的那份文件，虽然是传真件，但是那文字排列格式她是有印象的。旁边还有其他传真件，纸张和字体都一致，应该就是张志诚通报给方将军的资料。方迪等着父亲发问。方父说：“你一直在外面独立生活，做人做事还是能让家长放心的。你也不小了，院里你们这茬儿的好多都抱上娃了，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家长一般不愿干涉你。但是最近你有些异常，特别是跟政治事件扯上关系了，还冒出个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