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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
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
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1727＇ 此事过后，已届 81 岁高龄的邓小平
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作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
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两年后的 1987 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
础。他也第一次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绕道香港。台湾人很快就开始前往大陆探亲，并在
那里做起了生意。由于很难区分台湾人是否在大陆有亲戚，因此不久后便允许所有台湾人前往大陆。邓小平欢迎台湾人
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步骤，尽管在他生前也许不再可能实现。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
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728＇
收回香港主权
1975 年 5 月 25 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 1970 年至 1974 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毛泽东当时表示，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还不到，他指着旁边的邓小平和另一些年轻干部说：「这个问题让他
们去解决吧。」＇1729＇
邓小平 1977 年复出后对香港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1977 年在与叶剑英元帅共同前往广东时，他们的讨
论重点并不是收回主权，而是香港能为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什么帮助。邓小平很清楚，中国可望在金融、技术和管理领域
大大得益于香港。即使中国收回主权后，也要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眼下的任务是减少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劣迹给香港商
人造成的恐惧和反感。文革中的红卫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陆的亲属，而且还涌入香港让港人心惊胆战，使他们普遍憎
恶毛泽东的统治。＇1730＇
邓小平在 1978 年 4 月成立了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和以廖承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廖承志可以说是这个
职务的不二人选：他的家乡在惠州附近一个小村庄，距香港只有五十多公里。另外他与香港和日本都有很深的渊源，他
1940 年代后期曾在香港居住，其堂妹是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妻子。
廖承志最初的任务之一是筹备和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港澳问题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主题是放弃导致
港人疏远大陆的「极左」政策，最初的工作重点是改善中国与港澳工商界的关系。
北京在提到香港时，长期以来习惯称「港澳」，仿佛说的是一个地方。对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来说，澳门这块
隔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个小地方，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经济活力来自于香港；况且，虽然与葡萄
牙的租约到 1999 年才到期，澳门实际上已处在大陆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 1967 年和 1974 年曾两次提出将澳门归还
中国，北京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大体勾画出了归还澳门的方案。北京担心这个决定会对极不稳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负面
影响，因此一直对协议保密，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有作好收回澳门的准备。对邓小平而言，「港澳」指的就是香港。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的冷战期间，香港一直是中国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视窗。港英当局允许共产党和国民党在
这里共存，甚至相互搞谍报活动，只要他们不公然开启战端，能让港英殖民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即可。＇1731＇北京利用香
港这个地方赚取外汇，进口技术，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直到 1978 年以前，这个视窗只开了一道缝，大陆与香港
的关系仍受到极大限制。中国原本可以切断对香港的饮水和食物供应，但即使在文革期间它也没有这样做。1960 年代
俄国人对中国批判修正主义听得厌烦，便恐吓香港人说，假如中国真反修，它不妨证明给世人看看，把家门口那块帝国
主义的殖民地收回去。北京则回答说，香港属于历史问题，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才会加以解决。北京对香港的战略是「长
远打算，充分利用」。＇1732＇
为了解决「收回香港主权」的问题，邓小平要认真进行准备。1978 年他还没有筹划处理这件事的路线图。当时
邓小平仅仅作出了中国将维护香港繁荣的一般性保证。然而，廖承志在 1978 年 8 月 19 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一批
香港客人保证说，香港可以长期保留它的现行制度，中国不会在香港搞群众运动。＇1733＇
1978 年 11 月，尽管邓小平正忙于出访东南亚以及为成为头号领导人作准备，他还是抽空接见了香港船王，即
当时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钱的商人包玉刚。＇1734＇邓小平赏识的不仅是包玉刚的成功，还有他对国际商业界第一手知
识的掌握、对见过面的世界各国政要的敏锐观察力、对香港商业精神的直率赞扬、他的务实作风以及希望为中国现代化
提供帮助的真诚态度。在中国大陆以外，没有任何家庭能像包玉刚的家庭那样与邓小平一家人形成密切关系。＇1735＇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和包玉刚专门讨论了香港商人在中国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1978 年 12 月，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被派往香港，考察香港能为中国、尤其是广东的现代化提供哪些帮助。李
强在访港时首次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李强还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知道港督麦理浩
会讲汉语，在伦敦很有威望，与中共驻港代表也有不错的工作关系。他还知道，对于香港在 1997 年之后的命运，最终
还是要跟英国人认真磋商。＇1736＇在口头邀请麦理浩之后，中方又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函，这是由一位中国部长写给港督的
第一封信。麦理浩认识到中方这种姿态的历史性意义，他说：「鉴于中国现代化计划的大背景，这是一个严肃的倡议。
人人都同意，我当然应当走一趟。」＇1737＇ （关于香港在四化中作用的更多内容，见第 14 章。）
1920 年邓小平赴法国时乘坐的轮船曾停靠香港，当时他就对香港产生了兴趣，1929 年至 1931 年他被派往广
西领导城市暴动时曾取道香港，在那里住过数月，对香港有了更多了解。＇1738＇邓小平对殖民历史有大致的了解：香港岛
在 1842 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1860 年又割让了大陆的一小块地方九龙，北边的「新界」则于 1898 年租借给英
国 99 年，将于 1997 年到期。邓像中国的其他爱国者一样认为所有三个条约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在中国无力抵抗之际
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共在香港维持着一些自己的组织，在普通港人中也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1739＇共产党
对所有其他人，包括国民党、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怀有极深的猜疑，但是大多数港人害怕给自己找麻烦，像对待瘟疫一
样躲避政治。中共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当地出版报刊和图书，向大陆提供有关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公开或机密报告，外交
部也派有驻港官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负责照顾大陆的商业利益，华润集团则代表外经贸部和中国地方政府做生意。中
国在香港也有自己的零售商店、情报组织、左派学校和工会。这些组织在写给北京的报告中一味吹嘘中共在香港得到的
支持，这使邓小平等领导人低估了香港华人居民事实上对英人统治的满意程度。其实，大多数港人都害怕刚搞过文革的
中国会对香港干出什么名堂。＇1740＇
1979 年 3 月 24 日麦理浩与邓小平见面时，一些英国外交官已经开始猜测，1997 年需要把租约到期的新界归
还中国时，英国将不得不放弃对整个香港的主权，因为香港新界以外的地方无法作为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但是当时的
北京政权——它刚刚走出文革，完全缺乏治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经验，还有在 1950 年代消灭大陆所有私营企业
的记录——怎么可能提供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明智领导呢？不仅香港的外国商人，甚至香港华人也疑虑重重。
港英官员和很多普通市民都希望，即使英国人在 1997 年放弃主权，中国也应当允许英国官员继续管理香港。＇1741＇
在去北京访问的途中，英国官员已知道邓小平一定会谈到香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什么帮助。但是让他们感到意
外的是，邓小平在对麦理浩的开场白中就提到了香港的最终命运问题。他宣布，两国商讨解决方案必须以香港是中国的
一部分为前提，但是直到下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香港仍可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大陆实行社会主义。＇1742＇三
年以后邓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政策，但是在这次最初的会见中，他已经向麦理浩说明了这项政策的要点。
麦理浩和随行的中国问题专家意识到，如果向邓小平提出 1997 年后能否仍由英国继续管理香港，无疑会使他动
怒。于是他们决定间接谈及这个问题，提出如何给那些要签订 15 年以上租约的人提供保障，因为这些租约在 1997 年
之后仍然生效。出于同一思路，麦理浩还提到在 1997 年之后的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香港投资者对从事新的贷款、
抵押和其他投资活动的担忧。麦理浩建议，把规定 1997 年租约到期的官方文件用语改为「只要英国继续管理这一领地」。
据陪同麦理浩的柯利达（Percy Cradock）说，邓小平显然没有理解商业上采用的 15 年租约与有关新界的 99 年政府
租约之间有何区别。＇1743＇ 邓小平一直避免就租约问题表明看法，但是他说投资者可以放心。＇1744＇在回答英方对大量中共
干部将被派往香港的关切时，邓小平立刻回答说，中国会采取措施避免这种问题发生。
麦理浩返港后没有公开北京会谈的细节，但他转达了邓小平保证中国不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信息。港人得悉此说
后如释重负，而中国更加开放的气氛给他们造成的印象，香港媒体有关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更加务实的道
路的报道，也加强了他们这种感觉。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产价格飚升。＇1745＇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有一些英国高官飞到北京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官员会谈，华国锋也在 11 月访问了英国。
所有英国官员都向中国同行表达了同样的基本观点：应及早作出有关香港的决定。然而邓小平仍未准备好着手进行谈判，
他只是一再重复他对麦理浩讲过的话：香港在 1997 年之后可以保留它的制度，中国会保护投资者的权益。＇1746＇
1980 年 12 月的政治局会议解决了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为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突破口。
这一进展意味着，他不必再担心那些反对收回主权后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 50 年不变的保守派。在建立好以胡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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