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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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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山东和河南枣的边区。在这片远离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城市的山区,为了不可避免的国共内战,邓小平整军备战。 
 
 
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年轻人中寻找和培养有前途的共产党组织人才,其中有两个人枣赵紫阳和万里枣在 1978 
年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结束不到一年,国共内战爆发不久,刘伯承和邓小平便奉命率军进入华中平原一侧的大别山。毛泽东这一调 
动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军队赶出西北地方,因为它正威胁着延安的中共总部;但不止如此,毛还希望在华中平原 
附近建立一块根据地,因为纵观中国历史,那里一向是兵家决战之地。向大别山进军注定伤亡惨重,因为刘邓大军缺少 
御寒衣被等各种给养,而该地区的敌军又十分强大。 
作为一个坚忍不拔、严守纪律的军人,尽管邓小平很清楚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仍然义无反顾地进军。刘邓大军 
中很多人要么战死,要么死于饥寒交迫。幸存的士兵处境艰险,极易受到敌人攻击,或因缺少给养而蒙受进一步损失。 
尽管困难重重,刘邓余部和新补充的部队还是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建立了一个鸟瞰华中平原的根据地。不同于抗战时 
期的游击战,在内战期间规模浩大的战役中,双方都投入了千军万马。这个根据地将在未来的淮海战役枣国共内战中 
的三大关键战役之一枣中发挥其作用。 
淮海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初打到 1949 年 1 月,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国民党的参战军队大约 
为 60 万,由精明强干的将军指挥;中共投入的兵力大约为 50 万,此外中共还动员了一百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 
需,徵用了七十多万头牲口作为运输工具。中共的战略是引诱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打一场歼灭战,以减少渡过宽阔的 
长江时可能遇到的抵抗。提出这个战略的人是华东野战军(后来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副手、才华出众的粟裕将 
军。虽然邓小平在淮海战役期间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毛泽东留给中共地方司令员自行决策的空间要远远大于蒋介 
石给其将领的空间。此时蒋介石已经对中共军队的高昂士气深感忧虑枣他们都是贫苦农民,盼着打了胜仗之后自己家 
里就能分到田地。淮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的军队在东北被中共的军队打败,也使他对内战的结局产生了悲观情绪。'123' 
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人数上多于刘邓大军,在淮海战役初期的战斗中歼敌也比受到敌军重兵围困的刘邓大军 
更为成功。时称「中原野战军」的刘邓大军(不久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在投入战斗后伤亡惨重,需要粟裕的华东野 
战军及其炮兵前来增援。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下令成立总前委,将 50 万中共军队纳入邓小平总书记的统一 
领导。 
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领导作用并非没有争议。刘伯承担心部队的安全,试图挖掘更多的战壕以抵御国民党军队 
的优势火力,邓小平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小平说,他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 
伤亡,也没有让部队挖筑更多的防御工事。 
但是,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领导的 50 万中共大军,在战役的后期还是占了上风。这一场大战既是军事上的 
胜利,更是士气的胜利,此后蒋介石的军队便退居守势,共产党的军队则继续向南和向西推进。事实上,淮海战役之后, 
国民党已经难以集结大军抵抗共产党的进攻了。中共军队轻松击溃抵抗,渡过宽阔的长江,迅速地西进、南进。日本首 
相中曾根康弘曾在 1984 年问邓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么时候感到最幸福,邓小平回答说,是他们克服兵力装备都不如 
对手的双重障碍,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三年。他特别提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124' 
随着中共军队的节节胜利,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取,部分军队需要留在城市建立军管会,以便管理城市和开始政 
权过渡工作。中共军队攻占上海后,邓小平有几周的时间亲自负责接管上海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军管会工作。过去一直不 
暴露身分的上海中共党员和支持中共的「进步」青年协助共产党接管了城市。邓小平会见当地各行各业的领袖,解释党 
的政策,选拔和任命下级部门的领导,以便在短暂的过渡期能够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持。他还大力发展新党员,以扩大上 
海地区的领导力量。上海市民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普遍欢迎共产党的到来。但是,中共还是用了 
数年时间,才克服了内战造成的破坏和混乱。在领导了上海的政权过渡之后,邓小平离开上海返回自己的部队,开始向 
大西南进军。 
在西南地区建立中共政权:19491966 
从 1947 年夺取东北到 1949 年年底控制全国,中共只用了两年多时间。每占领一个大区,中共就会成立一个「局」, 
领导该大区。1952 年以前,在北京逐渐建立起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期间,一直是由这六个大区的局承担着统治中国的主 
要责任。为了给这些大区的中共统治打下基础,毛泽东通常会挑选当地出身的人担任大区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四 
川人,而四川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省份。战时政委要服从司令员,和平时期则是司令员服从政委。因此邓小平便成了西南 
 
 
局枣共产党最后收复的六个大区的最后一个,有一亿人口枣的党委第一书记。邓小平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 1952 
年,直到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奉调回京,其职责也被转移到北京。 
在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邓小平要平定全区,把国民党的统治转变为共产党的领导;他要招募和训练党员, 
使之能够领导政府与社会;他要克服战时的混乱局面,领导整个大区的经济发展。'125'随着共产党在社会扎下根,他要 
承担起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责任枣治安、经济、工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 
平定西南农村地区的工作比其他地方更为困难,因为自抗战以来,这里一直是国民党的全国总部,国民党在这里 
拥有大量支持者;并且,对于逃到这里或融入当地民众的国民党军人来说,这个地区是他们的最后防线。他们中间有些 
人继续或被动或主动地反抗中共统治。为了确保肃清这些麻烦制造者,平定该地区,贺龙将军及其第一野战军也从西北 
来到这里,以便加强刘伯承军队的力量。共产党最后控制的省区是西藏。1951 年,邓小平从西南和西北军区抽调兵力 
控制了该地并建立了秩序。藏人缺少强大的军队,加之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前他们在川西的失败,使得对西藏的军事征服 
变得相对容易。邓小平明白,从长远看,西南地区的成败取决于能否选拔和留住精明强干的部下。因此他重用二野那些 
在维持部队士气、处理军地关系方面富有经验的政委,但也允许留用很多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只要他们愿意跟共产党合 
作。他还监督部下招募和培养有能力的年轻人,以充实地方党政机关。 
邓小平对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和拥护极为重视。在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他向当地政府官员和民众解释共产党的 
统治。他还组织招募和培训干部,让他们开展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土改。华南局的叶剑英曾受到批评,说 
他对当地的地主手太软;与叶剑英不同,邓小平在土改中成绩斐然,他斗地主,处决了一些大地主,把田地分给农民, 
动员地方农民支持新的领导,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邓小平还大力推动成渝铁路的建设。他认为这个连接该地区两座最大城市重庆和成都的项目,对西南地区的发展 
至关重要,而且这也是他父辈就想做的事。鉴于当时施工设备十分原始,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是邓小平和工人们百 
折不挠。1952 年,在离开西南局回京任职之前,邓小平自豪地参加了这条铁路的竣工仪式。 
建设社会主义:19521959 
1952 年,各大区的领导人奉调回到已经统治了全国的中央政府,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副总理。不久毛泽东 
又下达书面命令,指示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小平过目。这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及其回京后协调各项工 
作的关键角色深表信任。1956 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秘书长枣这是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关键职位枣和政治局常 
委之一。先前,他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会议,研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把个体农业和小工商业集体化、把大工业国 
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 
1953 年,财政部长薄一波丢掉了职务,因为毛泽东认为他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毛任命邓小平接替了 
他。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的一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他主导着与各省进行协商的政治过程,以确定各省要 
上缴多少粮食和税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虽然最后拍板的不是他,但在国家依然很贫穷的时期,他必须 
作出有重大影响的判断,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各省完成粮食配额和上缴税收的能力。'126'当时,毛泽东经常和高级干 
部开会,邓小平每个月都要和他一起开好几次会。1953 年底,邓小平和陈云(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向毛泽东密报了中共统治早期面临的最严重人事问题: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警告。邓小平和陈云 
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127' 
邓小平在担任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主角时,得以亲身观察毛泽东如何判断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作出影响 
全国的决策。毛虽然在晚年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但他当时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领袖。另外,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说周恩来总理是他遇到过的最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在巴黎和上海时就与周恩来相识的邓小平,也有 
机会观察到这位大师如何处理外交事务,如何全面领导政府工作。通过和毛、周一起参加会议,邓小平得以学习他那代 
人中这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此外,作为建立新组织的参与者,邓小平也有机会了解作出重大决定的 
理由,思考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大框架,这些经验对于他后来在 1980 年代重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有莫大帮助。 
1960 年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不过,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对付列强。从 1952 
年到 1955 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也要参与有关外交事务的讨论。而在 1956 年到 1966 年担任总书记期间, 
他还要处理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不含非共产党国家),在这个时期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共产党国家。 
 
 
例如,1956 年 2 月他是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正是在这次会 
议上谴责了史太林(Joseph Stalin)。与出席大会的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同志一样,邓小平也未被允许出席赫鲁晓夫做 
秘密报告的会议,但第二天他便获准看了讲话稿。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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