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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农继续说：“侨会对侨民的情况比较了解，侨领在侨民中具有较高威信，各国侨会和侨领之间又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在没有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先决条件下，由侨领征集出国名单是供需联络最通畅的方式。指定名单的劳务输出具有规模效应，摆脱个人出国的事务纠缠，把天南海北的户口迁移到一个地方集中办理护照，统一出境，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过路劳务。中国的就业压力和耕地分配将是长期的社会问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谨慎探索劳务输出的方法、模式，既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也符合地方利益和官员政绩。这批劳务输出一旦纳人地方政府这架机器，就是政府利益驱动的运转效率，如期还债才有可能。”
叶子农精力高度集中只顾着讲话了，不知不觉就忘记了风度和仪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领带扯开了，而且扯开了很多，领结非常明显地挂在脖子的右下侧，衬衣领子的两个扣子也解开了，两只袖子又推上去很高，两只胳膊都赤裸出半个手臂。话音落下又不自觉地摸出香烟和打火机，又是刚做出动作就察觉了，又放了回去。
老九看在眼里，说：“都这时候了，想抽烟的就抽吧，别那么多讲究了。”
钱主席说：“只要女士没意见，我不反对。”
林雪红没有表态，而是以征询的目光看着戴梦岩。
戴梦岩说：“那就抽吧。”
于是钱主席说：“开禁，我去拿烟缸。”说着，从西墙的柜子里拿了几个烟缸。
叶子农尴尬了一下，拿出香烟和打火机，取出一支烟。点烟的时候，打火机像变魔术一样不知怎么盖子就打开了，就打着火了，又像变魔术一样不知怎么盖子就合上了，这不是刻意的打火机技巧表演，而是一种娴熟的习惯动作，但是这种摆弄打火机的娴熟动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牛仔、黑帮、嬉皮士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形象。
这时候叶子农是否绅士似乎被忽略了，大家更关心的还是解决问题。
老九说：“其实政府没必要对护照过于控制，准不准入境那是签证国该操心的事。”
叶子农说：“中国公民申办护照早晚会像办身份证一样简单，但是现在还没简单，所以才有了这种机会，否则就不存在这个议题了。”
钱主席分完烟缸回到座位，说：“现在出国热直线升温，如果没有法律风险，征集出国名单不是问题，但这事你就是说破大天来，它也是以虚假劳务骗取出境证件。”
叶子农说：“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构想的背景和原理，现在说说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一个最基本、最底线的问题，也直接关联经济风险，从安全上又分为规避风险和风险不起两个等级。从规避风险上说，中国现在执行的是1980年的刑法，只有偷越国境罪。刑法将来可能会增加骗取出境证件罪，但是现在还没增加，还没有这个罪种，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
许主席说：“话虽这么说，可心里还是不踏实。政府对华侨社团挺看得起的，国家领导人重要出访经常会安排接见侨领，也算有头有脸吧，一旦捅了娄子，不长脸哪。”
叶子农说：“许主席可别这么说，好像我们小人物都不配遵守法律似的。规避法律风险就是正视法律的存在，就是遵守法律。但是，我们说这个不究竟，究竟的遵守是不缘起法律问题的遵守。户籍和护照是要地方政府办的，你揣上钱走了，人家还得混呢，人家要是混不下去，你一本护照也拿不走。‘假’的实相必是假象，天下只有看不清实相的人，没有色空各异的事，‘需要解释’本身就需要解释。只有劳务输出是事实，不管你是当面对质还是背后出卖，法律都保护你。”
梁士乔疑惑地问：“那……你这个钱从哪儿生出来呢？”
叶于农说：“你不移民，移民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公司在布达佩斯租厂房，在地方政府的辖区订购设备、聘请专家……那是投资干事的，劳工到了布达佩斯跑了怎么办？你要不要防止劳工移民？劳工在匈牙利出现违法、遣返，公司要不要擦屁股？因此，我们招募的出国打工是要有担保人的，是要签订担保协议的，担保人是要交纳一万美元劳务合同风险担保金的，一旦劳工违约，担保人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老九笑了笑，说：“因为违约成本太低，结果劳工就真跑了。”
钱主席也听明白了，说：“那后边的事就不用说了，自然是工厂开不下去了，订购设备暂缓，租赁厂房暂缓，损失点订金。这事搞的，这就成劳工违约了。”
叶子农说：“劳工违约属于民事纠纷，美国的公司在匈牙利注册公司，在匈牙利发生劳资纠纷，不受中国司法管辖。即使在匈牙利诉讼，，法律也是给无过错方主持公道。”
许主席仍然有顾虑，担心地说：“侨眷大多是分布在浙江、福建的农民，户籍迁移涉及两地政府，迁出还好说，省了一个人头的耕地，迁人就不好说了，特别是这么集中的迁移和这么集中的办护照，你怎么能肯定地方政府就一定会按你的意思办？”
叶子农说：“不是按我的意思办，是地方政府按取舍利弊的规律办。简单说，官商早晚要退出市场经济，但是现在还没退。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探索符合中国社会条件的市场经济，就是允许你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摸索。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历史的规律告诉人们，矫枉必过正，理论上说，这其中的一个‘过’字就是花不完的钱。”会场突然沉默了，没人提问，没人评论。
如果叶子农的方案成立，那么征集出国名单就一定是两位侨领的工作。两位主席相互看了一下，钱主席说：“我个人不反对关于法律风险的解释。老许，你说说吧。”
许主席说：“谁来操作？运作资金从哪儿来？经济风险谁承担？如果办不成怎么跟大家交代？除了退款，要不要承担违约责任？人家开证明、转户口、到指定地点集结……这些都是要产生费用的。侨领要是糊弄了人家，这影响大了，以后怎么在道上混哪。”
叶子农说：“我有一套住房和一间店面房，都很小，当时是32万美元打包买的，抵押贷款能筹点钱。我账上还有点钱，凑到一起能筹集20多万美元，不管谁来操作，我能拿出来的就这么多。我认为劳务输出的人数不能低于120名，如果办不成，除了退款每人补偿1000美元，两位主席可以把12万美元补偿金先行冻结。”
许主席重重地点了点头，说：“我已经很感动了，真出现那种最糟的情况，我们去做解释工作。如果失败，你先破产了。就凭这一条，我信你。”
林雪红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她站了起来，想对叶子农鞠个躬，说句感谢的话，就在她刚要做出鞠躬言谢的姿势时，叶子农立刻以手势制止了。叶子农说：“别鞠躬，别说谢，我不受这个。大家知道，房屋抵押贷款手续烦琐，周期很长，匈牙利政局的演化趋势和罗家的债务期限是否允许贷款程序按部就班？在座的各位是否需要考虑房产抵押即刻变现？我提这个问题或许不合理，但这是我个人能力的极限，合理是一回事，我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你们商量，我回避，就先告辞了。”
叶子农收起桌上的烟和打火机，起身要走。
这时，两次会议一言不发的布兰迪说了一句：“叶先生，请您留步。”
叶子农站下。布兰迪说：“我也是罗先生的朋友，我很想知道‘见路不走’是什么意思。罗夫人认为罗先生是因为‘见路不走’才导致莫斯科投资失败，我很想知道您的评价。”
叶子农说：“那不叫见路不走，那叫事于道，又走了一条见路不走的路。见路不走就是实事求是，不住一法，你理解成不拘经验教条就行了。”叶子农说完整理了一下领带，与钱主席握了握手离开会场。
许主席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大家，问道：“大家认为需要商量吗？”会场再次沉默了，大家都不表态，又似乎都在等着别人表态，就这样沉默着。
终于还是戴梦岩打破了沉默，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这不明摆着的事嘛，我是最大债权人，我不在乎谁还在乎？变现的钱我可以出，但有个条件，你们先去查查这个人，你们谁对这人知根知底？运作资金不是一下子就用那么多的，启动资金不需要很多钱，他账上不是有点钱吗？他要真有诚意就先用着，启动资金不够我可以给点，但后续运作资金要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知根知底了大家都踏实，起码别闹出个笑话。”
库格列夫冒出了一句：“有房产抵押你怕什么？”
戴梦岩说：“我怕他到时候赎不起。”
库格列夫说：“其实这就是典当，赎不起你就卖他房子。”
戴梦岩说：“有那么简单吗？既然那么简单你们怎么不揽过去？变现抵押物要不要来柏林办手续？要不要机票、食宿、时间、精力？中途如果再有变故算谁的？谁愿意这摊子还没完呢又惹上个新麻烦？搞不好再落个你给人家逼得无家可归了，你干吗？既然非逼我说出来，那好，这些还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算了，我不想说了。”
钱主席笑着说了一句：“卖那种房子你嫌丢身份。”
戴梦岩没有吭声，或者说是没有辩解。
许主席说：“我同意调查，是该摸摸底。其实我们知道的情况都是听说，就连罗家明也并不是真正了解这个人。但是怎么操作呢？如果没有特殊渠道，调查一个人是很难的。”
老九插话说：“我倒有个路子，是谁就不便说了，只是……要花点钱。”
戴梦岩问：“多少？”
老九思忖了一下，说：“怎么也得5000美金吧。”
林雪红说：“这钱我出，还有启动资金我也想想办法，能凑多少是多少。”
布兰迪抬手做了一个报名的姿势，说：“调查费我出了，你的钱用在项目上吧。大家都在尽力，我也应该做点什么。”
钱主席与许主席耳语了几句交换过意见，然后站起来说：“戴小姐急着赶回北京，趁现在人都在，应该马上找叶先生签订房产抵押协议，抵押数额你们协商，协议可以规定戴小姐有权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完全履行协议，我和许主席愿意做证明人。”
戴梦岩说：“你们去谈吧，协议拿回来我签字。”
梁士乔说：“我去。”
钱主席说：“这样的话，这个会议就非常圆满。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看就可以散会了，先送大家回酒店，然后我们去见叶先生。”
于是，柏林债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会馆楼下停着几辆车，其中3辆是侨会专门为这次会议临时准备的，都是会馆工作人员的私家车。散会后大家下楼，分散在会馆大门口的路边等车辆出来。
戴梦岩和梁士乔站在路边的一棵树下，与其他人有五六米的距离。戴梦岩问梁士乔：“你觉得叶子农的方案有点道理吗？”
梁士乔点下头，笑笑说：“小子够赖的。可不管怎么说，是人家站出来收拾局面了。”
戴梦岩也点下头，往大街的远方眺望了片刻，说了两个字：“有种。”
第六章
柏林梅尔卡酒店是参加债务会议一行人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