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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的将帅和军事理论家们还发现，经济、政治和心理的因素也会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在敌国或邻国的宫廷里收买、安插自己的间谍，探听其重要情报，以重金贿赂边疆野蛮部落的酋长，不失时机地与邻国结成同盟，以减少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他们甚至经常利用宗教手段来达到军事目的，使国内居民普遍坚持基督教信仰来抵御阿拉伯人的入侵。具体作战时，拜占庭军队总是喜欢野外进攻。其基本战术队形主要由5部分组成：中央第一横队、中央第二横队、预备队及后卫队、负责近距离包围和掩护侧翼的卫队、负责远距离包围和掩护的部队。作战时，走在最前面的是骑兵，骑兵之后为重步兵。重步兵“排成十六列的纵队，第一列在前进时把防盾连锁起来，以后各列再把防盾顶在头上，好像罗马人的龟形阵一样。在重步兵的后面就是弓弩手。他们的箭要从前列的头上发射过去。一旦当敌人为骑兵的冲锋所突破，扰乱或分散时，重步兵即以纵队实行突击，投掷他们的枪矛，并用剑斧实行肉搏，而由矢箭所构成的弹幕则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所以在他们的战术中，骑兵与步兵，①突击和投射之间都有密切的配合”。拜占庭军队也很重视城寨防御。他们在行军时继承了早期罗马军队的传统，每到达一个新的目地的，都要赶在天黑之前用随身携带的锹镐挖好战壕，筑起栅栏，防止敌人夜间的袭击。拜占庭的城堡多属同心圆式，其中最典型的要属君士坦丁堡。它有多道由巨大石块砌成的围墙环绕，墙体上修建了许多守卫塔。这样，在抵御敌人进攻时，守军可以以守卫塔为支撑点，相互支援，又可以形成较大的防御纵深，长期坚守城垒。君士坦丁堡在抵抗阿拉伯人、十字军的进攻中多次获胜，主要原因即在于其完善的城防体系和有效的城守战法。不过，相比较而言，拜占庭军队更喜爱野战，即使在守城时也总是将城堡作为野外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基地，从而使其城垒防御作战具有浓郁的积极防御色彩。以轻骑兵为主体的阿拉伯军队采用的是远古以来常用的那种轻骑兵战术，即让轻骑兵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反复地袭击敌军，直到在敌人阵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实行各个击破。当他们所面临的是拜占庭等较为强大的军队时，也采用夜战袭扰的方式，疲惫敌人，削弱敌人，然后伺机予以歼灭。有时，他们还采取佯败战法，退却以诱敌深入，然后返身将前来追赶的突出孤立之敌包围消灭。由各野蛮民族建立起来的西欧各国军事力量崛起之初，战术水平并不高。法兰克人仍像其祖先那样，排成密集的队形等待敌人骑兵冲过来，然后在停下来的骑兵周围或马下挥剑将战马和士兵砍倒。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作战时也只是以大致平行的序列将士兵排起来，然后便是一场混战，直至一方抱头鼠窜为止。随着军事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向当时战术最先进的拜占庭军队学习的结果，西欧各国军队的战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出现了栅栏式和楔形两种骑兵战斗队形。栅拦式战斗队形通常由若干长矛手组组成一个标旗，在封建领主的带领下排成一列横队与敌交战。每个长矛手组包括一名骑士、佩剑待卫、骑兵弓箭手、步兵弓箭手、少年侍卫等。作战时，骑士在最前排，每名①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第十四章，军事译粹出版社1968年版。
骑士之间相隔5米。后面一排则是佩剑侍卫等侍从。这种横队与敌人一接触，就变成了捉双成对的单骑会战，谈不上什么整体的战术配合。楔形战斗队形源于希腊罗马时代的楔形阵，在中世纪通常被十字军所采用。作战时，由重甲骑兵组成的突击集团位于最前列。阵线中央为步兵，步兵的两翼和侧后由少数重甲骑兵掩护。作战开始后，由重甲骑兵首先完成分割和打乱敌军队形的任务，继以步兵歼灭敌人。这种战斗队形用来进攻步兵方阵最为有效。欧洲中世纪各国步兵数量不多，步兵战术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目前所知道的主要有基辅罗斯采用的墙式战斗队形。该队形主要由持矛及大盾牌的步兵组成，纵深约10—20列横队，队形密集，可以实施强有力的正面冲击，抗击敌军骑兵的正面冲击。但它也有调动不灵，翼侧和后方易受袭击的弱点，通常需要骑兵加以保护。2。中国兵学与战法（上）（1）兵书和兵学发展概况中国兵学自先秦秦汉时期出现百家争鸣，人人议兵的兴盛局面之后，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据统计，先秦秦汉时期有存世兵书103部，存目兵书147部，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时间里，存世兵书仅有88部，存目兵书87部。其中受到兵学界重视的仅有《三略》、《曹注孙子》等寥寥几部。进入唐宋时代，情形就大不同了。据统计，隋唐五代有存世兵书50部，存目兵书166部；宋代有存世兵书229部，存目兵书352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质量上也大大提高。如《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太白阴经》、《武经总要》、《守城录》等书都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宋时代，兵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唐宋以前的兵书主要是私人着述，理论传授也以设帐授徒的方式进行。唐、宋王朝建立以后，都比较重视兵学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曾与兵学家李靖长期研讨兵学问题，留下了着名的兵书《李卫公问对》。宋朝皇帝也很注意用兵书来提高将帅们的指挥艺术，着名的《武经总要》、《武经七书》都是奉圣旨由官方出面编修而成的。唐、宋时期专门培养军官所设立的武学、武举，也对兵学理论的发展和传播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唐宋时代，文人论兵的现象日益普遍。从先秦秦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撰写兵书主要是统兵将帅们的事。自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登上兵学讲坛。例如一生未直接领兵作战的唐代兵学家李荃，兵学着作甚丰；着《长短经》的越蕤，也是未上过沙场的平民百姓。宋代不仅有许多一生从事兵书注释校勘的武学博士，更有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注重兵学研究的永嘉学派，有苏轼、陈亮、辛弃疾等念念不忘研讨兵学的一代文豪。他们在兵学典籍的校刊、注释、解说方面贡献极大，对战争性质、建军治军和战略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推动唐宋兵学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兵书是兵学的主要载体。其数量种类的多寡是兵学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志。唐宋时代的兵书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为着、疏、辑、译4大类。一类是着述兵书。如综合性兵书《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等；专门论述城邑防御的《守城录》；专门论述边防守备和兵要地理的《靖边备要》、《边防龟鉴》；专门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专门论述兵制的《历代兵制》；专门论述军事人物的《何博士备论》、《中兴十论》、《百将传》等。许多着述样式是前代所没有的。二是注疏兵书。兵书注疏始于汉代，在唐宋时代进入第一个高峰期。唐代先后有李荃、贾林、杜牧、陈皞、孙镐等人为《孙子》作注；宋代注解《孙子》的更多达10余家，其中成就较大者有《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家注遗说》等。其他注释《素书》、《三略》、《司马穰苴兵法》、《尉缭子》、《管子》、《阴符经》的也很多。宋代兵书注疏的最显着特点，是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